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文学与宗教信仰的关系十分密切。有些古老的作品，甚至是与宗教揉合在一起难解难分的。在搜集整理民间文学作品时，遇到有关宗教的情节，如图腾信仰、神灵人物、宗教忿围等，为了避免惹来麻烦，往往会被搜集整理者无端地删去或改编，这就给读者一个虚假的文本，给研究者造成迷误。讨论是在昆明的《边疆文艺》杂志上开展的。该刊自1961年4、5月号至1962年10月号，先后就这个问题发表了5篇文章。争论是由陈戈华的《泛谈宗教与文学》引起的。讨论涉及到五个重要问题。第一，关于对宗教的理解。第二，关于宗教对文学的作用问题。第三，关于民族民间文学神话中的神和宗教中的神的问题。第四，关于宗教与民族民间文学的关系问题。第五，关于宗教文学的产生问题。[16] 这次讨论是在坚持“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烟”的论断前提下发表意见，其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这次讨论的积极作用是提出了和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宗教对文学的发展既有消极的作用、也有积极作用，承认了不是任何宗教和任何时期的宗教对文学的影响都应该予以否定。宗教的神与神话中的神，没有明确的界限，但也不可相提并论，有时二者是对立的。这无疑是一种唯物主义的态度。
（五）关于“花儿”的“来龙去脉去脉”的讨论
“花儿”是流传于青海、甘肃、宁夏的一种民间对唱歌曲形式，为当地汉、回、撒拉、藏、东乡、裕固这6个民族的共有民歌。1958年新民歌运动中的浮夸风与虚假风，渐而为人们所认识，因而从1961年起，青海省“花儿”研究者们围绕着民歌如何发展和提高的问题展开了讨论。《青海湖》1961年第9期发表黄荣恩的《青海“花儿”的来龙去脉》后，讨论渐而进入了 “花儿的来龙去脉”即“花儿”源流的层次。接着，该刊第12期发表了赵村禄的《“花儿”的来龙去脉再探》，《青海日报》1962年3月10日发表刘凯的《可疑的和可信的》，《青海湖》1962年第6期发表南京大学教授孙殊青的《“花儿”的起源——“花儿”探讨之三》，《青海日报》9月9日发表黄荣恩的《河州是“花儿”的正宗质疑》，《青海日报》11月7日发表刘凯的《“花儿”与“叶儿”》，《民间文学》1962年第6期发表王浩和黄荣恩的《“花儿”源流初探》，《青海湖》1963年第1期发表刘凯的《再谈“花儿”与元代“散曲”》等。这次关于“花儿”的源流的讨论持续了两年，虽然文章大多发表在青海的报刊上，“花儿”的流行区甘肃省的研究者和文化界没有响应，就其深度和影响来讲，是具有相当学术水平的。20年后，甘肃民间文艺研究者魏泉鸣在《青海民族学院学报》上发表《青海对花儿来龙去脉的探讨》的文章，认为这次讨论“为尔后的花儿学研究，开了良好的先河”，可看作是这次讨论的一个总结。青海省民间文学界60年代关于“花儿”的讨论，作为“花儿”研究的开端，走在其他民族和地区的民歌研究的前面。
◎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的开拓
（一）建国之初到1957年反右斗争为第一个阶段。
这一阶段中，民间文学的研究和评论甚为活跃，在理论研究和评论的队伍里，既有民间文学专家、历史学家，也有从事一般文学研究的理论家，在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上，尽管当时基本上或多数是在社会学的、文艺学的框子里进行的，但其发展状况是良好的、平稳的、有创造性的。《光明日报》1950年3月起开辟《民间文艺》专版，每周一期，发表民间文艺作品和研究文章。以发表理论文章为主的《民间文艺集刊》也于1950年11月在北京创刊。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主编的《文艺集刊》第1册于1951年9月29日出版。相继出版的民间文学理论著作有：钟敬文编《民间文艺新论集》（中外出版社1950年8月，北京）；赵景深著《民间文艺概论》（北新书局1950年，上海）；钟纪明著《向民间文艺学习》（华东新华书店1950年10月，上海）；袁珂《中国古代神话》（商务印书馆1951年4月）；钟敬文著《口头文学——一宗重大的民族文化遗产》（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部1951年，北京）；钟敬文著《歌谣中的觉醒意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部1952年9月，北京）；唐因著《谈民间歌谣》（人间书屋1952年，北京）；钱静人著《江苏南部歌谣简论》（江苏人民出版社1953年）；李岳南著《民间戏曲歌谣散论》（上海出版公司1954年）；天鹰著《论歌谣的手法及其体例》（文化生活出版社1954年）；何满子《神话试论》（上海出版公司1957年）；匡扶著《民间文学概论》（甘肃人民出版社1957年）；天鹰著《中国古代歌谣散论》（上海古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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