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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来清代汉学思想性问题研究述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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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38:3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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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思想的另一条大道”。(42)应该说，该书所展现的研究成果，集中反映了作者数年来的学术兴趣和社会关怀，无论在方法上、议题上，抑或是研究视角方面，都显示出深刻的心得，也取得了相当的突破。
张丽珠所撰《清代新义理学——传统与现代的交会》，同样是继其《清代义理学新貌》之后，集两三年研究论文而成的新著。作者本人也将《清代义理学新貌》算作探讨清代新义理学的上部，而把此书视之为下部。作为前后衔接，并且有着密切关联的研究清代义理学的专著，作者自言，其上部的企图“在证明清代并非没有思想的时代”，而下部则“要证明清儒所务力发扬的经验价值，更是中国在迈向现代化进程所必须的‘价值转型’，是儒学得以完成早期现代化的内在根据”。由此出发，作者再次提出“重新检视乾嘉学术”的问题，强调义理学存在两种不同的类型，一种是宋明儒的“道德形上义理学”，另一种则是清儒的“经验领域义理学”，认为清代考据学的兴起乃至兴盛，实际上就是儒学内部两种不同义理类型的转换，即由宋明儒的“道德形上义理学”转向清儒的“经验领域义理学”。据此，作者提出：“乾嘉时期同时也是儒学史上的义理革命时代，一种迥异于过去两千年来偏落‘形上价值’、重新以‘经验价值’做为选择与学术取向的新义理也正在发展。清代不但不是没有思想的时代，清代还是突破了传统义理窠臼、建构起‘经验论’色彩新义理学的重要阶段。如果不能正确认识清代义理的话，则儒学义理只是一种遗落客观经验价值、偏重主观形上价值的偏颇发展。正因为清代新义理学的发展，这一个经验的义理缺口才被补上，儒学才能够呈现兼具形上与形下、超验与经验的‘道器圆满’——‘形上谓道，形下谓器’之全幅开发。”为说明这一观点，作者撷取了相关的几个问题，诸如理学在清初的没落、纪昀反宋学的思想意义、汉宋之争、戴震新义理学的“价值转型”意义、清儒对传统义利关系的解构与重建等，分别予以论述。在此基础上，作者将“清儒‘主情重智’——发扬‘情性’而范以‘智性’的义理主张”，定名为“情性学”，并高度评价“清代情性学”因其“对旧义理的价值转型，对智性以及客观方法论的凸显，对‘个人主义’以及‘通情遂欲’的要求满足”等，不仅成为“儒学得以兼具形上、形下圆满开发的重要功臣，更重要的，它是会通传统与现代必要的过渡桥梁”(43)。可以看出，作者对“清代新义理学”的研究，在此前《清代义理学新貌》的基础上，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作者不仅将“乾嘉新义理学”放大成为“清代新义理学”，而且依据其重视客观现实和经验价值的“主情重智”特色，将其定名为“清代情性学”。尽管作者的研究长于宏观理论的建构，而相对疏于具体问题的探讨，但这些新的概念的提出和论证，反映了作者独到的见解和独特的眼光，并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学术界对清代汉学思想性问题的思考。
在“乾嘉新义理学”的研究逐步深化的同时，还有学者尝试“从明清学术转型与传统学术重整的角度，再次观察清代学术——尤其是作为清代学术中坚的乾嘉学术”，并“试著提出一个新的解释，以彰显清代学术在传统知识转型与近代性知识形构之过程中的地位”，这就是张寿安的新作《打破道统·重建学统——清代学术思想史的一个新观察》。作者在多年思考酝酿的基础上，提出对清代学术思想史的一个新解释，即“打破道统、重建学统”。作者认为：“清儒‘打破道统、重建学统’的学术目标，不仅对宋明道学性质下的儒学作出批判，更展现于积极开发儒学的知识内容。这项学术大工程，经由多样性的学术文化活动来呈现，包括：探溯学术流变、辨析学问观念、推动学术工作、修改教育内容、重塑学人形象、大规模编书、出版、祀典更革等等。可谓从制度、观念、价值，到实务面的编书、教育、典范，囊括净尽。”由于该议题牵涉极广，故而作者“先从‘祀典’这个制度面入手”，通过对孔庙改制，确立传经之儒和议立周公、伏生、郑玄为五经博士，以及诂经精舍别立许慎、郑玄祀统等三个方面的考察，藉以说明“清儒如何破除理学道统，另立儒学学统”。作者明确指出，其对清代学术思想史提出这一新解释的意图在于：“一则破除学界以考证学视清学的偏狭观点，一则修正以经世解清学所无法含括之清儒纯学术的兴趣和贡献。最要则在指出清儒开发并反思传统学术资源所展现的宏阔知识场域，并专门知识独立之萌芽。”(44)虽然作者的研究才刚刚开始，其所论“祀典”这一制度层面的问题本身尚有商榷之处，而该议题所涉及的诸多内容还有待多方面的展开和更为深入的探讨，但其观察的新视角和提出的新观点，不仅颇具理论深度，而且对学术界深化清代学术思想史的研究也富有启迪意义。
五、研究状况的评价与思考
综观清末民初以来学术界对清代汉学思想性问题的研究，可谓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以往的成说普遍受到置疑，学者在汉学家是否关注现实，讲求义理，汉学研究的内容是否蕴含经世意图和思想意义这些问题上取得了相当大的突破，开启出一片新的天地。特别是近年来提出的“乾嘉新义理学”的概念，针对学术界以往认为清代汉学有考据而无义理，有学术而无思想的看法，着力发掘和彰显汉学的思想性，肯定考据学者有自己的义理追求和社会关怀，认为考据学有其自身不同于宋明理学的理论思维，考据方法反映出思维方式的变化和进步，等等。这一研究，凸显了学者“视域”(Vision)的转换以及由此而来的思想观念的变化，宋明理学与清代考据学作为两种不同的义理学形态得到多数学者的认同，并且，考据学独具的义理形态，从内涵、特色，到其价值、作用、地位等各个方面也得到了较为深入的阐发和论证。所有这些，都使得以往在人们印象中“万马齐喑”，沉寂荒芜，仅有个别学者一枝独秀的清代思想界，一下子变得活泼起来，并日益展现出其丰富、多元的色彩；而那些过去似乎只知“为考证而考证”、“为学问而学问”的清代汉学家，也得以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其本来的面貌。换言之，他们 （至少其中的主要学者）同样也是有血有肉、直面人生、关注现实的一代学人。
但毋庸讳言，学术界有关清代汉学思想性的研究尚处于初始阶段，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也还有很大的开拓空间。
就汉学思想性问题涵括的内容而言，首先，对经世（致用）和义理（思想）两组概念的理解，包括其内涵、意义以及渊源、发展等问题，学者的看法尚不一致，评价也各不相同，均有必要进一步作科学的界定和深入的研究。在深入阐发其内涵意义的基础上，还需关注它们在不同时空背景下出现的不同变化，亦即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环境下所表现的不同形态，所反映的不同特色。特别是对“乾嘉新义理学”这一概念的内涵、价值、意义和定位等诸多问题，尤有必要作更进一步的探讨。也就是说，对汉学思想性问题的研究，不仅需要转换研究视域，而且还需要从理论分析和具体探讨的层面，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其次，对经世（致用）和义理（思想）二者之间的关联及其在清代汉学家和汉学研究本身的反映和体现，目前的研究仍多有歧义。有的学者将其联系起来，肯定汉学家有自己的义理追求和社会关怀，汉学研究本身蕴含着经世意图和思想意义，认为乾嘉学者所讲的义理就是“经世之义理”；有的学者则将其判然二分，肯定清代汉学的义理（思想）诉求，而否定汉学家的社会关怀和汉学研究本身所蕴含的经世意图，认为“思想并不总与现实政治相联系”。耐人寻味的是，对清代汉学思想性持否定态度者，大多着眼于经世（致用）和义理 （思想）二者之间的关联立论，认为清学有考据而无经世，有学术而无思想；而对清代汉学思想性持肯定态度者，在经世（致用）和义理（思想）二者之间的关系上，则有或分或合的差别。由此观之，经世（致用）和义理 （思想）彼此之间的相互联系及其反映在汉学家和汉学研究上的具体情形和自身特色等诸多问题，都十分有必要作进一步的研讨。
再就汉学思想性问题涉及的范围而言，已有的研究大多局限于少数精英学者和一流大家，而未能关注更广泛的乾嘉学者群体，也未能深入更广阔的各个专门领域。无论是以往持否定态度者，抑或是近年来持否定之否定态度者，所藉以论述并作为根据的还是人们熟悉的那几个面孔，双方所关注的，仍然不外乎戴震、凌廷堪、焦循、阮元以及惠栋、纪昀、钱大昕诸人。而对为数众多的乾嘉学者群体和博大精深的汉学治学领域，相关研究却鲜有涉及，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同样的研究对象，同样的文献资料，因为研究者“视域”的转换，固然可以得出彼此不同的看法，甚至完全相反的结论；但若要进一步推进研究的开展，就必须开辟研究范围、拓宽研究领域，深入到更广泛的乾嘉学者群体中，进入到更广阔的各个专门领域中，以扎扎实实的文献资料为依据，下一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工夫。惟其如此，才能真正说明问题，也才能真正取得学术的进步。
［收稿日期］2007-1-20
注释：
①参见雷平：《近十年来大陆乾嘉考据学研究综述》，《史学月刊》2004年1期；周积明、雷平：《清代学术研究若干领域的新进展及其述评》，《清史研究》2005年3期。
②章炳麟：《检论》卷四，《清儒》；收入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章太炎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③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清代学术概论》，分别收入《饮冰室合集》第10、8册，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
④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蒋方震序》。
⑤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自序》，中华书局1986年重印本。
⑥陆宝千：《清代思想史》第四章，《论清代经学》，台湾广文书局1978年版。
⑦朱维铮：《清学史：学者与思想家》，《光明日报》1999年3月26日。
⑧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第三编第三节，《考据学的兴起：十七世纪中叶至十八世纪末知识与思想世界的状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⑨王俊义：《钱大昕学术思想述略——兼论对乾嘉学者的评价问题》，《史学集刊》1984年1期。
⑩周积明：《文化视野下的四库全书总目》第一章第二节，《多元一体的经世实学指向》，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1)漆永祥：《乾嘉学术成因新探》，《西北师大学报》1991年2期。
(12)漆永祥：《乾嘉考据学研究》第九章，《乾嘉考据学得失（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13)黄爱平：《乾嘉时期的社会变化与经世主张》，《清史研究》1997年2期；《论清代乾嘉时期的经世思潮》，《中国哲学史》1997年4期。
(14)黄爱平：《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思想文化卷》第四、五章，辽海出版社1999年版。
(15)彭林：《阮元实学思想丛论》，《清史研究》1999年3期。
(16)郭康松：《清代考据学研究》第九章，《对清代考据学批评之批评》，崇文书局2001年版。
(17)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第十五章，《清代道学之继续》，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收入《三松堂全集》第三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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