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90年代，比较故事学方兴未艾，比较的角度和范围逐渐扩大。对同一民间故事类型在历史上的具体流传变异过程和在不同民族、地域分布情况进行比较研究，历来是故事学的重要课题。钟敬文的《中日民间故事比较泛说》（1991）是一篇经典论文。通过中日两国相同的53种故事类型，论证了中国和日本的民间故事具有“亲密关系”，同类型的民间故事非常多。这种根据比较研究提出的结论，在我国学界还是首次披露。文中对两国的灰姑娘型教事和老鼠嫁女型故事进行了充分的材料引证，并从历史纵向的流变和两国间的细致区别上提出了自己的一系列看法。从事比较研究的学者中，刘守华是最突出的一位，发表这方面的论文最多。其专著《比较故事学》（1995）集中国现代比较故事学之大成，“目的在于倡导以更为系统的比较研究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和世界各国的民间故事，以充实我们对民族文化和人类文化的理解。”这部专著既是对此前研究成果的阶段性总结，又是“比较故事学”的建构尝试。作者提出，除进行跨国、跨民族的比较之外，还应进行跨学科比较。他说“我们应当在对民间故事作跨学科比较研究方面进行新的开拓。这就不能停留在只是对民间故事的某些传统形象和情节作民俗学、宗教学解释的水平上，虽然这种解释也是必要的。而要有意识的以比较的观念和方法让两方面互相参照，彼此阐发，现出新的意蕴。在以刘守华为主的学者们的共同努力下，比较故事学在中国比较文学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从“史”的角度研究古代故事文本，刘守华可谓一枝独秀。他梳理了许多故事类型演变的轨迹，《中国民间故事史》则是这方面的扛鼎之作。

正如许钰在《民间故事讲述家及其个性特征》（1995）一文中说：故事讲述家研究“在80年代形成了一个不小的热潮。”当时，围绕着著名的故事家金德顺、满族三老人（李马氏、佟凤乙、李成明）、山东四老人、刘德培等的调查和故事集的出版，学者关于故事家的传承活动、个性风格乃至传承能力展开大量讨论，形成了一批很有参考价值的研究成果。到了90年代，对故事讲述家的关注不再局限于讲述者本人，而扩展到讲述者与讲述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讲述者所处的演述环境、具体场景、生活契机等方面来探讨故事讲述活动展开的程序过程。王作栋多年跟踪调查刘德培故事讲述活动，他的《从村落到社会——中国农民故事家刘德培故事活动简论》一文（1995），在村落社会生活中审视故事家刘德培故事讲述的实际形态，大大拓宽了对讲述主体的观察视野。江帆的《论辽宁女故事家活动的文化特征》（1990）则把性别意识引入故事传承的研究当中，从性别差异的独特角度研究女性讲述人，揭示了女性讲述人的“在场”优势及其她们的身份、角色、讲述行为的特征。江帆的另一篇重头文章《口承故事的“表演”空间分析——以辽宁讲述者为对象》，运用表演理论清理了讲述者与听众、讲述者与研究者之间的对应关系。这些研究包含了表演场景、活动过程、记录文本（内容、体裁、风格、形式、思想情感）、生活意义等故事讲述活动的各种因素的考察，将故事学研究引入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天地。

在文化人类学故事学领域，参与研究的学者众多，他们依循人类学研究的路子，直接从民众中搜集第一手材料，强调正在流传的故事材料的重要意义，并将文献材料和“田野”材料进行比较处理，经过分类分析，揭示故事的历史根源、文化意蕴、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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