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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来清代汉学思想性问题研究述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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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38:3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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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地利用了客观义理之学这座可以通往历史真实的重要桥梁。这对清代学术的发展影响很大。其弊病是，自清初‘经世致用’派学者以后的客观义理之学，基本上是与现实相脱离的。”(26)高正的研究，直接关注到清代考据家的义理之学，虽然其论述有将考据学与义理之学合二而一的倾向，但仍不乏开创意义。
与此同时，一些学者也开始关注到乾嘉考据学者的思想主张和学术特色。黄爱平先后发表《戴震的义理说与清中期的学术思想界》、《凌廷堪学术述论》、《阮元学术述论》等文(27)，或分析戴震的义理思想及其特色，并由戴震义理之说所引发的反响进而探讨清代中期学术思潮的特征及其走向；或论述凌廷堪、阮元等考据学家的学术主张和学术成就，力图发掘出他们通过具体的经典研究和字义考证所阐发的义理思想。以凌廷堪为例，作者认为，凌廷堪精研《仪礼》，反复爬梳，从经典所载各种礼仪节文中归纳条例，据其性质分为通例、饮食之例、宾客之例、射例、变例、祭例、器服之例、杂例八类，著成《礼经释例》一书。正是在深究儒家经典、贯通古代典制的基础上，凌廷堪力图“发明圣贤之道，推阐理义之说”，提出了“复礼”弃“理”，以“礼”代“理”的思想主张，被当时学者誉为“一代之礼宗”。由凌廷堪的学术路径推之于当时的考据学家，作者明确提出，“试图通过批判理学，弘扬汉学来寻求圣人之道”，是汉学发展阶段以戴震为代表的皖派学者努力的目标。可以说，作者的相关研究，初步揭示出了乾嘉考据学特别是其代表性学者考据背后所隐含的思想性。
直接从哲学的高度来观察清代学术的，当推王茂等学者所著的《清代哲学》。该书对自明清之际至鸦片战争这一时期的哲学思想，作了相当深入的发掘和理论的阐释。针对以往学术界大多认为清代有“研究法”而无“主义”，有考据而无思想的传统看法，作者明确提出：“任何一个时代，都有它的理论思维，都有它的‘风气’。清代的理论取向和‘风气’，即它的‘主义’，就是反思辨（包括理学的、心学的思辨以及佛释老庄），重实学，而以《六经》孔孟为依归。”也就是说，“回到原始儒学”，就是清代的“主义”，就是清代学者的理论思维。作者还专门就考据学与哲学的关系作了辨析，认为：“考据学并不就是哲学，但乾嘉时代的哲学（也可以上溯清初一部分学者），不能不从考据中过滤出来，而他们既从经书中滤出哲学，也就不能不是原始儒学，或在原始儒学基础上作出新的理论思维。同时，考据学在自己的实践中，也总结出一些具有哲学意味的方法论。所以，就二百年的整个发展看，推动考据学前进的是对哲学 （义理）的追求，而达到哲学目的的形式与手段，则是考据。”作者撷取乾嘉时期一些著名学者的哲学思想，诸如戴震的人道哲学、程瑶田的人性论、焦循的“时行”哲学、阮元的仁学新义、凌廷堪的“以礼代理”说、章学诚的历史哲学、崔述的历史怀疑论等，一一予以分析论述。在此基础上，作者发掘出清代考据学所具有的哲学内容和哲学意义在于：其一，考据学者有自己的义理追求，考据学有其自身不同于宋明理学的理论思维，这就是要“撇开宋儒传注，返之于孔孟经典中去探求孔孟本义”，“以经验主义、实证主义、实用主义的哲学取代抽象思辨的哲学（如程朱、陆王、佛老）”；其二，考据学内部有以惠栋为代表的主张“求古”的经验派和以戴震为代表的重视“求是”的理性派两种学风，并且其发展经历了“由分而合、由实而虚、由述而作”，乃至由学而道的过程；其三，考据学术方法“构成了哲学意义上的方法论”，并反映出思维方式的变化，即“理性代替蒙昧，实证战胜虚妄，革新排除保守”。作者还进而将清代思潮界定为“反传统的批判思潮”，认为这一思潮反的是宋明新儒学的传统，并且，其“与宋明儒学的对立的方式是战斗的而不是妥协的”(28)。综观全书，堪称是第一部从哲学的高度来阐释清代学术特别是考据学的专门著作，不仅辨析相当深入，而且颇有创见。尽管作者的一些看法尚可商榷，如将清代思潮完全视为宋明儒学的对立物，而相对忽视了二者之间的联系乃至一定意义上的发展，显然不尽周全，但该书对清代学术所作的理论把握和哲学分析，仍然是十分深刻并且是极富启迪意义的。
自此而后，有关清代汉学思想性的问题日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研究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不仅提出了“乾嘉新义理学”的概念，而且对其所涉及的相关问题作了进一步的阐发。
1993年，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举办“清乾嘉学术研究之回顾”座谈会，就乾嘉学术研究的若干重要问题，分别进行专场研讨，“乾嘉义理学研索”即为讨论的问题之一。在该场研讨会上担任引言人的张寿安，以余英时的观点为出发点，明确提出：“如果我们一直坚持着‘理学’这个秤，去量度乾嘉义理学，不但要大失所望，更可以坦白而直接地说：这根本是缘木求鱼。”既然不能以理学的标准来衡量乾嘉义理学，“那么，乾嘉义理学该从那个角度去探索，才能接触到它的真性质，也才能披索出儒学思想在清代的真面貌呢？”对此，张寿安认为：“清人的考据成果，提供了思想研究的资料。考据学在思想上的最大意义，应该是考据学破坏了旧哲学，进而企图为儒学建立另一因应时代需求的新思想典范。”如戴震以降的乾嘉学者否定了“宋明理学中的天命理气性善种种大基石”，转而讨论“情欲”、“仁”、“礼”等义理问题，如果要探究他们如此取舍和如此趋向的原因，那么，“直捷地说，就是乾嘉儒者关心社会问题多过于对思想作纯思辨的探讨。换言之，他们的社会兴趣大过于哲学兴趣。”针对在讨论过程中有学者提出如何区别“乾嘉义理”和“宋明义理”的问题，张寿安提出：“我们不妨以宏观的态度把‘义理’一词视为儒学思想，儒学思想在不同时代有不同面貌和性质，魏晋时是玄学，隋唐时是佛学，宋明时是理学，而乾、嘉所呈现的面貌，现在仍在探讨中，不妨暂且称为乾嘉义理学。”(29)综观此次座谈会，不仅明确提出了“乾嘉义理学”的概念，而且对此作了初步的研讨，有力地促进了这一问题的研究。
1994年，张寿安著《以礼代理——凌廷堪与清中叶儒学思想之转变》一书出版。该书充分运用考证以及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发掘出清代中叶学术思想走向的一条脉络，即“以礼代理”。作者认为：“清儒的经史考证，逐渐走向经书义理之追求，并以之作为经世主张之依据，造成和宋明理学在某些价值观念上的冲突，应该是清代思想史的一个研究重点。”据此，作者从清儒对礼学的研治入手，“以期阐明清儒通经求义之思想脉络并其内涵”。通过对以凌廷堪为代表的清儒礼学思想的研究，作者认为，清代汉学中的徽学一派，“从戴震、程瑶田至凌廷堪，有一‘从理到礼’的明显走向，而廷堪尤为礼学之大纛。廷堪‘以礼代理’之说立，然后清儒自顾炎武以来‘经学即理学’和戴震所倡‘道在六经’的实学主张，才有了从思想到实践的一贯体系，而清代儒学在思想史上的意义，也才能具体显现”。在作者看来，“以礼代理的思想走向，实为清学在思想上之主要发展特色，也是清学与宋明理学在思想上的主要分水岭，其目的是要把儒学思想从宋明理学的形上形式，转向礼学治世的实用形式。”正是在论述礼、理二者关系时，作者进而提出了“新义理学”这一概念，指出：“‘礼’因为和宋明理学之理有辩证上的关系，被乾嘉学者用作发展其本身思想体系的基石，在清代‘新义理学’上具有重大意义。”(30)可以说，该书的主要贡献不仅在于恢复了清中叶儒学思想转变的一条线索，揭示出清中叶经史考证背后的思想，而且在于观察出“儒学思想在清代的关键性转变是摆脱宋明理学形上思辨的哲学型态，而走向社会型态。清儒最关怀的不是个人内在道德修为的成圣境界，而是如何在经验界重整社会秩序”(31)。这一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启迪意义。 1999年，台湾学者张丽珠著《清代义理学新貌》，亦立足于“传统儒学全幅历程开展”的视角来观察清代学术，认为宋明儒“其实只是偏就义理之性一方面立论”，使义理之性一脉“获得充分开发”；而清儒的义理建树则是在其“未被开发的领域”，即“形下的‘器’——气化的世界”。清儒“以形下的气化世界为重点，以感性直观的经验主义为出发，强调可以验证的实迹，要求重智、重情态的新思想典范；他们以建立起合理的社会道德与社会秩序为目的，将个人内在生命的思考，转换为社会生命的思考。就这样从‘内圣’到‘外王’，一扫宋明以来所有形上学的争论，正式将清代的思想，带入了社会哲学的思考时代”。作者特别强调，宋明义理学与乾嘉义理学是两种不同的义理形态，前者是形上思辨的义理学，后者则是形下经验的义理学，二者共同构成了儒学丰富的内涵。作者明确指出：“对于这两种价值选择异趋、方法论殊途的不同型态义理发展，我们只须各自以其领域内规则要求之，既无须以清儒之经验主义责理学以具体检验；也无须以理学之形上思辨，指乾嘉义理缺乏哲学深度。”因此，作者将观察点“集中在‘从故训进求理义’——清儒凭藉考证基础所建立起来的经验领域义理学之上”，通过探讨清代考据学兴盛的原因，以及对戴震、焦循、凌廷堪、阮元等个案的研究，力图说明“义理学和考据学之间关系密切”，而且“义理才是考据的目的”。作者据此得出结论：“乾嘉时期的义理学，是筑基在考据学之上的；考据学是以经验实证为出发的，因此乾嘉时期的义理发展充满了经验主义色彩——不仅其学术途径崇实黜虚，即其所关怀的焦点也在经验领域；此其所以立异于主观内向、形上思辨的宋明义理学。”(32)综观该书的研究，其创新在于明确提出形上思辨的义理学和形下经验的义理学两种不同义理形态的概念及其评判的标准，并将乾嘉学者通过考据所建构的义理学定义为“主于客观领域的经验实证义理新论”。无疑，其研究为学者进一步观察乾嘉时期的义理学，提供了又一个值得重视的切入点。
四、研究的深化与拓展
随着对乾嘉义理学研究的逐步展开，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在其启动的“清乾嘉学派经学研究计划(1999-2002)”中，正式将“乾嘉学者之义理学”列为子课题之一，并在1999至2000年一年多的时间里，以此为主题，先后召开了四次小型研讨会和一次座谈会。与会学者或就义理思想本身，或从方法论的角度，或着眼于学术史的视野，对乾嘉学者的义理学及其相关问题，作了深入研讨。有关乾嘉义理学的问题，也由此而成为海峡两岸学者共同关注的热门话语。
就大陆方面而言，一些学者不仅十分赞同“乾嘉新义理学”的概念，而且在研究中予以了进一步的阐发。周积明在《关于乾嘉“新义理学”的通信》、《〈四库全书总目〉与乾嘉“新义理学”》等系列文章中(33)，对“义理”的概念作了重新阐释，指出“义理”一词由“最初指合于一定伦理道德的行事准则”，其后“衍绎为儒家经义”，再到成为“思想、义趣、理念、意旨之总称”，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作者认为，如果从“思想、义趣、理念、意旨”这一层面来理解乾嘉学术，应该说乾嘉学者的考证“是深含思想、理念和意旨的”。在厘清“义理”概念及其涵义的基础上，作者尝试为“乾嘉新义理学”作出界定：“‘乾嘉新义理学’指乾嘉时期的主流社会文化思潮。其主要内容包括：力主达情遂欲，反对存理灭欲；力主理气合一，反对理在气先；注重实证、试验、实测以及行为效应和社会功用，摒弃‘言心言气言理’的形上性理之学。由于如上范畴皆与宋明‘义理学’对立，故称‘新义理学’，是前近代中国社会内含有‘近代指向’的重要思想范型。”藉助“乾嘉新义理学”的视角，作者进而提出了乾嘉时期的学统重建问题。在《乾嘉时期的学统重建》一文中，作者认为：“乾嘉时期，清儒有一种普遍的学统重建的意向。其侧重面有三：汉学学统的重建、经世实学学统的重建、礼学学统的重建。正是通过如上三个方面，典型地体现出清学重礼、重学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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