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文章有：钟敬文的《对于民间文艺的一些基本认识》（《光明日报·民间文艺专刊》1950年3月1日）、《民间文艺学上的新收获》（《新建设》1951年5卷1期）、《略谈民间故事》（《民间文学》1955年10月号）；严辰《谈民歌》（《人民文学》1950年6月1日2卷2期）；何其芳《论民歌》（《人民文学》1950年11月1日3卷1期）；孙作云《说羽人——羽人图、羽人神话及飞仙思想之图腾主义的考察》（《国立沈阳博物馆筹备委员会汇刊》1951年）；孙剑冰《〈阿诗玛〉试论》（《文学研究集刊》1956年第1期）；毛星《不要把幻想与现实混淆起来》（《民间文学》1956年4月号）；乌丙安《第二次国内革命老根据地歌谣简论》（《教学研究集刊》1956年第1期）；徐旭生《禹治洪水考》（《新建设》1957年第7期）；顾颉刚《息壤考》（《文史哲》1957年第10期）。

    这一阶段的民间文学理论研究，从选题上看，多数属于阐释民间文学的社会历史价值的；也有的属于民间文学专题研究，如民歌、神话、叙事诗等，这方面的文章数量虽少，却达到了较高的水平。钟敬文、何其芳、天鹰、孙剑冰、孙作云的著作或文章，在各自不同领域里带有开拓性的作用。建国初期在神话研究方面，就几乎同时出现了两部专著：一部是袁珂的《中国古代神话》；一部是丁山的《中国古代宗教神话考》。袁珂的书于1951年初即出版，且颇受到读者欢迎，一版再版，到1956年已印行67000册之多。丁山的书稿于1950年12月15日完成后，一直未能出版，直到1961年2月才得以以龙门联合书局（科学出版社副牌）的名义作为“内部资料”出版，而且第一次印数只有1300册。这两本神话研究著作在研究方法上各有特点。袁著以夹叙夹议的方式，归纳梳理散乱庞杂的中国古神话资料，使其系统化，以求恢复中国神话固有的“旧观”，同时作者还力求站在唯物史观的立场上，阐发其文化的内涵，探讨其历史化的原因，从而成为我国第一部系统的中国神话全书。丁著则以比较神话学和比较语言学的方法，考订和论证包括史前神话、夏、商周、秦诸代的世系传说在内的中国古代神话与宗教的关系和演变，从而探索中国文化的来源。这两本神话研究著作，很自然地成为建国初期中国神话学的代表作。这个时期研究工作中的缺点和不足是，对于民间文学的一些重要问题，特别是基本的问题（例如民间文艺的本质、它的特征、境界及演变的规律等）还没有人着手去做深入的探究。而“有些讨论问题的文章，大概由于作者一般理论修养的缺乏和钻研精神的不够，多少不免犯着材料主义或主观主义的毛病。他们往往在文章里罗列了许多材料，却没有什么新颖精确的解说，论断，或者不仔细研究资料和相关的各种情况，只凭着一些社会科学上的抽象原理、原则，就大意地下判词。”[17]

    （二）1958—1964年为第二阶段。

    1956年提出“双百”方针后不久，就开始了反右斗争，正常的学术研究和秩序被打断。尽管1958年新民歌运动中，搜集工作得到了较大的发展，民间文学的学术研究却一直滞后，学术性的研究被对新民歌的虚夸赞扬所掩盖。三年困难结束，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文艺界相应地于1962年出台了《文艺八条》，调动一切积极力量，一向被当作资产阶级学者的老专家顾颉刚、魏建功、常惠、容肇祖、周作人、杨成志等，也被请出来参加活动，写文章。[18] 过去宣传的是延安文艺座谈会把我国民间文学工作“引上了无产阶级的轨道”，1962年却能够举办《歌谣》周刊创刊40周年的活动，也承认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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