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文对司马迁说的“孔子作《春秋》”，一口咬定说《春秋》是指《春秋经》；但当谈到司马迁说孔子《春秋》“文成数万”时，则又说是指合《经》《公羊传》而言。然而《公羊》明明写于汉代，他与孔子《春秋》的“文成数万”有什么关系？能搪塞得过去吗？而讲到孔子《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时，又说是合《春秋经》与《左氏传》“通数”？牛文自己也承认，《左传》独立成书，并不附经，为何将二书“通数”？更何况通数的结果并不符合“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更可笑的是，牛氏一方面说董仲舒的“《春秋》之中弑君三十二（六？）亡国五十二”的《春秋》，是指《公羊传》，另一方面又承认《公羊传》中“亡国”不合“五十二”之数，这不是自打耳光吗？如此自相矛盾，连牛氏也觉得无法自圆，下不了台，于是干脆说“以俟高明”，就想溜之大吉。这是负责任的态度吗？

更令人无法容忍的是，牛文故意歪曲笔者的话，捏造罪名。笔者按国别统计《左氏传》所书史料，发现他所书史实详尽者，除部分国家（晋、吴、越、秦）得之《国语》即得之“周鲁之室”外，其余皆孔子所游历之国。笔者明明说：“孔子虽没到过晋国，却读过晋史”，牛氏却指责为“一再把只‘读过晋史’说成亲自游晋……故意提供假证”。这不是有意栽赃吗？牛文又挖苦道：“孔子出游，多年居卫，其次是陈、蔡、，早岁居齐三年，何以卫、陈、蔡、齐四国史料不仅少于晋、楚，甚至少于郑（孔子曾途经郑，但郑没有接待——牛氏原文）？是不是因为孔子‘读过郑史’，没读过卫、陈、蔡、齐之史？”这样的问题，出于“学术阅历深”者之口，实出笔者意料。孔子作《春秋》，写的是历史，而不是游记；他是站在时代的高度总结历史，而不是为某一国写史；他创作《春秋》有其独特的宗旨，必有其取裁，而不可能有闻必录。写这些国家史料的多少，岂能与之游历及其时间完全成正比？春秋时期国际政治舞台的主角是齐、晋、楚这些头号霸主，齐国自齐桓公死后，内乱不止，自然无力再争霸。此后百多年便是晋楚争霸的历史。陈、蔡、卫这些小国，只是配角而已，写他们的史料，当然不能与晋楚的相比。何况孔子游历卫、陈、蔡这些小国，未必仅是搜集这三个小国的历史，而更可能是为了从侧面搜集大国特别是楚国的历史，这就象文革期间，关于“四人帮”的内幕国内封锁很严，国外倒传闻甚多，是一个道理。当然，这也是笔者从侧面所作的推理，牛氏不同意，也无可厚非。但动辄扣以“作假证”“说假话”，又拿不出事实根据，令人感到牛氏似乎在用谩骂来济学术研究之穷，不免可悲。

牛文还提到一些问题，限于篇幅，不一一作答。因为多数己在拙著《〈春秋〉考论》中有所涉及并作了探讨。

    孔子作《春秋》是学界困惑了两千年而至今未得到解决的重大问题。笔者学浅才拙，却自不量力，竟想涉足，错误在所难免，笔者愿接受学界同仁的中肯批评。然牛文因笔者“学术阅历浅”又得出不同于前人的结论，不仅指责为“一是低估了别人，二是高估了自己”，而且公然说：“姚女士选择的是一个没有学术价值的题目，她身边的人本应阻止她做这样的选择，更不应当鼓励。”实在不敢领教。牛先生难道真的就自以为代表真理、公义了？然而事实却与牛氏“主观愿望”相反，笔者的论题，不仅“得到身边的人”的鼓励，而且得到学界众多同仁的支持，其中不乏“学术阅历深”、德高望重的学界泰斗。就在最近，有位蜚声海内外的老前辈还来信说：“甚感大作为近年学界出版物中之少见之力作也！先生高论，是多年艰辛研究之成果，既非泛泛空论，亦非一般性俗议，而是深入研究‘春秋学’，大量阅读对比“春秋学”论著所提出的带根本性学术问题。……先生提出孔子作《春秋》乃《左传》之蓝本，确是研究‘春秋学’上一个新思路、新解释、新提法。我读先生大作，甚感先生提出之论据得力，可谓‘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也。愚以为沿先生思路研究下去，可以开拓经学史、思想史、文献学、文化史研究之颇多新领域、新课题。……其涉及学术问题之大、之深、之广，难以预料。”这位老专家的结论，与牛先生截然相反。不知牛先生作何感想？

 
注：

[1]章太炎《章太炎全集》[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2]孔颖达、礼记正义[M]、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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