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界辨析1930年代“第三种人”和“左联”的矛盾,征引的材料多局限于双方的论战文字。延及杜衡的小说创作,我们就会发现,他在论辩中并未畅所欲言,但在长篇小说《叛徒》却和盘托出了对待革命的复杂心态。1934年5月,他开始在《现代》上连载《再亮些》,六个月后因杂志改版中辍;次年5月20日全部脱稿,修改数次,年底以《叛徒》之名出版(1)。小说描述了1930年代上海党员老张被革命的旋涡甩出而走向毁灭的过程,颇具挑战性。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是中国革命最为黯淡的时刻。这不仅因为国民党的镇压,也因共产党高层领导之间矛盾重重,盲动主义几使革命在上海无所作为。信仰与怀疑、艺术求真与政治宣传之间的矛盾,是每一位作家必须面对的问题。日后将牵涉到无数知识分子命运的绝大矛盾,此时亦刚刚展开,研究《叛徒》及各方的反应,实具有“发生学”的意义。

一、小说与历史

1927年之后,党的领导人及其方针政策更换频繁。“那时候,新的人们时常会有新的道理。人们来着,去着……人们逞着雄辩,用地理教师相信地球是圆形的坚决,来指摘他们的前任。譬如说,半个月之前还用类似的坚决来支持自己底道理的不幸的前任们,好容易培植起信任底萌芽,还等待时间来使它们成熟,坚强,半个月之后,是被连根拔起了。”每任领导者皆宣称自己的政策绝对正确,然而他们的政策又是如此的不同,追随者们何去何从?刘静薏,向忙于组织飞行集会的老张提出了疑问:“现在我们干的这些事情,效力究竟在那里呀?”老张仍逞着雄辩:小资产阶级出身的革命分子总是那么犹疑,群众却不会有那么多怀疑,他们的主观要求……刘静薏打断了他的话:照这样,群众是盲从的,而革命就是一个极大的冒险了。老张因一时软弱,竟承认自己亦在茫然之中。
早期的“左联”要求盟员参加飞行集会一类的“实际工作”,鲁迅等人对此不以为然,党员作家却不能像他这样一笑置之了。高语罕因在支部会议上反对飞行集会,被开除出党;蒋光慈也因不参加此类活动而屡受批评,愤而要求退党,亦被开除。《叛徒》中关于南京路上“五一”飞行集会的描写,完整而详尽——从筹划、犹疑、集合、抓捕、失败,一直到善后,皆做到了细节的详实。譬如,“有人雇着一辆洋车,一点事情也没有,在洋车上,空空地到那地方来溜一个圈子,回去……”我们知道,田汉正是如此这般算是参加了飞行集会(2)。问题在于,发动者为何明知将有众多同志被捕,仍固执行事?小说把原因归结为,老张既不愿革命在统治者的淫威下无所作为,也是为了维持权威——塑造自己行动果敢、永远正确的领袖形象,却一错再错。
《叛徒》还触及了党内高层之间的斗争:老张被“小胡须”取而代之,生活来源亦被断绝。亲信们为维持党内地位,不得不重新站队。“小胡须”动辄指他人的做法简直是托派,且时时摆出钦差的神气,似为王明派人物。
面对“恶意的捏造”的指责,杜衡反问道:“难道一定要逼我罗列出事实上的证据来?”(3)《叛徒》既非“捏造”的结果,亦不是以某一现实人物为原型的纪实性小说。布置飞行集会时期的老张,乃一翩翩“洋场少年”,似以潘汉年为原型(4);丧失权力即穷愁落魄的他,又似瞿秋白。路线之争、权力倾轧原非秘密。当时已有传言,何孟雄等36人在三处同时被捕,其中包括“左联五烈士”在内的23人牺牲,乃王明告密所致。(5)不过,《叛徒》并没有把党内斗争写到不择手段的程度——老张中了敌人的离间计,相信自己被捕乃“小胡须”告密所致,愤而写下自首书,成了革命的叛徒。
杜衡显然融入了“第三种人”的革命见闻和心路历程,塑造了老张这一人物,并表达了“我和跟我一‘类’的人对中国革命诸姿态的认识”(6)。杜衡既非党员,又很少参加“左联”活动,得知“革命诸姿态”,恐怕主要依靠杨人;从“追求”到“幻灭”的精神历程,却是二人所共有。因篇幅关系,此点尚需另文处理。小说已让我们看到了导致“第三种人”对革命产生怀疑的最初原因:信奉“盲动主义”的领袖为维持权威,不但不顾惜追随者的生命,还要用雄辩、纪律压服怀疑者。
由此联系到“文艺自由论辩”。“第三种人”显然以为,左翼理论家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也逞着老张式的诡辩。他们即便发现了一种于己极不利的错误,“仍然诡辩地固执着”,“若被一个较不重要的本身的分子提出来,必定不能得到公认……非要到了社会环境不能再允许,而指摘的人日见增多起来,这错误是不被接受的”。(7)杜衡、韩侍桁等人正是这样的“较不重要的分子”。不过论辩仅及文艺政策,当杨人自诩为“第三种人”、杜衡发表《叛徒》之后,双方的矛盾已牵涉到政治信仰。杜衡坚持批判精神,拒绝盲从,却是一以贯之的。

二、信仰与怀疑

《叛徒》并没有以老张的被捕与叛变而结束,作者宣称,文艺不应仅仅表现社会现象和物质生活,更重要的,是表现社会物质生活“对于人的灵魂所造成的影响”(8)。老张失去了生活来源,即变得英雄气短,“像一个游行僧人似地到处要求着零星的帮助”。某些同志却恶意地怀疑他和敌人勾结,发展不应发展的社会关系。潜藏于市郊的他,有了注意春景的“闲情逸致”,三两声鹂音使他忆及故乡和儿时的伙伴,随之而来的却是自责:“为什么自己放纵着这种纯粹是封建的感情?这种农民式的感情?为什么让中古世的血液从新在他底脉管里流动起来?”杜衡使用的绝非夸张笔法。在先锋党这里,一切于斗争无益的东西,皆可归为“封建的”、“小资产阶级的意识”。被迫从革命的旋涡中心退出,老张就惶恐不安地发现,先前被压抑的种种感觉和感情得到了复苏。
老张虽然叛变,却未为虎作伥,他想伺机逃脱敌人的软禁,在各方忘记自己之后,过上常人的生活。熊子方的出现却使之乱了分寸。熊子方是一位打入敌人内部的革命者,信仰坚定且毫无权力欲,知道老张并未出卖同志。赴鸿门宴之前,熊子方自然会觉得,如果自己牺牲,老张是能够接过自己任务的唯一人选。谁能在这样的时刻让这样的革命者失望?老张支支吾吾地答应了。本来,老张已如一只从革命机器上拆卸下来的轮子,自暴自弃地“躺在破铜烂铁底堆里”,如今有了“再经过一次熔炉底锻炼,重新成为能够推动二百匹马力的机器底轮子”的机会。可是,他已知道要回到党内,就必须承认“错误”、臣服于“小胡须”,必须容忍那些“欺骗,或甚至是罪恶的那许多把戏”;不但容忍,还要说服自己这是为了理想而采取的手段。这如何能够?!夜深人静之际,仿佛有数十人在老张内心深处开着辩论会。

无数的声音把他围攻着;他像有许多理由可以答辩,可是他兜不转。他自己的声音显得太单薄,太微弱了。他焦急。他的灵魂像起了火,每一个角落都在燃烧着,他一个人来不及对各方面都掉过水管子来浇。他张开眼睛。他像要逃避这场灵魂的火焰似的急忙把被窝掀掉,披了件衣服,从床上坐起来。
此际心理描写最见作者的艺术功力,堪称《叛徒》的“华彩乐章”。小熊牺牲了,老张虽然与组织重新接上了头,其实仍在两方面都消极地敷衍。最终,他为报私仇而丧失了理智,枪杀了特务头目、叛徒汤定武,自己也走向了毁灭。革命借老张之手除掉了汤定武,还有这个让人无法归类也无法处置的老张。
信仰和怀疑是《叛徒》的主题。信仰“像一个皮球”,却被怀疑戳了个洞,即使修修补补,也不能像先前那样理直气壮。杜衡没有把问题简单化,在老张的思想矛盾中,融入了自己对革命的复杂态度;在熊子方身上,仍寄寓了他对心地无私的革命者的崇敬之情;“第三种人”发现了革命的种种不如意之处,却不知光明另在何处。此种困境和矛盾,恐怕普遍地潜藏于具有怀疑精神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那里。

在作品中投射了作者自身的幻灭情绪,同时也反映了革命的缺陷的作家,杜衡不是第一个人也不是最后一人。杜衡之前,有茅盾的《蚀》三部曲,遭到了太阳社、创造社作家的非难;令人大为意外的是,左翼文化人对于《叛徒》大多保持了沉默。
在一开始,是否创作《叛徒》并发表它,杜衡是有顾虑的。他料想自己必会遭到种种“非难,责问,攻击”。在论争中,鲁迅指出,“左翼文坛的横暴”不过是“第三种人”心造的幻影(9)。
批评还是有的,且表达得耐人寻味。鲁迅作了顺手一击:“这一世界中人,会轻蔑,憎恶,压迫,恐怖,杀戮别一世界中人,然而他不知道,因此他也写不出,于是他自称‘第三种人’,他‘为艺术而艺术’,他即使写了出来,也不过是三只眼,长颈子而已。‘再亮些’?不要骗人罢!你们的眼睛在那里呢?”(10)鲁迅似乎是说,杜衡并不了解统治者杀戮革命者的实际情形,因此“写不出”,勉强写出也不像。《叛徒》对于反动派的刻画确有些薄弱,老张、熊子方、王、李全章、刘静薏等革命者却面目各异,老张的形象尤其立体,而非“三只眼”怪物。对“第三种人”有触即发的鲁迅似觉得,自己对《再亮些》应该有所表示,却又不得不避重就轻。
小说连载之初,左翼作家张瓴致信作者,称其侮辱了革命和革命者,间接帮助了敌人。显然,“非难,责问,攻击”还是有的,然而张瓴的信不是公开信,两年后孔另境编辑《现代作家书简》,杜衡才有机会公开自己的回信,反驳左翼文化人“私下”的非议。路易士(纪弦)称,左翼对《叛徒》“只字不提,一反其口诛笔伐之常态”,目的是不让它“引起读者的注意,使之冷却,以免扩大影响”(11)。除此而外,我们也找不到更为合理的解释。
杜衡日后披露,《现代》停刊后,他办刊物逐渐连代销处都不好找;其他杂志“如果用了我的文章,所有鲁迅,茅盾,巴金等人,都将拒绝供稿”;朋友们大多觉得“受了我的累,怪我不应如此惹是生非”。(12)他为出版《叛徒》奔走,却“招来了不少徒然的痛苦”,无奈自费出版。此版《叛徒》为64开袖珍小书,纸墨粗劣,且“印数极少,同时因为发行底完全外行”(恐怕亦是找不到代销处),简直没有与读者见面的机会(13)。所幸1936年5月,今代书店以原纸型出32开版。5月22日,鲁迅去信唐,劝其勿编《今代文艺》,理由是不可能像书店要求的那样“不属于任何一面”(14)。此信或可证杜衡所言不虚。
笔者注意到,《叛徒》出版后,杜衡的友人们亦无“片言只字”,大概也是无意“惹是生非”。于是,杜衡陷入了既无人反对也无人赞同的寂寞境地。他清楚地看到了自己和自己的作品的命运,表彰英国批评家卡莱尔,其实是浇自己的块垒:“虽然已经发表了不少的东西,他的著作却还没有引起相当的注意和尊重。……卡莱尔虽然在原则上并不反对民主主义,但他却是一切虚伪和欺骗的天生的敌人。跟整个的思想逆流,是必然会陷入孤立的;卡氏当然没有同道和随从,他的群众必须由自己亲手一个个的创造出来。但这是一种多艰苦的工作呢!”(15)
作为小说家和作为批评家的杜衡是统一的,求真是其文艺观的核心,也是创作的追求。杜衡认为,美和善皆因人、因时而异,只有真才能成为文艺批评的标准。革命文学家则坚称,革命的缺陷只是“偶然”,是表象,描绘革命应该深入本质。此种真实观,源于对历史发展规律的确认,亦是政治功利主义所致。杜衡却认为,既然革命有那么多的“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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