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的垃圾工每天早上开始工作前都要擦亮他们的卡车。在每家百货店的电梯里，电梯小姐向每个顾客深深鞠躬，说“你好，请多关照”，并向每个人由衷地微笑。女售货员则对顾客说“谢谢，请多关照”，即使顾客只是走进来看看五光十色的橱窗。

    最近几年，丰田汽车公司的4.8万名雇员为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提出了100多万条正式提案，平均每个雇员27条。管理层采纳了许多提案，节省了数千万美元。现在丰田送给来宾的纪念品是一把镇纸尺，尺上有一辆丰田早期产品的车模，透明的尺上还印着一句已深入公司员工心坎的格言：“Good thinkings　good products ”。

    在每个公司，都有质量管理（QC）组织，这本是一项美国发明，却在日本落地开花生根。员工们组成QC，定期开会，商议如何提升产品质量。目前世界上最好的品质管理仍然会有10%左右的失误，也就是说每10万件产品中，有1万件会有小缺点。美国从80年代中期才开始全面品管，此时日本却已经在实行“零缺点管理”。丰田汽车的主管表示：“做到零缺点并不太难”。美国在这方面落后日本15年。这一至善至极的倾向在每个职业中都有发现，日本人这样做已成了习惯，而不是被任何物质刺激出来的。

    1985年，一名美国记者到东京采访后得出结论说，你只要从旅馆窗口望出去，就能破解“东洋奇迹”的奥秘：大街对面是一座高耸入云霄的办公楼，每一个房间都灯火通明，每一个办公桌旁都坐着一个忙得不可开交的日本商人。反之，在美国如果晚上9时以后办公楼还亮着灯，通常里面只有清洁女工在打扫。在星期六或星期天工作，已经司空见惯。“加班”在日本是指“残业”，意为做完当日未做完的工作，没有所谓的“加班费”一说。

    只要在团体里，必然有下位者与上位者，两者间的关系也或多或少地具有“主从”性质。处于集团内最高地位的人，在集团成员的意识中，无疑是自己的“施恩者”，自己则以“忠诚心”和“服从”来回报这一“施恩”：近乎疯狂的热情工作，任何时候都要维护上司和团体的名誉，几乎是无条件地服从团体和上司的决定等。中国人没有人敢批评政府，也没有人敢骂国家领导人，但如果单位奖金发放不公，或者受了领导的批评，却敢同顶头上司拼家伙。与此相反，日本是一个议会民主制国家，站在大街上谁都可以批评政府，堵在警视厅门口谁都敢骂总理大臣，但没有人敢同自己所属的集团过不去，也没有人敢骂自己集团的“老头子”，至少不敢当面骂。

    “施恩者”则要时时关怀下属，保护下属，不轻易解雇员工。这在企业里还包括经常同下属谈话、共同用餐、关怀下属的个人生活。这种“施恩”行为还表现为团体对个人提供种种恩惠。如日本企业员工除薪资以外还有各种特别的待遇，如利用公司的各种福利设施、加入保健工会、住公司的住房、参加公司职员的共同旅行、在公司经营的夜总会中娱乐等。在日本的许多风景、温泉区，都建有大公司、大企业的员工度假疗养所。也常常看到某个公司的员工集中在一个年轻导游的小旗下，随着号令行动，向右看齐！往前走！俨然如一批放了春假的中小学生……

    尽管日本法律不承认等级制度，但因为非亲属集团的存在，日本人的等级观念在社会生活中的表现可谓触目皆是。

    美国一位记者曾形象地说：“就一个民族而言，日本人的等级观念比美国人深得多，表现得也公开得多。当一家美国公司的几个保养得很好，又妙语连珠的高级董事登上一架飞机时，局外人得花点儿时间，才能判断他们当中谁是大老板。但是，当一家日本商社的几个董事上飞机时，谁是大头儿，总是一目了然。那位坐在靠窗户的位置上，公文包由别人拎着，并且只在同僚们向他鞠躬致意后才还礼作答的人，就是老大了。”

    同是一所大学的教授，晋升日期为排列顺序，同是外交官，则按毕业学校是否著名，以及通过外务省考试的时间排列出地位的高低。地位低的人肯定要服从地位高的人，对地位高的人讲话一定要使用敬语，参加集体活动，总是按年龄和地位决定位置和入场顺序。但所谓地位的高低，在中国完全建立在官本位制基础上，日本则似有更多的内容，如年龄、履历、学识、威望等。

    无论是在公司还是学校，都有“先辈”和“后辈”的区分。日本大学中的低年级生与高年级生之间的差别，也远非中国的大学所能比：低年级生不仅口口声声称老生为“前辈”，而且要处处尊敬和服从老生。

    在军队内部，下级无条件地服从上级，更无异于天条律令。1974年菲律宾卢邦岛上举行的著名的“投降”仪式，使世人对日本人不寻常的服从精神感到极大惊异——

    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日本在菲律宾部队的一个支队司令谷口义美少佐召见了小野田少尉，命令小野田等四人隐蔽在卢邦岛上的深山中，继续出事游击战。并交待说除他本人之外，任何人都无权取消这道命令。此后，该小组一直坚持在岛上，他们会突然的出现在村落，射杀当地农民，然后躲入山林。他们偷窃当地居民的食物，偷鸡，杀水牛，捉野兔，吃蜥蜴，实在找不到东西吃了，就吃保存下来的干香蕉。当雨季来临，他们得彼此警惕，尽量保持清醒，以免在睡觉时体温降低过多而死亡。

    1949年，赤津一等兵受不了绝望的环境，下山投降。1952年, 剩下三人的亲人的家书与日本当时的报纸，开始在深林里出现，希望他们念及家人，结束作战。然而，他们以为这是敌军瓦解他们意志的策略。他们的结论是：继续作战，永不投降。

    1954年5月，岛田伍长在一次冲突中当场战死。十天之后，新的传单出现。搜索队拿着麦克风在山里到处大声的叫嚷说：“小野田，小冢，战争已经结束了”。两人不为所动，他们坚信战争还在进行，有一天日本的后援部队将会攻占整个岛屿，太阳旗将会随风飘扬。不久，小野田的亲兄弟来到岛上，向他喊话时，他仍躲在密林里不出来。小野田断定一个日本人决不会叫自己的亲人投降，这声音一定是美军模仿出来的，对方打的是心理战。

    1972年10月9日，在一次偷袭行动的归程中，小冢身中两枪，其中一枪穿越心脏，当场毙命。

    1974年2月20日，小野田在山里遇到日本探险家铃木纪夫。后者苦口婆心，介绍当今天下大势变矣，祖国早已在失败的废墟上骄傲地站起来，小野田仍无动于衷，坚持要铃木转告有关方面，如果没有他的顶头上司亲自撤消30年前向他发出的命令，他作为皇军的一名军官将继续作战。

    幸好谷口义美还活着，3月9日，鸡皮鹤发的老人被千辛万苦地搬来岛上。两天之后，小野田越过整个山头，一具野人般来到指定的地点，却持枪立正，向长官致以最标准的敬礼。已干瘦得像冬日里一棵树的前少佐宣读了解除作战任务的命令，对于小野田的一场长达30年的战争终于结束。随即菲律宾总统马科斯赦免了他的罪行，准他归国。

    小野田终于回到了现代的世界，面对社会的巨大变迁，他像个乡下孩子似地莫名惊诧，尤其无法理解日本宪法怎么会对自卫队的军事规模与行动有着那么多的限制。但年迈的他常被邀去参加右翼退伍军人的各种活动，所到之处，都受到英雄般的欢迎。当旧日悠扬的日本军歌响起时，他会不自禁地流下眼泪……

    日本人的鞠躬在许多中国人眼里，可能被看成一种形式。

    日本人的鞠躬，无论是在次数上，还是力度上，都是能进入基斯尼纪录的。日本杂志《现代》曾经做过一次统计，即日本人成年后每天要鞠躬的次数。统计表明，东京本厅神社的神道士每天平均鞠躬150次；新干线检票员平均2132次，他每检一次票都要鞠一次躬；银座百货店的电梯女郎鞠躬次数最多，每天总共2560次，她们必须向每个进出电梯的人行90度鞠躬礼。鞠躬对百货业来说是如此重要，以致许多商店买来机器人教店员如何行标准的鞠躬。

    《现代》还发现，妇女比男子通常多鞠躬35%；熟人之间在彼此相距约20米的地方就开始鞠躬了。地位低者碰见地位高者，辈分小的碰见辈分大的，通常比对方鞠躬次数多，而且鞠躬角度深，时间也长。日本人有一个词形容叫“磕头战”，即辈分小的低下头，眼睛盯着地板，很难看清对方，如果对方不告诉他（她）什么时候可以起来，他（她）很可能将她自己的鞠躬延长至5到10分钟。

    其实，日本人在非亲属集团内部的鞠躬，并非形式——正如日本文化看起来非常注重形式，插花、茶道、剑道、书道无不如此，就连武士道的切腹也讲究先从哪个部位下刀，但这些形式无不在传递着它们的本质内容。鞠躬到多大程度，多少时间，或者讲话用不用敬语……无不在显示此人在集团内部所处的位置，他（她）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他（她）应服从谁和谁应服从他（她)，每个人都十分清楚。这种等级关系使日本人的集团具有潜在的类似军事组织的特性。

    尚会鹏先生一语中的：“准军事组织式的等级结构、个人的服从献身精神会成为法西斯主义的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整个日本就是一个大的家元式的组织，天皇是具有最高权威的‘师傅’，一亿人效忠天皇，为天皇而战，干出了惨绝人寰的侵略行径。这样，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人的狂热、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奥姆真理教事件、日本媒体经常披露的因不堪学校中的欺弱而弃学乃至自杀现象、日本式集团的活力和效率以及在此基础上创造的经济奇迹等，这些表面上看互不联系的事情，均可在日本社会和文化的“深层结构”上得到统一的解释。”（见《中国人与日本人——社会集团、行为方式和文化心理的比较研究》）

    对于日本人视为最高生命价值所系的非亲属集团，各国学者历来有不同看法。

    在西方世界，在明治时代后不久，日本宪法的制订者伊藤博文等人访问英国时，就日本社会的现代化问题征询大哲学家斯宾塞的意见。斯宾塞认为，在日本传统社会结构中有对民族幸福无比有利的基础，务必加以精心保存和培育。对“长上”（长辈、上司）的传统义务，尤其是对天皇的传统义务，是日本的一大特色。日本能够在其“长上”的领导下踏实地向前迈进，而且，还可以使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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