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上司们的日常教诲，文艺作品的熏陶，还有中小学的教育，无不将“和”默默地注入国民的血脉之中。

    日本的教育是真正的集团主义教育。在中小学里，学生极少有留级的，也极少有跳级的。无论是主课考试，还是音乐、美术比赛，从不强调个人名次。开起运动会来，比赛项目多具有强调集体协作的性质：学生划分成红、白两组，一般以帽子颜色为记，每个比赛项目按组记分。例如跑步，两组的人同时参加，一批五六人，共十多批。按“红”和“白”记下到达终点者的先后，先到终点多的一组为优胜，积一分。全部项目赛完后，积分高的一组为优胜。各组有自己的拉拉队在一旁擂鼓助威。这种比赛突出的是锻炼、娱乐及团队精神的铸造，恰与中国学校中几乎所有竞赛、考试甚至家庭作业都要排列个人名次的方式形成对照。

    在中国文化传统里，虽有“和为贵”“和而不同”之说，但这说是真说，还是假说，是值得商榷的。

    在漫长的皇权社会里，中国以谋略之国闻名。从盛传于海内外的《老子》、《孙子》、《韩非子》、《鬼谷子》等诸子百家，到最有名的《六韬》、《三略》、《司马法》、《尉缭子》、《唐李问对》、《将苑》、《登坛必究》、《虎钤经》、《兵经》、《投笔肤谈》、《乾坤大略》等二、三千部古代兵书，这些谋略大到治国安邦，攻城掠地，小到修身远祸，争锋官场，为历代官僚士子所揣摩运用。在中国古代学者那里，它们曾被通称“文兵法”，它们的实际运用亦不亚于用兵。在这些谋略下，官场上的所谓仁义道德只是表面的掩人耳目的东西，而在这底子里，千百年来发生了多少指鹿为马，颠倒黑白，信口雌黄，阳奉阴违，奴颜卑膝，骨肉相残，兔死狗烹，食肉寝皮，株连九族的人间惨剧！

    梁启超曾说二十四史就是一部“相斫史”，换句话说，这也就是一部“谋略史”。

    倘若说在古代儒家教义里还有些“和”的温熙气息，从孔子、孟老夫子髯髯的银须下逸出，可这一百多年来，这气息也遭活活扼杀了。在今年第1期《随笔》上，李建军先生的一篇文章里提起：1928年4月，因为商务印刷馆内部的人事纠纷，高梦旦不得不辞去该馆负责人的职务。对中国人的不团结不合作已深有体会的他，几天后向胡适发牢骚道：“我们只配摆小摊头，不配开大公司。”

    胡适也为之呼应：“我们这个民族是个纯粹个人主义的民族，只能人自为战，人自为谋，而不能组织大规模的事业……”

    胡适很长时间里认为，在中国只能搞“小国寡民”的政治。

    最后直指“和为贵”的，是一句怒发冲冠且又豪情万丈的“八亿人口，不斗行吗？”

    “斗”显然是一种战斗意识，其核心意旨是必须有敌人的存在，并致力於发现和确定敌人。

    不是存在敌情而“斗”，而是“斗”需要敌情。于是，连十几岁的孩子们也具备一种头角峥嵘、日后看起来却令人啼笑皆非的“警惕性”，比起来，从生产队的菜地里发现了“敌人的阴谋”的刘文学还算是正常，而“文革”时，有多少孩子绘影绘色把自己的亲爹亲妈当作“阶级敌人”，则是完全出於这种战斗意识的扭曲。

    如何确定“敌人”？到了最后甚至都无须捕风捉影了，康生说过一句名言∶“你长得那麽漂亮，不是特务，谁是特务？”

    那时的中国，阶级斗争已成了一部要囊括中国天地的疯狂战车——

    对内，阶级斗争“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百分之五的“××分子”，又百分之五的“××分子”，“不破不立，不打不倒”，“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军事斗争思维遍及于意识形态和车水马龙似的运动：“引蛇出洞”，“诱敌深入”，“各个击破”，“力求全歼， 不使漏网”，“不斗则已，斗则必胜”，“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明于知彼，暗于知己”，“善观风色，善择时机”……

    对外，局部战争不断，抗美援朝，对印，对苏，在越南战争时又间接对美。“不爱红装爱武装”，“战地黄花分外香”，“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到了“文革”，整个中国干脆就是一片大“军管”，大“军营”。军人成了社会上最令人仰慕的职业。要准备打仗，而且要准备早打大打的声音，甚嚣尘上，一度压倒一切……

    北京大学一位近年来专注研究儒学的老教授告诉我：宇宙万物本有三种状态，最主要的状态是“和谐统一”状态，大自然和人类社会多数事物的发展，必定是在和谐状态下发生的；第二种状态是“相对统一”的状态，相对的双方并不一定有什么矛盾，只是如红绿、上下、左右一样多样性地存在；第三种状态，才是上世纪中叶中国人极力鼓吹的“对立统一”的状态，即把一切事物的发生、发展都看成是矛盾的、对立的、两极的，两者之间绝对不会有妥协与宽容的灰色地带。犹如身在福中不知福，和谐状态往往难为人们所感知，矛盾状态则常常被人们所关注，所谓的“对立统一”，便容易成为封面烫金的真理，而“阶级斗争”则成了“一抓就灵”的定海神针。其实，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阶级斗争只是一个相对短暂的时期，就是在这个短暂的时期里，也并不总是处于对立的状态。

    又有学者如是说，在社会的两极之间，存在着一个非此非彼、亦此亦彼的中间地带，或者可以称之为模糊地带。一切矛盾冲突都在这个地带通过交流、对话、较量、互相渗透、融合、转化。这是一种合力作用的结果，谁也没有被吃掉，谁也没有被清算。可以说，中间地带就是促进妥协的地带，促进合作而不是分裂的地带，中间地带越扩大，两极地带越缩小，社会也就越稳定，越安全。妥协实现之日，民主就诞生了。如果说民主是灰色的，那么，妥协就是金色的，它不仅是美的，也是善的，真的。

    终于结束了一场噩梦。

    结束这一场我在自己的一本书里称之为“没有炮火硝烟的战争状态”，我们的人民与国家已经付出了日后历史无论如何估价都将不为过的代价。

    为了抚平社会各阶层身心的创痛，弥合人际间斗来斗去的鸿沟，这二十几年来做了大量艰辛的工作。但是当昔日一场极左大革命的思潮尚未彻底清算、只是退去不久，而一场商业化大潮又飞红腾紫、猝不及防地到来时，我们这个总被外人也被自己人用“窝里斗”、“内耗”来描述特点的社会，到底有着多少实质性的进步呢？

    “和”，必然会阳光般爽朗地洒到“诚”字上。

    我却不能不说，时下真不是一个可以以诚相待的社会——

    你不能相信广告，不能相信承诺，不能相信爱情，不能相信眼泪，甚至不能相信朋友，可能越是朋友，越是“杀熟”。小车上和酒店里，多少男人腆起肚子，突出面积，一片挡不住的威仪，多少女子高耸乳房，招摇臀部，一片跳荡的春色，但在公开场合，他们却永远不会袒露自己的内心到底在想什么。

    “和”，必然极大地张扬起国力——

    1952年，“二战”结束不过七年，日本实际的国民生产总值已超过战前。

    1955年，以恢复为特征的经济增长阶段结束，经济繁荣的曙光开始出现在列岛上空。

    1962年，当时中日两国还未正式恢复邦交关系，只有一些有限的民间贸易活动。经过多方努力，日本工业展第一次在北京展览馆举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极有兴致地参观了展览。松下公司的展位中，一部袖珍半导体收音机总是让人们的目光留恋不舍，而刚刚进入日本百姓家庭的洗衣机、黑白电视机，此时在中国还处在科幻作品里……当时有位参观者说，当他走出展厅，看见大厅外上空飘着的太阳旗，他差点掉下眼泪，此种复杂的心情非笔墨所能形容。因战乱遗留在东北的许多日本人内心里也在后悔不迭，他们曾一直不愿回去，在他们所获知的种种信息里，在整个50年代日本人的生活水平仍不及中国大陆……

    1964年，“二战”结束后不到20年，日本人干了两件让世界眼睛一亮的事情，一是这年夏天在东京如愿举行的奥运会，二是列车造型如子弹头的新干线通车，再加上已经遍布列岛的大小机场，交汇如梭的高速公路，从此除了一些深山里的寺庙，没有交通工具抵达不了的地方。新干线通车迄今40年，从未发生重大事故，时速也由开始的180公里，提升到今日的270公里，只需2个半小时，即可由东京抵达大阪。2004年4月，台湾从日本全套引进了一条新干线，开通后由台北到高雄，纵贯南北300多公里，也就一个多小时。顺便插一句，前两年在国内炒得比较热的磁悬浮列车，其技术在15年前日本人就已研制成熟，因为造价高昂，更重要的是列车行驰时所发出的电磁波对沿线两边各五米内的人会产生身体伤害，结果政府决定予以放弃。

    也是在1964年，在最热闹的新宿附近，矗起了直射天际的东京塔，和巴黎的艾菲尔铁塔一样，它也由金属构架而成，但比前者的322米高了11米。日本人似乎以此表明自己的国家不但在“二战”的废墟上站了起来，而且将要在许多领域里立足于世界第一。

    中国在七十年代发现了西安兵马俑，当时轰动了世界。日本人从中受到启发，1970年大阪的万国博览会开幕之前，在由公元1532年丰臣秀吉兴建的古大阪城下，一个直径约3米的地洞里，放进了电子表、电饭煲、电冰箱、电视机等产品，还有新干线、东京塔的模型……上面再用孤线型的不锈钢盖子给罩上。旁边的铭牌上写着，他们希望五千年以后的子孙再取出这些东西，以展示祖先们经历了一个多么不平凡的年代。

    人们常把战后日本经济的高速成长比作一个奇迹。日本经济1960年代超过英国，1970年代超过德国，到1980年代，日本的GDP达到美国的三分之二，直逼世界经济第一大国美国。

    当时经济学家们纷纷哀叹美国已经走向没落，预测日本将在二十一世纪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一时间，日本模式、日本经验成为世界经济家们开口必谈的“四字经”。

3  畸形的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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