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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文化·徽商·京剧形成

时间:2009-8-8 16:39:55  来源:不详
,江春在扬州新城东南构筑康山草堂“请驾临幸。上喜平、山之外小憩,两幸其园,赋诗以赐。公抱七岁儿迎驾,上抱至膝上,摩其顶,亲解紫荷囊赐之。恩幸之隆,古未有也”[7]。江春酷好戏曲,称得上是戏曲行家,他的家班在扬州极负盛名,经常家里宾客满座,日日笙歌,所有的名角都在他家演过戏。江春是乱弹戏的有力支持者,《扬州画舫录》称“……江鹤亭征本地乱弹,名春台,为外江班。”他选中的乱弹艺人必是当地的佼佼者,组成春台班演出,对乱弹戏地位和演出水平的提高,都有着重要的意义。乾隆五十年京城禁饬秦腔以后,著名秦腔艺人魏长生南下,到江春家唱戏,并获得一戏千金的报酬[8]。
    徽商介入乱弹戏曲演出,无疑提高了这种戏曲的社会地位,使其在扬州名正言顺地进入了大雅之堂,甚至有了给皇帝唱戏的资格。这对乱弹腔戏在南方戏曲演出中心的生长和发展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
    有书称乾隆五十五年江春曾出资送三庆徽班进京为乾隆帝八旬诞辰祝寿,实为误传,江春在乾隆五十四年去世,此事与他无干。
    有了徽商的推荐和运作,乱弹戏在江南一带发展迅速,以致在乾隆五十五年(1790),闽浙总督伍拉纳指派徽班进京,为皇帝八旬万寿祝厘,配合京城的衢歌巷舞之乐。
    徽文化的载体——徽班
    徽班及其演唱的乱弹戏实际成为传播徽文化的重要媒介。
    “徽州班”一称明代即已有之。万历年间冯梦桢就在《快雪堂集》中提到了“吴徽州班演《义侠记》,旦张三者,新自粤中回,绝技也。”此时徽州班的定义可以解释为由徽州商人经营的演唱徽州一带腔调的戏班,吴徽州班指在吴地演出的徽州班,足见徽班在江南一带唱戏始于明代,但那时的徽州班和清中叶的徽班含义不同。
    随着徽商在江南一带的发展,演唱石牌腔的艺人们也随之走出家乡,去到苏州、扬州谋生。位于大运河和长江交汇之处的扬州在当时仍然富庶繁华,处处笙歌,众多伶人集中在这一地区,成为南方乃至全国的戏剧中心。因来源于安徽地区,又是随着徽州籍的商人们的经商活动而活动,江南人很自然地把演唱石牌腔(到了江南多称乱弹腔)为主的班社称作徽班,以区别于原来专门演唱昆腔戏班。
    后来徽班的概念泛指以演唱乱弹腔戏(或称二簧戏)为主的戏班,而不宜狭义理解为在徽州地区组成的戏班。早期的徽班也不是来自徽州,而是安庆、怀宁、石牌一带。成书于乾隆末年的《扬州画舫录》中就有“安庆有以二簧调来者”一说。
    一种声腔形成和发展的历程不可能过于简单,必然要经过许多地区的演唱、传播和不断润色之后,才逐步完善和成熟。这造成很多地方都认为二黄腔调产生于当地,尤其湖北一带常有人认为“班曰徽班,调曰汉调”。其实,腔调的流行并不受地域的限制,安庆、潜山(京剧艺术奠基人程长庚的家乡)、石牌等地区本来就和湖北省相毗邻,互相传唱本是常事。要明晰地说出二百多年前一种腔调的具体流传过程,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只要其分布流行的主线清晰,也就足够了。
    扬州一带的盐商多为徽州(包括徽州府六县)人或原籍徽州。家资万贯的徽商大都喜好戏曲,并有蓄养家班的风气,当来自家乡的伶人演出带有乡音的新鲜腔调时,自然受到了徽商的青睐,于是演唱乱弹的戏班往往受到徽商的资助。徽商的提携,徽商文化品味的熏陶,使徽班在戏曲中心扬州一带站稳了脚跟,也使得从不发达地区走出来的戏班提高了艺术品位,能在发达地区赢得观众。
    徽商对戏曲的偏好,始于明中叶,盛于清康乾时期。明代曾有徽州戏曲家潘之恒描述徽商吴越石家班排戏,称“主人越石,博雅高流,先以名士训其义,继以词士合其调,复以通士标其式”[9]。富有的徽商聘请文人来给伶人讲戏,帮助他们提高文化素质,再请擅长词曲、表演的行家调理他们的演唱和表演,这样,伶人的演出效果及文化品位固然与乡间的草台戏班的演出大不相同。明代即如此,清代徽商则更有甚之,他们自养的家班伶人经过严格挑选,为了使家班演戏不同凡响,徽商追求表演、服饰的奢丽和奇巧,出手阔绰,为乱弹戏发展提供了从经济到文化上的支持。
    乱弹腔戏携带着徽州文化理念,从安徽走向江南,进而面向各地。通过乱弹腔戏走出安徽的过程,不难看出,没有徽商的运作,就没有清代徽班的辉煌。抑或连徽商自己也没有意识到的是,经营戏班在迎奉了地方官员甚至皇帝的同时,也将徽文化中强调的传统道德和价值观念,一并传递出去,这也是乱弹腔戏得到官方认可,能够继续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北上祝釐——成功的商业运作
    乾隆五十五年(1890),三庆徽班(亦称三庆徽部)晋京,名义是为皇帝八旬万寿祝趋。因康熙八旬万寿及乾隆帝生母皇太后的几次万寿盛典上,各地都有演唱南腔北调的戏班进京唱戏,三庆班的北上未必十分引人注目。

    派送戏班进京唱戏,官吏和盐商的目的是为了取悦皇上,而对于戏班来说,纯属商业行为。无利不起早,戏班千里迢迢奔赴京师,显然是利益的驱使。
    三庆徽班进京前期的筹备未见史料记载,一般论著都引用闽浙总督伍拉纳之子伍子舒在《随园诗话》上的批语:“适至五十五年,举行万寿,浙江盐务承办皇会,先大人(按:指伍拉纳)命带‘三庆班’入京,自此继来者又有‘四喜’、‘启秀’、‘霓翠’、‘和春’、‘春台’等班。”浙江盐务参与承办皇会的事实,从现存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乾隆万寿庆典奏折得以证实。各地地方官员推举某一个戏班进京等事上具有“自行”之权,伍子舒的批语当为可信。
    乾隆五十二年,在弘历77岁寿诞后三天,大学士阿桂等人便得到筹办八旬万寿庆典的谕旨,查阅崇庆皇太后七十、八十万寿庆典存案之后,他们拟定照旧例行事,上奏请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万寿庆典奏案中,有时任大学士阿桂等人的奏折:
    “臣阿桂等谨奏,为天开寿宇,薄海胪欢,敬伸祝嘏,微诚恭襄盛典事。……恭查从前二十六年、三十六年节,经总理大臣等奏准,自西华门至西直门分为三段,令两淮、长芦、浙江商众来京办理点景。……今此次应请照从前办定之例,自西华门至西直门仍分为三段,令两淮、长芦、浙江商众来京自行办理点景,以遂其衢歌巷舞之忱”[10]。奏折中两次提到两淮、长芦、浙江商众,他们当中绝大多数都是盐商、徽商。
    皇家也要支付在这一路段搭台唱戏戏班的部分开销。在承办崇庆皇太后七十岁万寿盛典之后,乾隆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孝纯皇后之弟——大学士傅恒等人就盛典上奏报账,称:“……所有承应彩戏:大班十一班,每班雇价二百两,计银二千二百两;中班五班,每班雇价一百五十两,计银七百五十两;小班四班,每班雇价一百两,计银四百两;歌童一百二十五班,每班雇价二十两,计银二千五百两;杂耍等项人役五十二名,雇价三百九十四两;自八月初一日起,至十一月十五日,演习承应彩戏共二十次,每次用饭食银一百五十一两五钱,计银三千三十两;排演承应小曲杂耍共二十次,每次用饭食银五十六两四钱,计银一千一百二十八两;往返运行头车脚用银八百十六两三钱七分;戏班粘补行头、添办切末钱三千六百九两四钱九分;小曲添补行头切末银一千二百九十七两一钱一分;杂耍人役九百五十四两;以上通共实用银一万七千二百四十六两九钱七分。”乾隆帝朱批“知道了。钦此”[11]。
    仅仅是朝廷支付部分的花销即有17000余两。一个大班可挣得200两银子,在当时来说,实乃一笔可观的收入,只有参与皇家盛会能够收益如此丰厚,戏班经营者不会不为此而动心。29年以后操办乾隆八旬万寿庆典,给予戏班的雇价一定不会低于这个水平。三庆徽班进京必定是班主有利可图,即便是为皇上祝寿,有地方父母官的派遣,在南方演戏已然成名的三庆班,没有利益的吸引,班主也不至于有那么大的动力,率几十人的戏班,搬运行头、切末(指道具等),餐风饮露,北上奔波。
    而在三庆进京之前,北京已有多种地方戏曲演出,除了一些演唱乱弹腔、楚调艺人的演出外,秦腔更是大有观众。“滇蜀皖鄂伶人俱萃都下”[12],对奉昆弋腔为正统的京城戏曲舞台形成了冲击,其竞争的激烈当不亚于今天的演出市场。早年京城演出乱弹腔的伶人多是在演出昆曲剧目的中间,插演一两出乱弹戏。引发京城观看乱弹腔戏的热潮,将观众的兴趣从观看昆弋腔戏转移到乱弹腔戏,却是剧目新颖、演技出众的三庆徽班。
    乾隆八旬万寿期间到京的戏班无计其数,能在京城生根的只有三庆徽班,并带动春台、和春等其他徽班进京。他们不仅在京城戏园演出昆弋腔戏时穿插演出乱弹戏,而是以演乱弹腔为主,兼唱昆腔,促使乱弹戏得到观众认可,最终取代了昆弋腔的地位。从乾隆到光绪的百余年,三庆徽班享誉京城,从进京时的三庆班主高朗亭到程长庚、杨月楼、孙菊仙、谭鑫培等乱弹戏最著名的伶人,都曾先后加盟三庆班。
    回首二百余年的戏剧史,我们看到,进入京城的多种外地声腔,只有乱弹腔戏在京生根,并形成了至今称为国剧的京剧艺术。三庆班进京参加万寿庆典时,又何尝料到以盈利为目的的举措,竟然名垂青史,被后世认定为京剧形成的发端,成为戏曲史乃至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包容性——经营之道
    对于徽班取胜的原因,一般戏曲史论著都对徽班的包容性交口称赞。
    什么是包容性?包容并非空泛的问题,也不玄虚。所谓“包容”,即是善于吸收他人之所长,能按照观众的审美情趣,吸纳其他艺术形式的精华,不断调整自身的表演形式和内容。用现代市场经济的语言加以解读,就是一种商业行为,要不断根据观众的要求来确定演出的形式和内容,不断对演出市场进行定位,随时根据商业需求对演出进行调整。
    昆腔、弋腔因自身积累了过多的表演程序和规定,不能轻易改动,造成了相对的固定,以致不具备艺术上的包容性。然而刚刚进入北京城,徽班与昆弋戏班的地位还有很大的差距,演出也没有昆弋班的精致,更重要的是,他们没有固定的观众群体。因此,如果他们不能兼收并蓄,不能包容,就没有了观众,没有了收入,也就没有了赖以生存的空间。
    但是,经过徽州商人打理的徽班,在继承徽州文化传统的同时,也继承了徽商的经营理念,可以说,徽班继承了徽州商人善于经营的基因。他们懂得,要想立足京城,只有适应京城观众的欣赏品味。使观众不仅只是因为乱弹腔戏的新奇而去看热闹,还要把他们培养成为徽班及其演唱腔调的追随者。以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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