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数腐败分子，决不像胡长清这样“大义灭亲”。他们也奢靡泼天，也花天酒地，但从腐败的动因与操作方式看，他们更多的是为着家庭或者亲朋的利益——

    前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温州市副市长杨秀珠，于2003年4月20日携女儿一家从上海浦东机场出境，至今不见踪影。杨秀珠胞弟、铁路房开公司副总经理杨光荣受贿案案发，正是引发杨秀珠出逃的“导火线”。

    杨秀珠素有安插亲信、亲戚的“喜好”，在她部署的精密棋局中，除在铁路房开公司中由其亲信高云光任副董事长，其弟杨光荣任副总经理，在其分管的温州铁路房开物业公司、温州铁龙房地产开发公司、温州市建设配套市政工程公司、温州绿城环境建设公司等均是帮助其捞钱的项目公司，公司的重要职位也均由杨的亲信或亲戚一网打尽。杨秀珠对其几个弟弟的安排尤其富有“深意”。当其弟杨龙光被安排在温州市建设局任房地产开发处处长，手掌实权了，杨还一度设法将其另一个弟弟杨龙翔安排至温州市纪检部门高位，但终因反对力量太大，最后不得不安排了后勤处处长的职位。

    一时间，杨秀珠成了全国媒体上的“焦点人物”，涉及的金额说是已达2.5亿多元人民币，比成克杰还多，不仅仅被指为“温州巨贪”，还富有具戏剧性的是：时年已经59岁的她，带着女儿、女婿和外孙，一家三代人从从容容地“逃离”了中国。此后，检察机关曾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红色通缉令，依然无果。海外华侨界甚至传闻杨已整容，令该案前景更显得扑朔迷离。

    2004年12月宣判的前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儿媳易阳一案又是一例——

    33岁的易阳原系贵州省工商银行的干部，1997年下半年辞职下海经商。她辞职的事刚开始刘方仁并不同意。夫妻俩多次劝父亲，“没几年你就要退休了，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不如让我们下海找点钱。”后来刘同意了。辞职后，易阳在贵阳开办了自己的公司。 1999年初，北京世纪兴业投资有限公司准备收购贵州中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部分国有股权。该公司董事长刘志远了解到易阳的特殊身份后，请她帮忙，但同时也在找其他关系。易阳放风说，“在贵阳，这事只有我才摆得平”。经过几次协商， 双方约定如收购成功，刘志远付给好处费500万元人民币。

    同年7月底，易阳通过刘方仁给贵州省及贵阳市政府某领导打招呼后，刘志远的收购得以实现。易阳分四次收到刘志远送的500万元的好处费，她与丈夫一道对刘方仁说，“这笔钱是我帮全家人找来的。”

    2002年7月，全家人一起商量了这500万元的分配方案：刘方仁夫妇200万，刘方仁的大儿子、女儿各50万，易阳和丈夫及孩子200万元。

    在法庭作最后陈述时，易阳声泪俱下：

    我作为一名高干子弟(哽咽哭泣，停顿)，我十分羞愧(停顿，用手巾擦眼泪)。我的行为，不但害了我自己，还给我的家人带来了不幸。(哽咽，过了好一会，易阳才用低沉的声音继续陈述。)我错用了爸爸的权力！

    我也是一个普通的女人、普通的母亲(擦眼泪)，我30岁才生孩子，孩子出生还不满11个月，我就因为此案离别了嗷嗷待哺的孩子(哭泣)。 我有今天，是因为自己的贪欲，还有父母疏于教导(哽咽哭泣)。身居高位的爸爸，没有始终如一地对我们严厉管教和约束。我本来有一份很好的工作和一个有很好发展的事业，今天成了这样。 (哭泣停顿两分钟)悔不当初呀，希望大家和其它高干子弟以我为鉴！

    我很难相信在杨秀珠、杨龙光和刘方仁、易阳等人犯罪之后，家庭、家族型腐败便会洗尽铅华，金盆洗手。

    法庭上易阳的一番“以我为鉴”的泣说，可能充满着最大的善意，但现实的情况却是，就在我写作本章的时候，日前，湖南省政府原副秘书长王道生及其子王健因巨额受贿罪，分别被判处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11年。王道生是该省继2002年唐见奎案之后又一个因经济问题落马的省政府副秘书长，而且前赴后继的两人均涉及家族腐败。在唐案之前，湖南省机械局原局长林国悌、湖南省交通厅原副厅长马其伟亦都是带着家人一起犯罪。

    据报载，从传统中国的长河里沉渣泛起的家庭、家族型腐败，正是当今中国严重泛滥的腐败现象的一个重要特征，已在官员腐败的案件中占八成以上。而且家庭、家族腐败具有掠夺财富的疯狂性，侵吞国家资产的数额往往达几百万、几千万元甚至上亿元，对经济危害特别巨大。（2004年12月31日 中国新闻网 ）

    时下，无论是在京都、上海或是深圳，还是在不过弹丸之地的小小县城，人们总能够发现一些身后总有权力的影子在明里暗里飘拂的怒马鲜车、锦衣玉食的家庭、家族，看起来一个个气派堂皇，勾兑紧密，似乎有着前二百年的根基，后一百年的期许。可其实，很可能它们就是早已霉烂了的糊墙纸，只有一处出现了破绽，很快就能够大片大片地撕下来……

    对日本人来说，亲属集团并非一定是第一位的。个人最重要的归属集团，一般取决于他有机会加入的那个得以朝夕相处同事、同窗或互为战友的集团，而加入这个集团的资格具有许多不确定因素。

    在日本，亲属集团对个人的重要性要小得多。当他在亲属集团以外的集团里失败、或受到排斥时，他们很难像中国人那样可以很容易地在亲属集团里找到疗治身心的静谧丛林，起死回生的诺亚方舟。为了寻求生命价值的终极意义，日本人必须完全献身于他们有机会加入的那个团体，从大的方面来说，这个团体就是屹立在列岛上的国家；从小的方面来说，这个团体就是军队，就是公司，或者学校。一旦在对该集团的归属上发生了质疑，对个人来说就可能是灾难性的，其亲属集团几乎不能起到任何保护作用。

    对日本人来说，仅仅因为大家都姓“山本”或“小野”，或者仅仅因为大家都是福冈人、扎幌人便缔结成一个关系密切、强有力的集团是不可思议的。在海外派驻机构中，索尼公司的职员之间更容易结成密切的关系，他们与东芝、夏普、日立或是别的公司的职员来往不多，可能还互有戒备。非亲属集团内成员的关系，更容易超越家族、同乡层面，而进入国家、军队或公司、学校的层面，从而较快地实现集团的目标，鲜明地表现出集团的特色。

    在日本有两所私立大学最出名——庆应大学和早稻田大学，号称“私学双璧”。

    大多数中国人好像不太了解庆应大学，知道早稻田的却很多。或许是因为这所大学有一个颇为古怪的校名，这个校名与日本人的姓氏也如出一辙——一直到上个世纪20年代，该学校的周边环境还是蛙鸣如鼓，稻田一片……

    其实，早稻田之所以在日本人心目中卓而不凡，是因为它是一所平民学校，庆应则是一所精英的学校。从历史上看，庆应的毕业生，大都进入政界、商界、学界和医学界，即所谓上流社会；早稻田的毕业生则大量融入日本社会的各个阶层。时至今日，随着社会发生的巨大变迁，早稻田的毕业生也有不少进入了政界，但是该校最珍贵的品牌，决不是在中国国内许多大学校庆典礼上常常毫无愧色地就坐于主席台上的某某书记，某某省长、部长，某某委员、常委……而是在它平民化教育里培养出来、至今活跃在文学、音乐、电影、戏剧、传媒、体育等大众文化领域里的“模范国民”。他们虽无一时显赫的权力，却可能有影响时代的向度与深度。因写了《挪威的森林》而有了世界声誉的村上春树，倘若有一天不手指发痒，他至今只是一间普通酒吧的老板，这样的早稻田毕业生可谓多如牛毛。

    从早稻田大学的前身——东京专门学校起，120年来，它的学术风气就是以“在野”精神著称，或者说，就是“决不与权力者合作”。即使在今天，日本社会早已经告别了风起云涌的政治斗争的时代，进入了高度发达的商业化洪流之中，但有时候，依然能在校园里看到发表演说的师生们。他们给人的感觉可能会是“为反对而反对”，或是表现得“巧妇难做无米之炊”——

    2003年秋天，小泉首相访问平壤，朝鲜首次承认曾经绑架了日本人，金正日为此正式道歉。被绑架者的家属顿时成了轰动列岛的新闻人物，其中几位也来到早稻田演讲。在会场外，仍然有一批早稻田人高举标语，喊着口号，反对小泉政府利用这一绑架事件制造反朝鲜的气氛……对朝鲜当局过去的行为，几乎所有的日本人都持一边倒的批判态度，早稻田人依然执著于立校之本的“在野精神”。此举可能不一定对，但这一精神确是能在日本社会的和谐进步上起到某种重要的警示作用。

    如果大学都是人云亦云，亦步亦趋，那大学何堪大学？

    在日本，非亲属集团对于所属的个人一定是至高无上的。军队、学校不用说了，许多著名的公司都有自己的徽章标志，每个公司职员胸前都佩戴着它。甚至有的还出现在一些商品的商标中，如三菱、三井、索尼、松下等等。昔日武士在各自藩主徽章的鼓舞下战斗；今天的职员在各自公司、企业徽章的激励与约束下拼命工作。

    不去想着摆脱这种徽章型人生的人，这正是日本人。

    昔日没有“徽章”、即失去领主封禄的武士，被称为“浪人”，浪迹天涯的日子一定过得很凄苦。今天脱离了非亲属集团的“徽章”，许多日本人在心理上就会感到局促不安，言行失度。在这个“徽章化”的社会，徽章成为整个国家的旗帜，如果把它人格化，这首先便是天皇。天皇当然成为这个最大的非亲属集团的最高象征。

    一位在洛杉矶西方学院研究中国历史兼中国商业史的华裔教授陈先生指出：“日本人的这种情况具有巨大的稳定性，这使他们能够与更大的实体合作，而这些中国人只是家庭观念。日本人非常关心公司或国家，不局限于血缘关系，但中国人只相信他们的家人。”尽管这些以家庭为中心的企业有时能发展成为几十亿美元的大企业——比如王永庆的台湾塑胶公司和包玉刚的船运公司，但大多数散居在海外的华人企业都是小型的、以家庭为中心的企业。例如，台湾的人口不到韩国的一半，但台湾拥有的公司差不多为韩国的3倍。（ 见 尚会鹏 著《中国人与日本人——社会集团、行为方式和文化心理的比较研究》）

    日本人一旦归属某一团体就要全身心地投入。很少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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