具体成果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得到前所未有拓展，新的故事学话语体系的构建，结构形态分析，叙事学、类型学、符号学、传播学方法的运用，比较研究更加深入等。这方面的重要文章有刘守华的《民间故事的叙事艺术》（1988）、靳伟的《民间故事的叙事结构》（1988）、周隆渊的《论民间故事情节组合的“三段式”》（1988）、杨思民的《中日民间“羽毛衣”故事异同及其文化源流》（1989）、刘守华的《AT461型故事追踪研究》（1989）等。二是研究范围、对象进一步拓宽，民间故事的本体论、原理问题仍然是研究的重要对象，故事的演述情境、传承路径和方式等问题，故事家、故事村、新故事等新出现的事象，也受到较多的关注。这方面高水平的论文更多，诸如月朗的《民间故事的传承路线》（1988）、刘守华的《文化背景与故事传承——对32位故事家的综合考察》（1988）、宋孟寅的《民间故事的语言风格与科学价值》（1988）、李溪的《黑色艺术——民间鬼故事的“有形”与“无形”》、许钰的《民间故事家个性特征的思考》、韩致中的《论民间故事家的地位、作用和基本条件》（1988）、袁学骏的《耿村民间故事村调查》（1989）、罗永麟的《论新故事的文学性》（1988）等。三是注重民间故事的文化属性，运用民俗学、文化人类学方法探讨民间故事所蕴含的民众情感及历史文化内涵。这是故事学研究的最通常的路数，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一直延续至今。主要论文有陈建宪的《民间故事与宗教文化》（1988）、王宵兵、张铭远的《脱衣主题与成年礼仪》（1989）和《民间故事中的考验主题与成年意识》（1989）、段宝林的《民主思想的颂歌——韩老大和五娘子的思想意义》（1989）等。

二

上世纪90年代的故事学主要是对80年代末的延伸，但研究更为深入和系统。以故事类型研究为例，80年代的类型研究仅涉及个别类型，而90年代对所有著名的故事类型几乎都有调查和研究，将这类论文一一列举出来，在一篇文章的篇幅里几乎是不可能。仅在1994和1995两年间，就有近十种故事类型被学者们所关注。其中有陈建宪的《论中国天鹅仙女故事的类型》（1994）、傅光宇的《“难题求婚”故事与“天女婚配型”洪水遗民神话》（1995）、范垂政的《论民间故事<天鹅仙女>的族属问题》（1994）、江帆的《AT706故事研究——谭振山讲述的<断手姑娘>及其比较研究》（1994）、刘晓春的《多民族文化的结晶——中国灰姑娘故事研究》（1995）、顾希佳的《龙蚕故事比较研究》（1995）、陈岗龙的《<尸语故事>：东亚民间故事一大原型》（1995）等。

除类型学的研究之外，还有故事学理论、比较故事学、故事演变史、故事讲述家、文化人类学故事学、民间故事原型批评、母题（主题）学故事学等均有一系列成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故事学研究的队伍不断壮大，涌现出一大批专注于民间故事研究的民间文艺工作者，他们在故事学方面大都有自己独特的研究领域，具有鲜明的研究个性。

在故事学理论方面，主要以许钰和刘魁立为代表。刘魁立热衷于中国民间故事分类体系的建立，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中国故事学研究要建立自己的研究平台，突出民族性，必须建设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分类系统，以面对浩如烟海的民间故事资料。基于此，刘魁立在《关于中国民间故事研究》（1994）一文中再次提出编纂具有中国特色的类型索引的必要，“编纂亚洲有关民族的比较索引”尤其必要与适时。中国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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