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初年，匈奴赶走了月氏、乌孙，占据了河西。匈奴不仅在占领区征收赋税，还严重地破坏和阻碍中西交通；并与羌人连结，威胁着汉朝的安全。面对这种情况，汉高祖刘邦曾经出兵抗击，但是不幸失败，被围于平城（今大同市东），后用陈平之计才得以脱身。此后，双方签订了和亲盟约。匈奴通过和亲，每年从汉朝获得大量的絮、缯、酒、米等衣食。但是匈奴仍不断地派兵南下，骚扰汉朝边境，杀戮吏民，虏掠人口。汉朝初建，无力反击，只有忍让。

　　在西汉建国的六七十年间，匈奴势力变得更加强大，史称其有“控弦之士三十余万”[2]。匈奴贵族为了满足其贪欲，对汉朝的边境侵扰日甚。在公元前201年至公元前133年间，匈奴骑兵连年南下，虏掠人畜，劫夺财物，践踏庄稼，汉朝北方广大地区受到严重危胁。在此数十年中，西汉王朝经过长期的休养生息，特别是经过“文景之治”后，国势变得十分强盛。到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刘彻登上皇位时，对匈奴反击的条件已经成熟。于是汉王朝制定了以武力防御和抗击匈奴的方针。建元二年（前138），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前去寻找被匈奴迫逐西迁的大月氏、乌孙等民族，以联合他们共同抗击匈奴。张骞在中途两次被匈奴扣留达十一年之久，于元朔三年（前126）方才还归长安。这此出使，并没有达到原来的目的，但对西域的地理物产、风土人情却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坚定了汉武帝以武力抗击的决心。于是他任命卫青和霍去病为大将，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战役：公元前127年的河南（河套以南）之战，前121年的河西之战和前119年的漠北之战。

　　河西之战主要是由青年将领霍去病领导进行的。据记载，元狩二年春，霍去病“将万骑出陇西”，西行过焉支山，深入匈奴地千有余里，大破匈奴，斩获甚多。同年夏，汉王朝乘胜出击，再次进军河西。这次，霍去病从北地出发，至居延，然后南下打到祁连山，俘、斩匈奴三万多人，并“得单于单桓、酋涂王，及相国、都尉以众降下者二千五百人。”[3]这年秋，“匈奴昆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合四万余人来降，置五属国以处之。”[4]从此，河西走廊正式归入了汉朝的版图。

　　河西归汉后，汉王朝便采取了一系列政治、军事和经济措施进一步开发河西。元狩二年河西之战结束后，汉王朝即以匈奴之地为武威、酒泉郡，元鼎六年，又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至此，历史上有名的“河西四郡”完全建立起来，使河西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为了防御匈奴的侵扰，保障河西地区的安全，汉王朝又在敦煌以西设立了玉门关和阳关，以扼守西域进入河西、中原的大门。同时，还将秦长城向西延伸，修筑了从令居（今永登县）到敦煌，一直延伸到盐泽（今罗布泊）的长城。并在长城沿线按一定距离修筑烽燧亭障，由侯官、侯长和都尉等率戍卒把守。这样就形成了严密的军事防御体系，为保卫河西地区居民的正常生活和“丝绸之路”上往来使者、商贾的安全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由于西汉王朝对河西走廊的牢固占有，原住匈奴诸族的迁徙，河西地区一时变得人烟稀少。为了巩固对河西走廊的统治，汉武帝采取了移民实边的政策，将关东贫民或罪犯迁来进行屯田和垦荒。 　　徙民措施的直接结果便是河西地区人口大增。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到西汉平帝时，河西四郡共有71270户，28万多人[5]。

　　这些大量迁入的徙民和戍卒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必需的劳动力，再加上河西走廊广袤肥沃的土地和祁连山丰富的冰川融水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还有中原地区先进农耕技术随着移民的传入，使河西农业生产飞速地发展了起来，在不长的时间内就不仅保证了移民和驻军生活的需用，而且在中原地区发生饥荒和灾难时，还能调拨出大量的粮食支援中原灾区，使河西地区成为我国古代历史上有名的商品粮基地。居延汉简的有关简文即生动地为我们说明了这一点。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了唐代。《太平广记》说：“河州敦煌道，岁屯田，实边食，余粟转输灵州，漕下黄河，入太原仓，备关中凶年。关中粟麦藏于百姓。天子幸五岳，从官千乘万骑，不食于民。”唐代晚期，张议潮驱逐吐蕃在河西的统治，归义军治下的农业生产有了更大的发展。敦煌文书中就有“荷锸如云”，“家家都有十硙水，男耕女织不相失”的记载。唐僖宗时，中原发生饥荒，河西归义军节度使张淮深还将大量的储粮运往中原，供给中原王朝，助其渡过难关。[6]

　　移民不仅为河西地区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农业技术，促进了河西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而且也带来了中原发达的汉文化。汉时，许多朝廷命官，如戾太子事件中受到牵连的许多官员就被流放到河西地区。这些人大多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他们的到来，使中原发达的汉文化也随之传播到了河西地区，他们本人及其后裔也成为当地的望族和大姓。如敦煌地区的翟姓，即是汉朝著名宰相翟方进的后裔。这些望族大姓的活动往往带有较强的文化意识和很浓厚的宗教色彩。莫高窟的一些题记和榜文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7]

　　西汉末年，中原大乱，群雄割据。窦融从内地来到河西，拥兵自保，被推为河西五郡（金城、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大将军。他“抚结雄杰，怀辑羌虏”，遂使这一地区“上下相亲，晏然富殖”，“匈奴惩乂，稀复侵寇，而保塞羌胡皆震服亲附，安定、北地、上郡流人避凶饥者，归之不绝”[8]。相对稳定的河西地区吸引了不少三辅（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地区的人前来。《后汉书·孔奋列传》载：“遭王莽乱，奋与老母幼弟避兵河西。……时天下扰乱，唯河西独安，而姑臧（今甘肃武威）称为富邑，通货羌胡，市日四合。”河西之安定富庶于此可见一斑。

　　东汉时期，由于北匈奴的不断侵扰，丝绸之路西域段曾经“三通三绝”，但经窦固、班超等的苦心经营，仍然保持着繁荣景象。尤其是东汉后期，敦煌更成为经营西域的中心，控制中西交通孔道的咽喉要冲。

　　到曹魏时期，由于东汉以来形成的豪强大族的势力更加强大，他们兼并土地，压榨农民，敲诈勒索西域商贾。针对这种情况，当时的凉州刺史徐邈和敦煌太守仓慈便采取措施，解除豪强的私人武装，打击了豪强大族的器张气焰。特别是仓慈，处事公正，平等对待少数民族，鼓励胡汉通婚，为丝绸之路上往来的各国胡商提供种种方便，极大地促进了贸易的发展，使敦煌成为商贾云集、贸易发达的商业都会。

　　这样，河西走廊从张骞通西域，霍去病破匈奴开始，经过六七百年的开发经营，到魏晋初期，业已成为政治相对稳定，经济空前繁荣的一个独特地域，它为学术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准备了充足的条件和肥沃的土壤。 

　　到东晋十六国时期，整个中原地区战火弥漫，干戈不息，而河西地区则“秩序安定，经济丰饶，既为中州人士避难之地，复是流民移徙之区，百余年间纷争扰攘固所不免，但较之河北、山东屡经大乱者，略胜一筹”[9]。前后相继或交错并存的五凉政权，彼此之间虽有征战，但和中原地区的“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等相比，无论其规模还是造成的破坏都要小得多。相对来说，在当时的中国，河西走廊无疑是一片人间的乐土，因而“中州避难来者日月相继”[10]。据记载，永嘉之乱时，京城士大夫就认识到：“天下方乱，避难之国唯凉土耳。”建兴之乱后，晋王司马保败亡，“其众散亡凉州者万余人”[11]。大量中原庶士的避居河西，使河西文人学士大为增加，这对保留中原先进文化和推动河西文化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正如胡三省所说：“永嘉之乱，中州之人士避地河西，张氏礼而用之，子孙相承，衣冠不坠，故凉州号为多士。”[12]

　　中原文人学士涌入河西，只是河西“多士”的一个原因。随着汉代对河西的开发，丝绸之路的畅通，河西文化与河西经济一起迂回上升。一批作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士”，便在西北边陲的河西一隅，破土而出。因此，自汉以来，河西地区特别是敦煌，已是文化极盛之地，文人学士早已大量涌现。而西晋王室内乱，中州云扰，安定世族张轨出牧凉州，保境安民，兴办文教，选拔人才，为河西的地主阶级创造了保存和发展自己家族和家学的有利条件，从而吸引了不少的中州人士流向河西，这就使本来“多士”的凉州，更加地灵人杰。[13]

　　河西的文人学士，多出自西州大姓。如安定张氏、陇西李氏、略阳郭氏、西平田氏、金城宗氏以及敦煌宋、阴、索、汜等，都是“以儒学显”、“以儒学致位”、“以儒学见称”的西州右姓。当中原板荡、京洛公学沦废，学位下移之时，西州大姓在相对安定的河西一隅，“专心经籍”，致力儒学，既可以发展本地的学术文化，又能保存、继承固有的传统文化，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刘（渊）石（勒）纷乱之时，中原之地悉为战区，独河西一隅自前凉张氏以后尚称治安，故其本土世家之学术既可以保存，外来避乱之儒英亦得就之传授，历时既久，其文化学术遂渐具地域性质。”[14]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河西地区的文化事业在两汉以来的基础上得到了迅速发展，出现了繁荣兴盛的局面，并一跃而成为北方文化中心，形成了具有一定地域特色的河西文化圈。

　　这一文化圈的形成又与河西各政权的执政者对学术文化和教育事业的重视提倡有着密切的关系。如张轨到凉州不久，即“征九郡胄子五百人，立学校，始置崇文祭酒，位视别驾，春秋行乡射之礼”[15]，并广泛征求高才硕学、经史著述等有识之士，如宋配、阴充、汜瑗、阴澹等为股肱谋主，为其政权服务。至张骏时，更“立辟雍、明堂以行礼”[16]，选派官吏主管教育事业。张祚、张天锡执政时期，多次派出使者，厚礼征聘隐逸有学之士。张天锡还以文人自居，在朝卿士、郡县守令纷纷拜师求学，形成风气；他还亲自组织了《首楞严》等经的翻译，稍后，凉州即高僧辈出，人才济济。 　　南凉秃发氏，最初致力于征战拓土，奖用武士，不大重视教育事业。后采纳史暠“宜建学校，开庠序，选耆德硕儒以训胄子”的建议，积极办学，“以田玄冲、赵诞为博士祭酒，以教胄子”[17]。至傉檀时，又延纳后凉、后秦文士为己所用，使境内尊师重教之风依然兴盛。当后秦姚兴欲吞灭南凉，遣其尚书韦宗窥其虚实时，韦宗仅以“凉州虽残弊之后，风化未颓，……凭山河之固，未可图也”回报[18]，足见南凉兴学之举，影响已传诸境外。

　　西凉主李暠执政后思贤若渴，“采殊才于岩陆，拔翘彦于无际”[19]，广泛地吸收文人学士，并积极兴办教育，于敦煌“立泮宫，增高门学生五百人”就学[20]，他本人亦于从政之暇，训戒诸子，潜心向学，并亲自修补破损的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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