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方面的优秀论文举不胜举，诸如刘宁波、李琦的《兽性与人性：人与异类婚姻故事之人类学建构》（1995）、刘锡诚的《民间故事的文化人类学考察》（1994）、郑海的《男性文化对女性文化的冲突：难题求婚型故事研究》（1990）、徐华龙的《变婆考》（1991）、周北川的《“解难题”母题的文化人类学溯源》（1998）、安德明的《万物有灵与人兽分开——猿猴抢婚故事的文化史意义》（2000）、林继富的《守禁违约的背后——“猎人海力布”型故事解析》（2000）等。值得特别提出的是，顾希佳在这方面用功最勤，论文最多，成绩也最为突出。

神话——原型批评流派兴起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其代表是加拿大学者N•弗莱，他在1957年出版了《批评的解剖》一书。此书标志该流派达到了一个高峰。所谓原型“是无数同类经验的心理凝结物”，弗莱认为，“原型是一些联想群（associative clusters）”，是指“那种在文学中反复使用，并因此而具有了约定性的文学象征或象征群。”早在80年代初，就有学者将这种方法运用于故事研究，乌丙安的《藏族故事<斑竹姑娘>与日本<竹取物语>故事原形比较》堪称典范。到了90年代，更多的民间故事原型批评成果涌现出来，如刘晓春的《灰姑娘故事的中国原型及其世界性意义》（1997）、丁玲的《<孟姜女>故事的原型批评》（1993）、纪永贵的《蚕女故事的文学——文化学解读》（2000）、金名的《试论梁祝故事的原型与侠女说》（1991）、齐红伟的《桃花意象与阿妮玛原型》（1997）、万建中的《赶山鞭型禁忌母题的意象符号释义》（2001）等。上述成果在告诉人们：一些故事的内容和形式只不过是人们用来表现无意识欲望的一种工具。我们对故事的理解不能只停留在表层上，而应该像研究神话一样，更深入的挖掘故事的内在含义，即人类的无意识是怎样得到宣泄和满足的。

运用母题（主题）学研究民间故事的学者当中，王立和万建中的成果比较突出。仅在2000年，他们就发表此类论文多篇。王立发表的论文有《古代侠义复仇故事流变及其三种倾向》、《中古汉译佛经与小说“发迹变秦”母题——海外意外获宝故事的外来文化触媒》、《人兽通婚故事的人类学内蕴及积极质素》、《古代动物悼亡殉死传说的文化内涵》等；万建中发表的论文有《一场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对话——从禁忌母题角度解读天鹅处女型故事》、《蛇郎蛇女故事中禁忌母题的文化解读》、《两种理财观念的碰撞与农民心态的宣泄——识宝取宝型故事中禁忌母题释义》、《避讳型故事中禁忌母题的文化解读》等。上述文章从母题（主题）的角度审查民间故事，或者说把民间故事中的母题（主题）抽提出来进行专门“会诊”，是很好的母题（主题）学研究。这种研究是把拥有相同母题（主题）的不同类型的民间故事置于同一层面加以考察，清楚同一母题（主题）在不同类型故事中的分布及在某一故事类型中的流布，进而运用传统的民间文艺学的方法发掘各种母题（主题）的“文化遗留”（culture  survival）。

三

如果说中国故事学已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那么，中国故事学的理论和方法论体系是在90年代建构起来的。前面提供的类型学故事学、故事学理论、比较故事学、故事演变史、故事讲述家研究、文化人类学故事学、民间故事原型批评、母题（主题）学故事学等方面的一系列成果，尽管是挂一漏万，但足以说明中国故事学已是多种研究方法并存，成为较完整的学科分支。

当然，20年来，中国故事学学科实力真正的展示，还在于涌现出一大批高水平的故事学专著。这些专著共同建构了中国故事学比较完整的理论和知识系统，有一般理论的阐述、中国故事史的梳理、区域故事的分析，也有各种方法论的实践个案和专题研究，等等。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是罗永麟的《论中国四大民间故事》（1986），段宝林的《笑之研究——阿凡提笑话评论集》（1988），祁连休、肖莉主编的《中国传说故事大辞典》（1992），黄桂秋的《水族故事研究》（1991），曹廷伟的《广西民间故事辞典》（1993），金荣华的《民间故事论集》（1997），施立学的《关东故事学》（1998）、于长敏的《中日民间故事比较研究》，许钰的《口承故事论》（1999），万建中的《解读禁忌——中国神话、传说和故事中的禁忌主题》（2001），江帆的《民间口头叙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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