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作《春秋》的问题，是两千年来学界研究最多、分歧也最多，并且对我国封建时期政治、思想、学术文化的发展影响深远的重大问题。长期以来，人们争论的核心是：孔子有没有作《春秋》？作的是一部怎样的《春秋》？其《春秋》大义究竟在哪里？与之相关的还有：《左传》与《春秋》是什么关系？《左传》的作者究竟是谁？等等。这些都是关系到史学、文学、哲学的重大问题，两千年来学人对这些问题曾进行了种种探索，提出种种推测。然而，由于第一手资料的缺乏，难以得出明确而统一的结论，但谁也没有否定这些问题的学术价值。牛鸿恩先生却因为笔者的“人微”，公然表示不屑，说：“姚女士是古今提出孔子作《左传》的第一人。她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低估了两千年来的学人，高估了自己……她所谓孔子作传是‘先秦以来全部典籍……证明的铁的事实’，足以引发人们思考。这等于说，两千年来的学人对于‘全部典籍’中无所不在、唾手可得的‘铁的事实’，竟然个个熟视无睹，只有她一人‘敏锐地’出来揭‘秘’，这绝对背于情理”，于是想一棍子将其打倒，说“她的选题不具有学术价值”；乃至株连到孔子、孟子、司马迁，称“孔子作《春秋》”乃孟子、司马迁的“圣化”“造伪”，全盘否定了孔子作《春秋》的史实。其态度之蛮横、论证方法的主观武断、强辞夺理，措辞之粗鲁，在笔者平生还是第一次领教。

在学术上进行探索，发表不同的看法，这本是最正常的现象，也只有在不同意见的争鸣中，才能推动学术不断进步。但象牛氏这样，因为对方作出迥异于前人的学术见解，而又不够“大腕”，就对他的劳动成果、研究价值全盘否认，扣以“高估自己”“低估两千年学人”的罪名，实不多见。按照牛氏的逻辑，固守习见或剽窃前人的倒是“谦虚”“尊重两千年学人”的美德了？

诚然，“孔子作《春秋》”的问题，十分复杂，甚至令人望而生畏。在牛氏看来，这样的问题，象笔者这样既非“腕”们亦非“爷”们的，竟敢斗胆过问，而且竟敢向传统挑战，推翻两千年的习见，指出其误区，“绝对背于情理”。照此说来，在科学研究上也应当恪守“长幼有序，贵贱有别”的祖宗遗训，那么，我们只应永远停留在孔子、孟子的水平，否则，岂不是“高估了自己”，“低估了两千年的圣人”？牛先生也许忘了一个“绝对”真实的史实：当年曾令“九国之士逡巡遁逃而不敢进”、自以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的秦国，却正是被陈涉——这个“壅牖绳枢之子”“才能不及中人”的“氓隶之人”，首举义旗推翻，立下头功的。这是否也“绝对背于情理”？

笔者自感才疏学浅，更不敢妄自尊大，只想为孔子作《春秋》这个迷误了两千年而又“绝对”有重大“学术价值”的问题，作一点探索，为之作马前卒鸣锣开道。虽明知有人会“白眼”相对，却不想临阵脱逃。笔者没有“高估”自己的意思，恰恰相反，正是两千年来学人对这个问题的种种探索、争议、研究，为笔者开拓了道路。笔者的论题和考证，正是在全面考察并吸收了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才获得的，特别是近代国学大师章太炎、刘师培的有关研究中，他们已提出“传（《左传》）亦皆仲尼作也”[1]（《章太炎全集》三《检论》，《春秋故言》）的与笔者相近的见解，这给了笔者以极大的鼓舞和支持（遗憾的是在孔子“修《春秋经》”这个根本问题上，他们未能摆脱传统习见，妨碍了他们对此问题作出更深入的探索）。笔者只是承其绪，纠其偏、博其证、成其果而已。

           关于“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的再辩
《淮南子》、司马迁等在称述孔子作《春秋》时，一致称道：《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这无疑是我们考明孔子《春秋》的重要线索。牛鸿恩既然承认它是“汉人所统计的数字”，自然应按汉人的标准来统计才有意义。它既不该按左氏的观念标准来统计；当然也不能用唐人颜师古、清人梁玉绳之流的标准，更不能用牛先生自封为“规范”的“界定”去统计，否则，结果必然不会与汉人的数字统一。牛氏认为，《左传》桓公十八年，鲁侯于出访齐国时被杀，不能算“弑”。这只是牛先生的的“主观愿望”而已。因为，《公羊传》作者——汉人——是明确称它为“弑”的。即使从《左传》的记载来看，表面上虽说是写“薨”，但从前后文看，明明是暗示非自然死亡：“公会齐侯于泺，遂及文姜如齐。齐侯通焉。公谪之，以告。……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车。”字里行间，作者都在暗示，鲁桓公的被杀，是姜氏与齐侯合伙谋杀。汉人称为“弑”，并非没有道理。汉人明明说是“弑”，牛鸿恩却硬要不算；《左传》弑君明明是“三十六”，牛氏却硬要说成是“三十五”，这除了证明牛鸿恩“主观愿望”之“强烈”以外，还能证明什么呢？顺便说一句，《左传》本事的作者，并没有对“弑”字下界定，他时而称弑君为“杀”，时而称之为“贼”。牛氏这么明确地予“弑”以“界定”，难道不“背离”《左传》本意吗？。

关于杀奚齐，牛鸿恩认为“应当视为弑君”，遗憾的是这并不能代表“汉人”的观点。《左传》作者称之为“杀”。僖公十年晋惠公虽称之为“弑二君”，然而是“欲加之罪”，夸大里克的罪名。《春秋经》记为“杀其君之子奚齐”，显见得是未正式称君。汉人对此的解释与牛氏不同，“《礼记·坊记》曰：“子云：升自客阶，受吊于宾位，教民追孝也。未没丧，不称君，示民不争也。故《鲁春秋》记晋丧曰‘杀其君之子奚齐’及‘其君卓’。”[2]（《礼记正义·坊记第三十》）案今《春秋经》僖公九年记：“甲子，晋侯佹诸卒。冬，晋里克杀其君之子奚齐”僖公十年记：“晋里克弑其君卓子及其大夫荀息。”《左传》僖公九年称：“书曰‘杀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杀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杀奚齐，在晋献公下葬前。按周礼，父未下葬，子不能称君，故称“杀其君之子”，而不称“弑君”。杀卓，在晋献公下葬后，故称“君”，且用“弑”字。牛鸿恩用自己的“主观愿望”，作出不同于汉人的“界定”，然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考证出“弑君”之数为“三十”。然而，牛先生的标准及其统计结果，与笔者所研究的汉人统计之数，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实在是“瞎子点灯白费腊”。

关于“亡国五十二”，牛鸿恩先生的“考实”，的确考得比笔者详明，并指出了笔者的失误，笔者深表感谢。但牛先生对《左传》中亡国数的统计还是有遗漏处。比如僖公二十五年灭原。原，姬姓国，爵位为伯（详见顾栋高《春秋大事表·春秋列国爵姓及存灭表》），应当符合牛先生的“界定”，应列入“亡国五十二”的统计中。牛文对史料的分析、“界定”及得出的结论，“主观愿望”太强，“凑”得“离谱”，不能令人信服。比如“梁亡”，是不折不扣的灭国绝祀。但牛先生却辩解说，“梁亡”，“三传都认为是梁自取灭亡，与其他‘礼乐征伐诸侯出’的亡人之国有别”，因而排除于“亡国五十二”之外。这是强辞夺理。考《春秋经》僖公十九年记载：“梁亡。”《左传》僖公十八年书：“梁伯益其国而不能实也，命曰新里，秦取之。”十九年书：“梁亡，不书其主，自取之也。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处，民罢而弗堪，则曰：‘某寇将至。’乃沟公宫，曰：‘秦将袭我。’民惧而溃，秦遂取之。”《经》与《左传》明明都写着“梁亡”，怎能不算“亡”？即便按照牛氏的“界定”来分析，梁之亡，首先归咎于君主昏庸，大兴土木，不恤民情，导致民心溃散，给秦以可乘之机而“取之”。然而，“秦取”，依然属于“征伐自诸侯出”；若秦不“征伐”不“取”（曰“取”，言征之易。但无疑仍要“征”，方能“取”），梁也不会亡。所以，无疑不能排除于“亡国五十二”之外。牛氏却“认为梁‘自亡也’，自不计入”？试问，有多少国家的灭亡，能与内部的因素如腐败、昏庸、无能、无礼等因素无关呢？就拿被牛氏确认为“亡国”的灭曹来说。首先是曹伯的“背晋而奸宋”（见《左氏传》哀公七年），招来宋人讨伐。宋国原本只想整整他，占他几个邑，本已准备收兵回程，“将行”。不想曹人不识相，却“诟之”，辱骂不止，使“公闻之怒，命反之，遂灭之。”这不也是名符其实的自取灭亡吗？为什么牛氏不把他也排除在外呢？可见牛氏也在为了自圆其说而牵强附会地“凑”数字。

    牛文说“‘三十六’‘五十二’都确有所指，是对《春秋经》《左氏传》通数的结果”。并强调说“五十二”是指“绝祀”而言。但通数二书，亡国绝祀者实在远不止“五十二”。

笔者经再次考察，认为“五十二”不当是灭国数，而是指孔子《春秋》所书的亡国事件，而且主要是反映“诸侯不能保社稷”的情况而言。春秋时期灭国数百计，诸侯不能保社稷者不计其数。以孔子学识之博大、治学之严谨，不可能只知道五十二个亡国之数。他作《春秋》，旨在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研究君为何被弑、国为何被灭，注重于对弑君亡国的历史根源的研究，取其典型者而书之，借此警示后代统治者，而不是盲目记载或统计弑君亡国之数。故此“五十二”当是指“亡国”事件，而不是指灭祀之国。

细察《左传》全书所写的灭国者，有两种不同笔墨。一种是孔子《春秋》所书，它们大多比较具体写出亡国之因缘，并常常通过人物议论，突出题旨。另一种则似左丘明据《春秋经》而抄录的解经语。如成公六年《经》书：“取鄟。”《左传》书：“取鄟，言易也。”这分明是左氏所加的解经语，无任何实际意义。又如定公六年《经》书：“郑游速帅师灭许，以许男斯归。”《左传》书：“郑灭许，因楚败也。”这也明显是左氏解释《经》文的，非出自孔子《春秋》。类似这些，显然不能统计于孔《春秋》的“五十二”之列。

考《左传》中符合前者的亡国事件，有如下“五十二”事：

1））州亡  桓公五年“淳于公如州，度其国危，遂不复。”按，“淳于公”即《经》文之“州公”。州，姜姓国，都淳于，故称。“国危”“不复”云云，暗示国灭。后入于杞，为杞都。（详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

2）灭纪：庄公三年：“纪季以酅入于齐，纪于是乎始判。……”庄公四年：“纪侯不能下齐，以与纪季。夏，纪侯大去其国。”纪从此灭祀，不见于《春秋》。

3）灭谭：庄公十年：“齐侯之出也，过谭，谭不礼焉。及其入也，诸侯皆贺，谭又不至。冬，齐师灭谭。”）

4）灭遂  庄公十三年：“会于北杏，以平宋乱。遂人不至。夏，齐人灭遂而戍之。”

5）灭邓   庄公六年：“楚文王伐申，过邓。邓祁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骓甥聃甥养甥请杀楚子，邓侯弗许。三甥曰：‘亡邓国者必此人也。……十六年，楚复伐邓，灭之。”

6）灭息  庄公十四年：“蔡哀侯为莘故，绳息妫以语楚子。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灭息。”

7）灭权  庄公十八年：“初，楚武王克权，使斗缗尹之。以叛，围而杀之。迁权于那处，……

8、9、10）灭耿、霍、魏  闵公元年：“晋侯作二军，公将上军，大子申生将下军。赵夙御戎，毕万为右，以灭耿、灭霍、灭魏。……赐赵夙耿，赐毕万魏，以为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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