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上述概论性的民俗学著作各具特色，如陶立璠著述的《民俗学概论》以对民俗事象的归类研究为主；而叶涛、吴存浩著《民俗学概论》则增强了原理探讨的部分，对民俗事象的归类研究大为减少；陶思炎的《应用民俗学》则把民俗文化看作一笔可资利用的资源，探讨其在精神文明或物质文明建设中的作用。钟敬文对于自己主编的《民俗学概论》并不满意，他在为该书撰写的《前言》中写道：“（本书）比过去出版的几本概论书，多少可能有它自己的长处。但是，它不免有缺点，例如，各章的观点、乃至于写法并不完全一致；行文的体例，彼此也互有参差。作为一本有体系的著作（特别是教科书一类的著作），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在它初创时，我们曾想编一部可供大学教师、学生使用的教本，但是，现在显然没有达到原来的要求。事实求是，我们只能把它称作‘教学参考用书’吧。”钟敬文以为该书编撰水平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不适合做大学教师或学生使用的教材。或许有人会认为这是钟敬文的谦虚之言，但就我看来，这却很可能是他的肺腑之言。该书出版后，学界也有人提出批评。在我看来，该著的主要问题在于在“民俗”之下囊括了太多的文化现象，给人一种跑马圈地的感觉，使人们头脑中本就不很清晰的“民俗”概念更加模糊。但该著的学术价值仍然不可忽视，从积极方面看，该著较一般概论性著作多出中国民俗学史、外国民俗学，及民俗学方法论等几个部分，就此可以看出编著者建构民俗学科理论体系的努力，表现出为一般民俗学研究者所不具备的学科体系建设意识，为今后民俗学科体系的建设提供了理论上的借鉴；从消极的方面讲，它也激发了我们对民俗概念，及民俗学研究范畴的进一步思考和探讨。 新时期以来，在民俗学基本原理研究方面，除上述概论性的著作之外 ，还有乌丙安著《民俗学原理》[29]、《民俗文化新论》[30]、张紫晨著《民间文艺学原理》[31]，这些著作较前述概论性著作在对民俗学基本理论的探讨上更为深入，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新见，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民俗学基本理论。
这一时期，民俗学界还有一批民俗理论专题研究成果问世，这里所说的专题性理论研究即是指对民俗学的某一领域或就民俗学某一方面的问题展开的理论探讨，这类研究在理论探讨上往往更为深入。潜明兹著《中国神话学》[32]、吕微著《神话何为：神圣叙事的传承与阐释》[33]、李扬著《中国民间故事叙事形态学》[34]、江帆著《民间口承叙事论》[35]、高丙中著《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36]、董晓萍著《田野民俗志》[37]、户晓辉著《现代性与民间文学》[38]等著作都属于新时期民俗学专题研究方面的成果。这里应该特别强调一下的是高丙中的《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一书。高氏在该著中借鉴西方民俗学、社会学、哲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从“民”与“俗”两方面入手，深入探讨了民俗的概念与范畴。我以为，该著的观点能否为学界所认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是我国民俗学界少见的一部具有理论深度的著作，在民俗理论探索方面，高氏无疑为我们做出了榜样。中国民俗学者很久以来就认识到民俗研究中田野调查工作的重要，在民俗学科在我国草创之初，顾颉刚就组织了著名的妙峰山香会调查。新时期以来，在我国民俗学界更是大兴田野调查之风。董晓萍的《田野民俗志》一书，从方法论的高度和技术层面对田野作业做理论探讨，是一部对民俗学者田野调查工作具有指导意义的著作。该著主要就现代田野作业过程模式、田野报告的写作与表述策略，及现代田野作业技术的特殊训练等几个方面展开理论探讨，由于著者有着丰富的田野调查经验，及受到过严格的专门训练，故该著具有内容丰富、见解深刻的特点，是近年来民俗学界在理论研究方面的一大收获。在此有必要提到的还有乌丙安的《论中国风物传说圈》一文，文中指出，传说一般情况下都有一个基本中心，由此中心向风物圈边缘扩张开来，形成传说特有的走向[39]。该文在民间文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是一篇传说理论研究方面的重要论文。
作为一门科学，民俗学应该有多个分支学科，民俗史、民俗学史都应该是民俗学重要的分支学科之一。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方面的著作一直少见，为人所知的也就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55级学生集体编写的《中国民间文学史（初稿）》[40]，而该著以反映我国农民革命斗争为中心构建民间文学史的体系，特别强调民间文学领域里两条路线的斗争，其荒谬也就不言自明。新时期以来，人们开始重视民俗史和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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