昙无谶早习小乘，后从一白头禅师改习大乘，喜其义理，于是专攻大乘。他主持翻译的11部佛经，都属于宣传“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大乘教经，其中以《大般涅槃经》最为重要。据记载：“谶既达此（凉州），以玄始十年，岁次大梁十二月二十三日，河西王（沮渠蒙逊）劝请令译。谶手执梵文，口宣秦言。其人神情既锐，而为法殷重。临译敬慎，殆无遗隐；搜研本正，务存经旨，惟恨胡本分离残缺未备耳。”[34]此经进一步发展了大乘教的佛性说，不仅承认“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而且还进一步认为，断灭一切善根的“一阐提”（缺乏信心者）也都有佛性，皆能成佛。这一新的提法，是对佛教思想的一大突破，在中国佛教史和思想史上具有重大影响。《大般涅槃经序》译成后，在河西等地广为抄写流传，对大乘佛教的传播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35]

　　河西佛教文化的兴盛不仅表现在佛经翻译和聚徒讲经上，还表现在开窟建寺和静坐苦修方面。河西地区现存的石窟寺之多，在全国是少有的。这些石窟寺虽没有兴盛于汉魏，但若追溯其建窟渊源，则大都产生于十六国时期。《高僧传·昙摩密多传》说：“昙摩密多，此云法秀，罽宾人也……博贯群经，特深禅法……遂渡流沙进到敦煌，于闲旷之地，建立精舍，植柰千株，开园百亩。房阁池林，极为严静。顷之复适凉州，仍于公府旧寺，更葺堂宇，学徒济济，禅业甚盛。”《集神州三宝感通录》记载凉州石窟开凿时说：“凉州石崖瑞相者，昔沮渠蒙逊以晋安帝隆安元年，据有凉土……于州南百里，连崖绵亘，东西不测，就而斫窟，安设尊仪，或石或塑，千变万化，有礼敬者，惊眩心目。”尤其是著名的敦煌莫高窟，虽盛于隋唐，下迨宋元，但其开窟建寺之始，却在十六国时期：“莫高窟者，厥初秦建元二年（366年），有沙门乐僔，戒行清虚，执心恬静，尝杖锡林野，行止此山，忽见金光，状有千佛，遂架空凿岩，造窟一龛。”[36]这些活动同讲经说法、翻译佛经一样也有力地推动了佛教文化的发展，并为后世留下了大量可资考证研究的洞窟壁画及其他实物资料。

　　伴随着河西地区佛经翻译和开窟建寺等活动，十六国时期，一度出现了“西天取经”热。河西地接西域，成为西行求法者的必经之地。西行求法者，不仅有河西僧人，也有中原、江南的僧人，东晋著名僧人法显就是从河西经敦煌到达西域的。《法显传》记载：“法显昔在长安，慨律藏残缺，于是遂以弘始元年岁在己亥，与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同契，至天竺寻求戒律。”“初发迹长安，度陇，至乾归国（西秦统治者乞伏乾归的都城，先后设在金城和苑川）夏坐。夏坐讫，前行至耨檀国（南凉）。度养楼山（今青海西宁市北、大通河南之山脉）至张掖镇。张掖大乱，道路不通。张掖王段业遂留为作檀越。于是与智严、慧简、僧绍、宝云、僧景等相遇，欣于同志，便共夏坐。”“夏坐讫，复进到敦煌。有塞，东西可八十里，南北四十里。共停一月余日。法显等五人随使先发，复与宝云等别。敦煌太守李暠供给度沙河。”由于凉州是北方的译经中心，中原、江南僧人也有到河西取经的，河西僧人也有东去南下，对中原、江南的佛教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如北魏太武帝灭佛，至文成帝兴佛，其领导佛教复兴的重要人物师贤、昙曜等大多原为北凉僧人，他们对北朝佛教禅学及戒律方面的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昙曜与现存大同云岗石窟的开凿与兴盛更是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十六国时期，包括敦煌在内的河西佛教，在中国佛教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综上所述，河西从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组织实施对匈奴的反击并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开始，历代统治者相继采取移民实边和屯田垦荒的正确措施，经过六七百年的开发和经营，再加上它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地处中西交通孔道的优越地理位置，到东晋十六国时期，已持续发展成为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的一个地区。在当时北方大混乱的情况下，中原文人学士的大量涌入，不仅使固有的汉晋文化得以保存、继承，而且还在此基础上有长足的发展，使河西一度成为汉文化的中心；佛教东渐，河西又得近水楼台之便，沙门僧人西上东下、求法译经、开窟建寺使这里成为佛教的圣地；五凉各政权的执政者对儒家文化教育和佛教文化的崇尚倡导更为河西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优越的外部条件。终于，河西地区孕育出了独具特色的学术文化，形成了具有鲜明地域特征的文化圈，涌现出了一大批硕儒高僧，以其卓越的文化活动创造出了光照千秋、泽被后世的文化成果，为五千年中华文明史书写了极其光辉灿烂的篇章。

　　[注释]

　　[1]《汉书》卷96《西域传》 

　　[2]《史记》卷110《匈奴列传》 

　　[3]《汉书》卷55《霍去病传》 

　　[4]《汉书》卷6《武帝纪》 

　　[5]《汉书》卷28《地理志》记载：武威郡，户万七千五百八十一，口七万六千四百一十九；张掖郡，户二万四千三百五十二，口八万八千七百三十一；酒泉郡，户万八千一百三十七，口七万六千七百二十六；敦煌郡，户万一千二百，口三万八千三百三十五。计户七万一千二百七十，口二十八万二百一十一。

　　[6]参阅孙修身《敦煌与中西交通研究》第10页，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7]参阅孙修身《敦煌与中西交通研究》第11页，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8]《后汉书》卷33《窦融传》 

　　[9]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30页，三联书店2001年版 

　　[10]《晋书》卷86《张轨传》 

　　[11]同上

　  [12]《资治通鉴》卷123文帝元嘉十六年十二月条胡注 

　　[13]参阅武守志《五凉时期的河西儒学》，载《西北史地》1987年第2期 

　　[14]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23页，三联书店2001年版 

　　[15]《晋书》卷86《张轨传》 

　　[16]《资治通鉴》卷96

　　[17]《晋书》卷126《秃发乌孤载记》 

　　[18]《晋书》卷126《秃发乌孤载记》

　　[19]《晋书》卷87《凉武昭王传》 

　　[20]同上

　　[21]《魏书》卷52《刘昞传》 

　　[22]《晋书》卷94《隐逸·郭瑀传》 

　　[23]《魏书》卷52《刘昞传》 

　　[24]《魏书》卷52《阚骃传》 

　　[25]《晋书》卷94《隐逸·祁嘉传》 

　　[26]《晋书》卷94《隐逸·宋纤传》 

　　[27]《魏书》卷52《宋繇传》 

　　[28]参阅杜斗城《陇右高僧录》，兰州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29]梁·慧皎《高僧传》卷4《义解》 

　　[30]据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竺法护译经数目，史载不一：梁·僧祐《出三藏记集》为154部309卷，《开元释教录》为175部354卷，《贞元新定释教录》同《开元录》。今人吕徵先生曾作过详细考证，见于《中国佛教源流略讲》、《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

　　[31]参阅《敦煌简史》第47页，敦煌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编印，1990年 

　　[32]据唐《开元释教录》 

　　[33]梁·慧皎《高僧传》卷2《译经》 

　　[34]释道朗《大般涅槃经序》，见任继愈《佛教经籍选编》5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35]参阅齐陈骏等《五凉史略》第159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36]《李克让修莫高窟佛龛碑》，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参考文献]

　　[1]刘进宝.敦煌学通论.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

　　[2]孙修身.敦煌与中西交通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 

　　[3]陈国灿.敦煌学史事新证.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 

　　[4]杨秀清.华戎交会的都市——敦煌与丝绸之路.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 

　　[5]武守志.五凉时期的河西儒学.西北史地,19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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