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是封建文艺，对其持贬低甚至否定态度。尽管作为政治问题对胡风进行的批判和监禁已经得到了平反，但他对民间文艺问题的见解，仍然不能不认为错误的、不能赞同的。在文艺界和学术界持这种观点的当然不止胡风一人。从而引出了什么是中国文学史的主流的讨论。最早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章是陆侃如发表在《文史哲》1954年第1期上的《什么是中国文学史的主流》一文。到“大跃进”中，出版了以民间文学作为中国文学史的“主流”和“正宗”的两部著作：北京大学中文系55级集体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和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55级集体编写的《中国民间文学史》。作者们提出了民间文学是中国文学史的“主流”和“正宗”的口号。对这两部书的出现，报刊上充满了一片赞美之词，同时（1959年）也围绕着“主流”问题展开了争论。《光明日报·文学遗产》《解放日报》《文汇报》《文学评论》《文史哲》《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复旦》《读书》等报刊都发表了许多文章。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召开过讨论会。被称为“红色文学史”的学生著作是新生事物，但“主流”论和“正统”论的提出，显然是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左”倾幼稚病的产物。尽管在这种“左”的思潮面前，许多知名学者不愿意去硬碰批评，也还是有许多学者发出了不同的声音。《解放日报》（1959年3月19日）发表程俊英和郭豫适的《应该把作家文学视为“庶出”吗——“民间文学正宗说”质疑》，《光明日报·文学遗产》（1959年4月5日第254期）发表乔象钟的《民间文学是我国文学史的主流吗？》，《光明日报·文学遗产》1959年4月19日发表刘大杰的《文学的主流及其他》后，何其芳在《光明日报·文学遗产》1959年7月26日起连续三期发表了《文学史讨论中的几个问题》。到此，“主流”论就告结束了。
（三）关于民间文学范围界限问题的讨论。
第一次提出民间文学的范围界限问题的，是克冰（连树声）在《民间文学》1957年5月号发表的《关于人民口头创作》一文。到1958年新民歌运动起来之后，又出现了群众创作的新故事。新民歌与新诗的界限模糊了。新故事与传统故事之间哪些属于继承，哪些属于创新？人人作诗，人人画画，人人唱歌，农民知识分子化，共产主义很快就要来到了！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不是很快会“合流”了吗？这些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出现的“新问题”提到了民间文学研究者们的面前。1961年4月和11月，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研究部与《民间文学》杂志联合召开了两次“社会主义时期民间文学范围界限问题讨论会”，并在刊物上陆续发表文章。来自一些大学的民间文学教师，许钰、段宝林、朱泽吉、义龙、吴开晋和李文焕等，在会上发言；贾芝、天鹰、巫瑞书、陈子艾、王仿等发表了文章，都对“新事物”持肯定态度。所谓社会主义民间文学的范围界限问题，包括：第一，社会主义时期民间文学的特征；第二，社会主义时期民间文学的范围界限与合流问题；第三，新民间故事问题。[14] 在头脑发昏、思想膨胀的情况下，认为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会很快合流的想法，如同“一觉醒来就进入了共产主义天堂”一样，是多么天真多么荒谬呀！这个问题，始作俑者是周扬，他在《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里说：“诗歌和劳动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的基础上重新结合起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民歌可以说是群众共产主义文艺的萌芽。”研究者们正是从这里出发，去想象民间文学的共产主义思想和作家文学与民间文学的合流的。到1960年8月，讨论中出现了尖锐的意见分歧，问题再次摆到了周扬面前。他说：“总的趋势是要合流的，但合流的时间有多长？当然是要随着整个社会的发展。民间文学、民间文艺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它同人民和历史的范畴一样，同历史上发生的任何事情一样，有它的发生，也有它的消灭。民间文艺将来是会没有的。要搜集新民歌，也要搜集旧民歌。毛主席说，民歌新的要搜集，旧的也要搜集。毛主席非常重视旧民歌。因为旧民歌里面有很多宝藏。（民研会）既然是研究会，还是要强调搜集工作，强调研究工作，新旧都要，新的要搜集，旧的要搜集，新的有个范围，旧的也有个范围。……正是因为发展中的民间文艺就在群众创作里头，包含了许多新的不定性的民间文艺，因此民间文艺研究会应当去重视它，推动它，但不能把推动群众创作作为全部任务，因为它还要去搜集、研究过去的……它是从研究新旧时代的民间文艺，用研究的成果去推动。”[15] 经过两年多时间，周扬显然冷静下来了，他的话讲得科学多了。
（四）关于民间文学与宗教关系问题的讨论。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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