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自新时期恢复民俗学科建设以来，民俗学界在民俗学研究队伍建设、民俗文化的搜集和整理、民俗学研究，及民俗学组织的建立与研究活动的开展等几个方面都作出了一定成绩。我以为那种认为二十几年来民俗学界缺少建树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这种批评是主观随意式的，这些批评者缺乏对新时期以来民俗学科发展过程的基本了解。与一些大学科相比，民俗学科的状况自然还算不上“成熟”或“完善”，民俗学的研究队伍也算不上兵强马壮。但是，如果从这个角度批评民俗学界那是不公平的，因为没有哪门学科在文革中经历了那样惨重的挫折，以至于几乎成了绝学！也没有哪个学科在新时期之初，是“十几个人，七、八条枪”的廖落局面，叫花子与海龙王之间是没什么可比的！至于有人以民俗学界新时期以来没有产生风标高举、掷地有声或曰厚重的高质量的学术成果为标准来批评民俗学界，这种批评方法则不仅仅适合于民俗学界，也完全适用于史学界、古代文学界，等等。恐怕没有哪门学科、哪个人能经得住这种方式的拷问，譬如，我们完全可以以这种方式质问文学理论界：“你们这么庞大的研究队伍，占有这么多社会资源，怎么就没有一个人比得上王国维？怎么就没有一部著作比得上《人间词话》？”至于批评民俗学界没能让民俗学“展示出它特有的学术魅力，吸引住众人持久的目光”之说，更是表现出批评者根本未了解民俗学研究的真谛。民俗学研究不同于民俗文化，耍狮子、舞龙、划龙舟、唱山歌，当然有可能吸引住“众人”持久的目光，而民俗研究是一种理论研究，与其他人文社科学科一样，存在曲高和寡的问题，单单要求它吸引住“众人”持久的目光是没道理的。除非让民俗研究者不断去迎合各地开发民俗文化资源的需要，为神话人物或传说人物确认老家，这样或许能制造些轰动效应，吸引住“众人”。我们认为，无论是一个学人，还是一门学科，都不应该盲目自大、故步自封，拒绝他人的批评。但是，我们需要的是有根有据、实事求是的学术批评，对于那种主观随意式的批评，我们则应该作出自己的判断。目前，对于民俗学界的批评就存在着一些不客观、不公正的现象，有人全然不顾民俗学学科建设的低起点，对民俗学界提出不合实际的要求，在与其他学科的比较中，批评其不完善、不成熟；有人甚至在对民俗学界的批评中，有意运用耸人听闻之言以制造轰动效果，吸引人们的眼球，如某人就钟敬文主编的《民俗学概论》撰写的批评文章，不但以“新中国为什么没有民俗学理论”这种具有揭秘式口吻的设问为题，而且还以大批判式的口吻提出“这种指导思想会把青年人引向何方？”的文革间“扣帽子”式地质问[98]。

    民俗学界并非不存在问题。譬如，这些年发表的民俗学研究方面的文章不少，出版的民俗学研究方面的著作也不少，可是，就民俗学基本理论做专论或总论性深入探讨的文章或著作却不够多，民俗学基本理论的研究长期以来基本停留在“概论”的水平上。这种现象理应引起民俗学界的注意，我们应该在下一步的研究工作中进一步加强民间文学或民俗学基本理论的建设。中国民俗学会、民间文艺家协会所做的工作也不尽如人意，譬如组织太松散、人员太驳杂，因而也就缺乏权威性或号召力。两个机构的负责者应该作一些反思，考虑如何让这两个机构在未来中国民俗学科的建设中有更大作为，发挥更大的作用。此外，还有其他一些方面的问题，出现这些问题的责任则很难说应由民俗学界来承担。就学术阵地而言，1980年成立的民间文艺出版社，十七年前就已经关门大吉；目前仅有《民俗研究》、《民间文化论坛》两本公开发行的刊物，《民俗研究》还是季刊。就学科地位而言，民俗学尚处在“妾身未分明”的状态，民俗学研究者无论是申报课题还是上报成果，时常不知道在表格上的学科门类一栏是填法学，还是文学、抑或社会学、民族学，最后的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从其在大部分大专院校的处境看，民俗学研究者往往是一种尴尬的角色，没有自己的教研室；承担的课程都是选修课；即使带博士、硕士研究生，也常常是挂靠在其他专业名下。可是，这种状况并不全是民俗学界自身造成的，也不都是民俗学界自己能够解决的。

    二十几年来，民俗学界取得了相当的成绩，我们没理由自惭形秽，当然，也决不应该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果，民俗学这门学科要走的路还很长，前边还有许多高峰需要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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