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河西地区便涌现出了一大批在学术成就上居于领先地位的代表性人物。如郭瑀、刘昞、索靖、索敞、索袭、索紞、索绥、张穆、张斌、张湛、祁嘉、宋繇、宋纤、汜腾、阚骃等。他们不但自己勤奋好学，纷纷著书立说，而且还兴办学校，聚徒授业，传播和发展了传统文化，以其多样的学术活动营造了浓厚的学术空气，为河西文化圈的形成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所取得的丰硕的学术成果标示着当时河西地区文化发展的历史高度。

　　郭瑀，字元瑜，敦煌人。少年游学受业于张掖郭荷，尽得其传。他“精通经义，雅辩谈论，多才艺，善属文”。郭荷去世后，他守孝三年，然后隐居于临松薤谷（今张掖马蹄寺景区），从事于撰著和教学，著有《春秋墨说》、《孝经错纬》等，受业学生多达千余人，名噪于时。张天锡派人具书持节，前去征召，他指着飞翔于天际的大雁说：“此鸟也，安可笼哉！”遂深逃绝迹。使者拘系了他的弟子，郭瑀感叹说：“吾逃禄，非避罪也，岂得隐居行义，害及门人！”乃出而就征。后仍归隐于南山。前秦时，苻坚又派人去征聘他，正遇上他父亲去世而罢休。太守辛章派遣书生三百人前去受业。苻秦末年，王穆起兵酒泉，郭瑀与敦煌索嘏起兵五千，运粟三万石响应。王穆任用为太府左长史、军师将军。他“虽居元佐，而口咏黄老，冀功成世定，追伯成之踪”。后卒于酒泉南山赤崖阁。[22]

　　刘昞，字延明，敦煌人，大儒郭瑀的女婿和得意门生，曾经隐居于酒泉，从事讲学和著述，远近从其受业者，多达数百人。刘昞生历西凉、北凉和北魏三朝，都受到最高统治者的极大重视。刘昞在西凉朝任儒林祭酒、中郎、护军等职，深得西凉王李暠的重视。其得刘昞，用比三国蜀主刘备之得诸葛亮。西凉为北凉沮渠氏所灭，刘昞再入于北凉，沮渠蒙逊拜其为秘书郎，掌管著书证史工作，并在西苑之中建造“陆沉观”作为学府，供其教授学生之用。沮渠蒙逊死后，其子沮渠茂虔对刘昞的尊重更是有增无减，尊其为国师，并令文武百官一律听其讲学。北凉时期，还将所著的《敦煌实录》十卷、《凉书》十卷作为河西文化的典范作品，献于南朝的刘宋。可见刘昞影响之大。在公元5世纪，北魏灭掉偏处河西的北凉政权，年近古稀的刘昞再入北魏，被拜为乐平王拓跋丕的从事中郎。刘昞对于北魏政权朝政和文物制度的建立多有贡献。后于凉州患病而卒。在其卒亡之后，在北魏孝明帝正光三年（522年），太保崔光奏称：“敦煌刘昞，著业凉城，遗文兹在，篇籍之美，颇足可观。”[23]刘昞一生著有《略记》一百三十篇、八十四卷，《凉书》十卷，《敦煌实录》二十卷，《方言》二卷，《靖恭堂铭》一卷；并注疏《周易》、《韩子》、《人物志》、《黄石公三略》等书。其中《略记》、《凉书》和《敦煌实录》，是三种不同体裁的著作，各具特色；特别是《敦煌实录》，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实录性的史书，在中国史学史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通过这些著作，即可见出刘昞学问之渊薮。说其为南北朝时期敦煌乃至全国的一位大儒、大学者，当是不谬的。

　　阚骃，字元阴，敦煌人，著名史地学家。祖父阚倞，父亲阚玖，都是当时河西的著名学者。阚骃“博通经传，聪敏过人，三史群言，经目则诵，时人谓之宿儒”。在沮渠蒙逊的北凉政权中，他官至秘书考课郎中。公元436年，北魏灭北凉，占据河西走廊，阚骃官拜北魏乐平王拓跋丕的从事中郎。乐平王死后，他流落到北魏的首都平城，“家甚贫敝”，饥寒而卒。他生前曾注疏王朗的《易传》，撰《十三州志》等。《十三州志》是一部继《后汉书·郡国志》之后的又一部重要的史地著作。书中对河流山川、地名物产等都作了认真的考证，在很多地方纠正了前人的错谬，是一部极具学术价值的巨著，备受学者的重视。[24]

　　索靖（230—303年），字幼安，敦煌人，西晋著名书法家。生于累世宦族之家，在西晋王朝曾任驸马都尉、雁门都尉、酒泉太守等职。公元303年，率秦、雍、凉三州之军讨伐司马颙的叛军，受伤身亡。被追赠为“司空”，封安乐亭侯。索靖为人有胆有识，人称其有“逸群之量”。曾与同乡人汜衷、张甝、索玠、索永同在太学学习，驰名海内，号称“敦煌五龙”。他博通经史，在文学和书法艺术上造诣尤深，受到士林极高的赞誉。其书法浅浓适度，气势雄厚，古朴似汉隶，转折似今草，在我国书法史上享有较高的声誉。著有《五行三统正验论》、《索子》、《晋诗》以及书法学专著《草书状》等。

　　祁嘉，字孔宾，酒泉人。少清贫，好学。二十多岁时，西游至敦煌，“依学官诵书，贫无衣食，为书生都养以自给，遂博通经传，精究大义”。后又“西游海渚，教授门生百余人”。张重华征拜他为儒林祭酒，让他传授儒学。他性情宽厚温和，教诲学生、传授知识从不倦怠，“在朝卿士、郡县守令彭和正等受业独拜床下者二千余人”。著作有《二九神经》。[25]

　　宋纤，字令艾，敦煌效谷人，东晋时期著名的经学大师、教育家，节高德隆，颇为人所重，弟子受业者三千余人。前凉敦煌太守杨宣画其像于壁以奉之，并作颂曰：“为枕何石？为漱何流？身不可见，名不可求。”酒泉太守马岌，亦为当时之名士，备礼仪欲求见，纤则入处高楼重阁，拒而不见，马岌退而喟然叹曰：“名可闻而身不可见，德可仰而形不可睹。吾今而后知先生人中龙耳。”遂题诗于石壁曰：“丹崖百丈，青壁万寻。室迩人遐，实劳我心。”此后张祚数遣人征聘，拒之不就，所赠财物亦皆不受。宋纤勤奋好学，年八十仍笃学不倦，所注《论语》及为诗颂数万言。[26]

　　宋繇，字休业，敦煌人。婴孩时，父母先后亡，事伯母张氏以孝闻。少有宏志，随张彦至酒泉，“追师就学，闭室读书，昼夜不倦，博通经史；诸子群言，糜不综览”。后凉吕光据凉州时，官为郎中。后奔段业，官散骑常侍。后又奔敦煌太守李暠，佐暠成霸业，历位通显。公元420年，北凉沮渠蒙逊灭西凉后，曾感慨地说：“孤不喜克李歆，欣得宋繇耳。”遂任繇为尚书吏部郎中，委以考核官吏之重任。蒙逊临终时又将其子沮渠牧犍托付于宋繇，令其辅佐。牧犍以其为左丞。北魏灭北凉后，繇随牧犍到平城并卒于平城。宋繇酷爱读书，尊重知识和人才，“每闻儒士在门，常倒屣出迎，停寝政事，引谈经籍”。在处理政务上，是非分明，秉公无私。虽官居显位，但家无余财。蒙逊平酒泉，“于繇室得书千卷，盐米数十斛而已”。[27]

　　索绥，字士艾，敦煌人,十六国时期著名学者。幼时家贫好学，前凉时举孝廉，后因母丧而去官。后又举秀才，为儒林祭酒。在前凉张骏时，任搜集内外大事之官。著作有《凉春秋》五卷，又作《六夷颂》、《符命传》十余篇。以著述之功，被封为平乐侯。 　　赵 ，敦煌人。十六国时期著名的天文学家和历学家。曾任北凉太史令。著有《七曜历数算经》、《河西甲寅之历》、《阴阳历书》等。在英人李约瑟所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赵 被列为中国古代科学家之一。

　　索袭，字伟祖，敦煌人，十六国时期著名学者。常常闭门读书，不交当世。精通阴阳之术，著有天文、地理方面的著作数十篇。

　　除了上述以儒学见称的文人学士外，河西文化圈还孕育出了一大批在佛学方面造诣深厚的高僧大德。如凉州人宝云、智严、竺道曼、道泰，酒泉人慧览，张掖人沮渠京声，金城人玄畅等。他们不辞艰辛，跋涉于冰天雪地和荒漠沙碛之中，西行求经，瞻仰圣迹。归来时又携回大量梵文或胡语佛经，在河西境内开窟建寺，或聚徒讲经，或从事译著，对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做出了贡献，并使佛学成为河西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28]

　　其代表人物是被后人称为“敦煌菩萨”的竺法护。竺法护，原名竺昙摩罗刹，是世居敦煌的月氏人，八岁时就出家，拜外国僧人竺高座为师。晋武帝时，曾随师游历西域诸国，学会了36国语言和文字，并获得《贤劫》、《大哀》、《法华》等梵本佛经165部，携带东归。回敦煌后遂致力于梵文经的翻译。於元康四年（294年）在酒泉译《圣印法经》，后在敦煌又译出《道地经》及《不退转法轮经》等，并围绕译经，发展了大批僧徒，培养出不少高僧。如其第子竺法乘亦“立寺延学，忘身为道，诲而不倦。使夫豺狼革心，戎狄知礼。大化西行……”[29]，以及竺法行、竺法首、孙伯虎、聂承远、聂道真等。每次译经，大师、弟子、劝助的信士，都组成规模不小的译经团体，如太康五年（284年）在敦煌翻译《修行道地经》，笔受者、劝助者及书写者近四十人。这为河西佛教的发展起了极大作用。竺法护自武帝太始二年至怀帝永嘉七年（266－313年）先后译经47年，除他后来去长安、洛阳等地的时间，大部分时间在敦煌与酒泉，他所译的《光赞般若》、《法华》、《维摩诘经》等为敦煌一带所流行。法护一生共译经210部394卷[30]，包括了大乘佛学的主要部分，如《法华》、《华严》、《涅槃》、《般若》等，是中国佛教史上的著名译经大师，为佛教在中国的流传做出了贡献，故《高僧传》说：“经法所以广流中华者，护之力也。”

　　十六国时期的两位译经大师鸠摩罗什和昙无谶都在河西有过活动并对河西地区的佛教产生了重大影响。 

　　鸠摩罗什（344年—413年），龟兹人，早年深受小乘佛学的影响，青年时改宗大乘，尔后主要从事弘扬大乘佛学的活动。他的弘法活动，曾对当时塔里木盆地各绿洲的佛教产生过巨大影响。前秦建元十九年（383年），苻坚派大将吕光率军进攻西域，次年，吕光进军龟兹，大破龟兹诸国联军，东归时，将高僧鸠摩罗什带到凉州。途经敦煌时，罗什所骑的白马病死，葬于沙州城内，并留下了一个神奇的传说，至今还在敦煌一带流传。为此，后人特意建塔纪念，名“白马塔”。此塔经历代维修，至今仍耸立在沙州古城东南隅[31]。白马的传说及白马塔的修建，说明罗什对敦煌地区的佛教确实产生过影响。罗什在敦煌稍事停留后，便随吕光到达凉州，建精舍，授弟子，讲经说法，翻译佛经，使凉州佛教盛行一时。弘始三年（401年）后秦主姚兴亦好佛教，遂出兵凉州，从吕光手中夺得鸠摩罗什，罗什被请到长安，继续从事佛经的翻译。罗什在凉州与长安共译经74部384卷[32]，现存39部313卷。主要有《大品般若》、《法华经》、《弥陀经》、《金刚经》等大乘经典；《坐禅三昧经》、《禅法要解》等禅宗经典及《十诵律》、《大智度论》、《成实论》、《马鸣传》、《龙树传》等律本、论著和传记，这些佛典成为后来中国佛学学派和宗派建立自己的理论和学说的基本依据，对中国佛教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后人将他和唐玄奘、义净并称为古代的三大翻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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