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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就没有把“革命者写成天神一般的完人的义务”,他既“不企图抹杀,但也不打算‘讳疾’”(16)。“绝对的肯定是一种信仰,绝对的否定也同样是一种信仰,而老张,两者都不是。”杜衡也不是。求真在杜衡这里具有两重含义:一是发现真实,二是忠实地表现。在他看来,发现“真实”并不难,难在艺术家有勇气把它表现出来,更难在把人类普遍地说服。因为人们有着其“社会存在所决定的利害观念,这利害观念是很可能使他看到真实而害怕的,于是他逃避或甚至歪曲”。至于那些不愿为了“博得社会的宠幸”而“抹杀自己的认识”的艺术家,常常成了“社会的永久的叛徒,而社会也时常残酷的报复了他的无情的叛逆”(17)。在这重意义上,《叛徒》的作者也是一位叛徒。
在“同路人”这里,是坚持批评的自由,还是信守政治功利主义,抑或保持沉默,是难以处置的世界性问题。纪德、罗曼·罗兰赴苏参观,虽英雄所见略同,归来后的反应却绝然相反。罗曼·罗兰把《莫斯科日记》封存,50年后才能公开,坚持了政治的“善”;纪德则坚持了“真”,顶住压力发表《从苏联归来》。“文艺自由论辩”展开之际,纪德尚未赴苏,鲁迅认为,中国的“第三种人”并非纪德那样的“同路人”(18)。结果表明,杜衡正是“纪德式”的知识分子:曾因同情革命而加入左翼阵营,又因坚持批判而被视为革命的叛徒。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现代启蒙思潮与百年中国文学”成果(项目批准号:05JZD00027)]
注释:
(1)《叛徒·前记》,上海:今代书局,1936年5月。本文所引《叛徒》文字,皆据此。
(2)夏衍:《懒寻旧梦录(增补本)》,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第123页。
(3) (6)(16)致立贞函,收孔另境编《现代作家书简》,上海:生活书店,1936年。
(4)潘汉年时任“文委”书记。石凌鹤回忆了1930年潘汉年组织的五卅飞行集会情形,可与《叛徒》参照阅读。石文《回忆50年前的上海艺术剧社》,载《上海戏剧》1980年第3期。
(5)参阅王宏志《也谈“左联五烈士”》,收《鲁迅与“左联”》,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
(7)韩侍桁:《论“第三种人”》,《文艺评论集》,上海:现代书局,1934年,第213页。
(8)苏汶:《关于文艺创作的若干问题》,《星火》1卷2期,1935年6月。
(9)鲁迅:《论“第三种人”》,《现代》2卷1期,1932年11月。
(10)《叶紫〈丰收〉序》,《鲁迅全集》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219页。
(11)《纪弦回忆录》,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2001年,第81~82页。
(12)《一个被迫害的记录》,原载《今日大陆》,此据《鲁迅研究动态》1989年第2期。
(13)《叛徒·前记》,“今代”版;64开版以“未名书屋”名义,1935年12月印行,无“前记”。
(14)《鲁迅全集》13卷,第381页。
(15)《卡莱尔论诗的真实——读〈朋斯论〉及其他札记》,《文饭小品》创刊号,1935年2月。
(17)《建设的文艺批评刍议》,《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1卷2期,1935年冬季号。
(18)《又论“第三种人”》,《鲁迅全集》4卷,第533页。 上一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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