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的局限，那时中国只能“一边倒”，倒向苏联。苏联的确在社会科学许多领域里比我们高明，但他们也有严重的教条主义。介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苏联的民间文学理论是时代的潮流，苏联的理论和方法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是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唯一理论体系。《民间文学》发表过恩格斯青年时代写的《德国的民间故事书》[3]和《爱尔兰歌谣集序言札记》[4]，以及高尔基的《论民间文学》、《论故事——〈一千零一夜〉俄译本序言》、《谈〈文学小组纲要草案〉》等文章。[5]《民间文艺集刊》和《民间文学》杂志从创刊之日起就不断发表余绳荪、王智量、曹葆华、连树声等翻译的苏联学者的民间文学研究文章。最早翻译的是克拉耶夫斯基著《苏联口头文学概论》和阿丝塔霍娃著《苏联人民创作引论》。[6] 1958年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研究部又编选出版了《苏联民间文学论文集》。同时出版的还有：《民间文学工作者必读》、《什么是口头文学》、《苏联民间文艺学40年》等。[7] 那时，连老民俗宗教学家江绍原先生，也沉浸在翻译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家和苏联民间文学理论之中。他发表过《恩格斯论德国民间传说中的英雄龙鳞胜和》的长文[8]，还出版过一本以“文种”的笔名翻译的《资产阶级民族学批判译文集》。[9] 其中就选译了苏联著名民间文艺学家、莫斯科大学教授契切罗夫的《拉格朗男爵——反动民俗学的理论家》。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当时我们所翻译和介绍的苏联民间文学理论，还多是些单篇文章或入门读物，许多重要的理论专著并没有介绍过来。在一般从事民间文学研究的人的心目中，苏联的理论就是这样的，其实苏联民间文学界和民俗学界是有不同流派存在的，在主流之外，就还存在着和发展着被西方学界称为“形式主义”的流派，而我们却对此一无所知。而更重要的是，对西方的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理论成果，亦步亦趋地跟在苏联人后面，对其采取排斥和批判的态度，不能不使我们自己长期处于半封闭的状态中。
对于这种“一边倒”的情况，钟敬文曾写道：“十月革命后的苏联的学术，对我们的新学术的建设有过很多影响。我个人在这方面的经验是微小的。可是，它可以证明在苏联科学的引导下，我们能够怎样避免错误和比较快步前进。解放以来，我比较有机会学习苏联学者和教育家们关于人民口头创作的优秀理论。凭着这种理论的启发和帮助，使我能够抛弃了那些不正确的看法，使我能够解决那些有疑惑的问题，和重视那些原来不大留意的课题。”[10] 《民间文学》1957年11月号发表编辑部文章《认真深入学习苏联先进经验为发展我国民间文学事业而奋斗》，提出了学习苏联先进经验是“我们必须坚持的方针”。同期的《编后记》说：中国的民间文学工作，是“直接在苏联的文学艺术和民间文学工作的经验的影响下成长和发展起来的”。那时的情况就是这样。苏联的理论和影响，一方面推动了我们的学术发展，另一方面，他们的教条主义也给我们自己的“左”倾思想推波助澜。
“左”的思想是越来越严重的。1954年《民间文学》创刊时的钟敬文撰写的《发刊词》指出： “过去人民所创造和传承的许多口头创作，是我们今天了解以往的社会历史，特别是人民自己的历史的最真实、最丰饶的文件。……在这种作品中，记录了民族的历史性的重大事件，记录了广大人民的日常生活和斗争，记录了统治阶级的专横残酷和生活上的荒淫无耻……作为古代社会的信史，人民自己创作和保留的无数文学作品，正是最珍贵的文献。我们都读过或知道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它是列宁所称赞的‘现代社会主义的基本著作之一’。在这部原始及古代史的经典著作里，恩格斯就引用了希腊等民族的神话、史诗、歌谣去论证原始社会的生活、制度。人民的语言艺术，在这里发挥着远古历史证人的作用。我们今天要比较确切地知道我国远古时代的制度、文化和人民生活，就不能不重视那些被保存在古代记录上或残留在现在口头上的神话、传说和谣谚等 。”[11] 这个《发刊词》除充分地估价了民间文学的文艺作用即教育作用和审美功能外，特别阐述了民间文学的认识作用，是力求兼顾到民间文学作为文艺创作的源泉和参照与作为学术研究的资料这两个方面的功能的。到1957年5月号的《编后记》中还理直气壮地提出批“左”，说“‘左’倾教条主义在民间文学的各种有关工作——搜集、整理、编辑、出版、研究、教学……中都起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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