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文引杨伯峻先生否定孔子“作”或“修”《春秋经》之语，以此驳斥笔者的观点。但杨伯峻先生的话，只能证明孔子没作《春秋经》。以孔子没作《春秋经》，来证明孔子没作《春秋》，进而说孟子“造伪”，这是不合逻辑的。牛文说：“孔子作没作经尚且不能定论，又借‘作《春秋》’之说，移经于传，断言左丘明不过是脂砚斋般的评者，是不是加倍不可信？”孔子没作经，这是自唐以来经众多学者怀疑和证明，今天己得到学界多数学者（包括牛鸿恩先生在内）公认的事实。但孔子没作经，为什么就不能作“传”（称为“传”，不过是沿用传统的说法而已，孔子作的《春秋》，并非为了“传”经，而是有他截然不同于经的宗旨、观念的独立创作。详见拙著《〈春秋〉考论》）？牛先生不愿相信的事，不等于不存在。牛文追问：孔子“果真‘作’了《春秋》”，“他的再传弟子公孟子何以还向墨子宣扬‘君子不作，术（述）而已’，孔子既然‘口传弟子’，而且还可能‘人人异端’，其再传弟子何以竟懵然无知，再传弟子尚且不知，孟子又何从得知？”拙作《再论》已说过，孔子自称其《春秋》“述而不作”，意同司马迁自称《史记》的“述而不作”，称“述”，意在强调对史实的真实性记载。称“述”不等于承认不“作《春秋》”。牛氏说其再传弟子对此“懵然无知”，有何根据？《韩非子》中多次提到子夏“传《春秋》”，并大量引用《左氏传》中的史料，怎能说其弟子“懵然无知”？孟子如果“无知”，又如何一再提及并“捃摭《春秋》，著书无数”（《史记·十二诸侯年表》）？

牛文把孟子和司马迁对孔子作《春秋》的推崇，与董仲舒为及汉后经生迂儒对《春秋经》的吹捧，混为一谈，然后把自己的观点强加在笔者头上，说什么“这在逻辑上就承认了上述诸人（孟子、荀子、司马迁、董仲舒）不遗余力抬举的是《春秋经》而不是《左氏传》。《淮南子·主术训》对《春秋》同样是表彰不是‘压制’，当然也只能是指经不是指传。”。真是“不知什么逻辑”！首先，《春秋》本是泛称，《春秋经》《孔子春秋》《左氏传》《公羊传》《公羊传》都称为《春秋》，孟子和司马迁说的《春秋》，与董仲舒所鼓吹的《春秋》，是截然不同的两本书，他们推崇的目的、内容也各不相同。不加区别、未经任何论证—用牛氏的话来说，即未经任何“界定”，就将二者混而为一，牛文至少在逻辑上犯了偷换概念的错误。其次，从经学历史上说，汉代春秋学分为古文经与今文经两派。以董仲舒等为首的经生迂儒推崇的《春秋》是《春秋经》和《公羊传》，而以司马迁、《淮南子》、刘歆为首的古文经派推崇的《春秋》是《左传》。牛氏抹杀这二者的界限，说司马迁、淮南子推崇的《春秋》是《春秋经》，这是对历史的公然歪曲和捏造，用牛氏的语言来说，是货真价实的“说假话”“造假证”。

牛文在统计《春秋》“弑君三十六”时，犯的是同样的错误。他举公羊派的刘向、班固之说为证，说：“要知道，汉代人述及‘二百四十二年’，是从来不把‘续《经》’即襄公（当为哀公—笔者纠正）十四年‘西狩获麟’以下……内容包括在内的”。这是真的吗？有经学常识的都知道，以《经》为孔子“修”、并以《经》绝笔于获麟，这只是今文经派《公羊》《谷梁》的作法。古文经《左氏传》则不同。刘歆称《公羊》《谷梁》为“末师口说”，并说他们“离于全《经》，固已远矣”（《汉书·刘歆传》），可见并不以为然。司马迁“表见《春秋》”的“十二诸侯年表”，也不绝笔于“获麟”，而写到了孔子卒。牛先生究竟是不知道这些常识，还是在有意“说假话”“误导读者”？

牛文为了否定笔者的观点，全然无视事实，或避重就轻，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最典型者，对笔者所举司马迁《十二诸侯年表》“表见《春秋》”中占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离《经》取《传》（《左氏传》）、背《经》从《传》的事实，置之不顾，却抓住其中关于天文的记载及极个别的合于经文，大做文章，以此证明司马迁所说孔子作《春秋》指《春秋经》。牛氏难道不觉得这种证明太苍白无力了吗？如果真如牛氏所说，为什么《年表序》中谈到孔子作《春秋》的渊源和影响时，只字不提逐字解《经》的《公羊》《谷梁》，而只把《左氏传》及与《春秋经》无关的《吕氏春秋》、孟、荀、韩等紧列其后。而《儒林列传》谈《春秋经》源流授受时，又只字不提亲见孔子、直接得《孔春秋》亲传的《左氏传》，而只提《公》《谷》两家。对这些要害问题，牛氏为何不置一辞，讳莫如深？

牛文把笔者所说孔子“维护周礼，尊重王权”，与司马迁所说孔子《春秋》“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对立起来，责问：“‘维护周礼，尊重王权’，怎么会‘贬天子’呢？既‘贬天子’又怎么会‘维护周礼，尊重王权’呢？”难道这二者之间真是如此对立的关系吗？我们说，孔子的“维护周礼，尊重王权”，建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常稳定的社会秩序，目的在于使百姓可以安居乐业；而并非如后代迂儒的愚忠，盲目地为一家一姓的王权服务。孔子的“维护周礼”是有原则的，这原则就是“仁”字。“人而不仁如礼何？”如果天子抛弃和背叛了“仁”，那这个“礼”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和意义。“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这是相辅相成的两方面。君不“君”，则臣不“臣”，天下就要大乱，君就要被“弑”，国就要“亡”。这正是孔子写“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的《孔春秋》的目的。从本质上说，孔子“贬天子”，正是为了更好地维护周礼，维护王权。把这二者对立起来，实在是非常皮相的看法，似乎不应该出于“学术阅历深”者之口。

牛氏认为《左传》“抑君扬臣”，《左传》称赞“‘鲁君世从其失（佚），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称赞齐国篡权的“陈氏之施，民鼓舞之矣。”等等，说：“如此称赞季氏、陈氏，如此看待君臣易位，都与孔子的思想相背”。前面说过，孔子崇尚周礼、尊重王权，出发点是仁，是“安民”。《左传》是否与孔子思想“相背”，这要看他是站在什么立场、从什么角度去“抑君扬臣”，“抑”的是什么“君”，扬的是什么“臣”，更准确地说，扬的是臣的什么行为？《左传》扬的是季氏的“世修其勤”，而不是他的僭礼越位；抑的是“世从其佚”的昏君；扬的是“陈氏之施”，抑的是残酷地搜刮百姓残害百姓的暴君。请问，这与孔子的仁道德政礼治思想“相背”在哪里？《论语》中记载：“公山弗扰以费畔（叛），召，子欲往。……”（《阳货》）孔子甚至想接受邀请，到叛乱者那里去做官，说“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对此，牛先生是否也感到“瞠目结舌”而认为他是“伪”作？

牛文抓住《左氏传》中的某些预言，以此来否定笔者观点，他由“季氏亡鲁不昌”，断言《左传》作于季氏亡之后；由陈氏“八世之后，莫之与京”，断言作于田氏代齐之后等等。这都未免失之武断。所谓“季氏亡，鲁不昌”，是从二者同根相联的关系上推理。孔子在世时，鲁国之政，已不仅不在国君之手，而且也已从季氏这些卿大夫进一步下移，出现了阳虎叛乱，“陪臣执国柄”的现象。“季氏亡，鲁不昌”正是由此作出的判断和预言。当时，齐国则陈氏篡权，晋国则六卿相争，三家分晋之势已形成。作这些预言，完全可能，不必等到成为现实以后。对于历史作了精深研究的孔子，写出这样的预见，是不足为奇的，牛氏大可不必“瞠目结舌”。
牛文责问笔者，《左氏传》主体史实既然出自孔子《春秋》，何以“‘下至哀之如越’，在孔子卒后十三年。”原因其实很简单，笔者早就说过，《左传》后半部分，有后人的插笔和续笔。这就象《史记》《汉书》《红楼梦》等都有后人续笔是同样道理。我们不能因为《史记》中出现了褚少孙等人的续笔，出现了扬雄，就否定他是司马迁所作，或说《史记》成书于东汉。

牛文说《左氏传》“颂扬‘乱臣贼子’”，“为僭主服务”，因而不“符合孟子之意”。笔者认为，说《左氏传》赞许赵盾等就是颂扬“乱臣贼子”，这只是迂儒的偏见而己。首先，赵盾并未弑君，相反，赵盾对国君忠言直谏，阻止滥杀无辜等等，孔子赞为“良大夫”，何以不“符合孟子之意”？其次，孟子自己也说民贵君轻，甚至说国君不行，就该“易位”，按牛氏的逻辑，孟子首先就是不折不扣的“为僭主服务”的“乱臣贼子”。岂有“不合”之理？

牛文又抓住《孟子》引《左氏传》中齐景公招虞人之事在具体文字表述上与《左氏传》上的差异，彻底否定二者之间的关系。这无法令人信服。牛先生应该知道，古人特别是先秦时引文，多引其意而不必忠实于原文，更何况孔子《春秋》只是“口授弟子”，当时就己“弟子人人异端”；孟子未得亲聆孔子，而得之孔子的再传弟子，其引用《春秋》与孔子原文差异大，本在情理之中。从孟子的这段引文来说，文字虽有异，但基本情节及主旨之相同，却是否认不了的。如果它与孔子《春秋》无关，何以其中明点孔子？牛氏还质问：“在自作的书中竟然明标着‘仲尼曰’，仲尼到底是不是这部书的作者不是一清二楚吗？”笔者说过，《左氏传》中的“仲尼曰”，是左丘明的插笔，也这就是司马迁说的左丘明“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时所加。牛氏对此是真的不知道，还是故作糊涂？

牛文为了证明《左传》是左丘明作，不惜歪曲篡改司马迁的话——借用牛氏的话说，就是“作假证”。我们把他的这段文章一字不拉地抄录于下，看看牛先生是如何“规范”地论证的：“《左传》的作者是谁，姚文称为‘最深入地研究过孔子《春秋》’的司马迁曾说：‘鲁君子左丘明……成《左氏春秋》。’姚文却又以司马迁‘一笔带过’‘轻轻一提’为由，剥夺了左丘明著作权而完全归于孔子。就这样‘最深入地研究过孔子《春秋》’的‘千古良史’的话不算数了，使‘良史’陷入了‘造伪’的难堪境地。”真是不可多得的妙论！司马迁究竟有没有把《左氏传》的著作权给左丘明？我们不妨将司马迁的原文与牛氏的这段引文对照一下。司马迁是这样说的：“是以孔子明王道，……兴于鲁而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很明显，《左氏春秋》是“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而成的，“孔子史记”是《左氏春秋》成书的基础。牛鸿恩口口声声说孔子没有作《春秋》，同时又引杨伯峻先生之语，承认《春秋经》不是孔子作，那么这本“孔子史记”是什么书？没有“孔子史记”，何来《左氏春秋》？并且，什么叫“惧……失其真”？没有孔子《春秋》，还谈什么“惧……失其真”？既然司马迁明言左氏为存“孔子史记”之“真”，而“具论”孔子《春秋》之语成《左氏春秋》，那么，《左氏春秋》还算不算左氏的独立创作，其著作权能不能归左丘明？司马迁为什么不说“左丘失明而成《左传》”？对笔者再三提到的这一要害问题，牛氏为何躲躲闪闪，不敢面对？牛文唯恐透露《左氏传》与孔子的真实关系，所以故意把司马迁的这段《左氏春秋》成书的表述，来了个釜底抽薪，删掉了全部最关键的文字——“惧……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等，然后将其作为《左传》著作权归左氏的证据。牛氏这种作法，是不是在掩盖真相，借用牛先生的话来说，是作“不实之证”“伪证”？“造假证”“说假话”的到底是谁？

对《左传》与《论语》之间的关系，牛氏以二书使用代词和连词频率不同，来否认孔子作《左氏传》蓝本的可能，其荒谬是不言而喻的。笔者曾说二书“文体不同、内容不同，所用虚词也必有别”。牛氏以为抓住了把柄，气势汹汹地反问：“姚女士从什么时候‘很清楚’《论语》与《左传》‘文体不同，内容不同，所用虚词也必有别’？假如操笔写《从〈论语〉考孔子作“春秋传”》之际，明知道‘必有别’，却说成‘吻合一致’，是不是有意误导读者？假如写《再论》时才‘很清楚’‘必有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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