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礼仪文化和宗教文化之外，还有对中原军事文化的引进。我们虽然没有元昊读过《孙子兵法》的材料，但夏文译本中有《孙子兵法》，元昊深谙韬略，身边又确实聚集了一大批深通兵法的中原谋士。从他指挥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岩三战三捷的过程看，其灵活战术之运用，固然有长期对宋作战的经验积累，但亦与孙子兵法大要暗合，几达出神入化。

总之，西夏政权模仿宋朝官制以成国体，吸收儒家礼乐以成教化，吸收中原佛学以崇信仰，运用《孙子兵法》以图军事制胜。宋夏文化的密切交流，起到了凝聚羌汉民族友谊的桥梁纽带作用，同时也迅速改变着党项羌人的文化结构，从而形成“外蕃内汉”的西夏文化模式。

二 西夏的文学创作

文学是文化最集中、最鲜明的体现。西夏文学的特点和它的文化特点一样，流淌着汉文化的血脉渊源，同样呈现着“外蕃内汉”的特征。

从总体说，西夏经济文化比较落后，文学创作也相对寥落，呈现出民谚民谣发达而作家文学滞后的特征。史金波先生对西夏文学创作面貌有过精辟的概括:“西夏的文学作品传世极少，过去所能见到的只是汉文文献中尚存的零星佚文。俄藏黑水城文献中有西夏文诗歌集的写本和刻本，保存了数十首诗歌，反映出西夏诗歌的面貌和特点。在谚语集《新集锦合辞》中，搜集了大量多种类型的西夏谚语，以淳厚的民族风格展示了西夏社会风情与党项族的民俗伦理、道德观念。谚语还为了解西夏文字的对偶、引申、韵律等形式提供了有价值的素材。西夏佛经中有很多发愿文和序言，这些出自西夏人手笔的作品以精妙的文采阐明佛学奥理，叙述译经、印经的经过，祝愿美好的未来，多用对仗工整的骈文，是研究西夏文学特点的重要资料。” 17

谚语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民族经验和智慧积淀的结晶。由于它分散传播在广大人民群众之中，所以，只能靠口口相传而世代延续。可是我们却惊奇地发现西夏人不仅热衷于创作谚语，而且还有人对之进行专门搜集整理工作，致使我们今天还能看到弥足珍贵的谚语选集。西夏乾祐七年（1176），有学者梁德养完成了谚语《新集锦合辞》的选编工作。他去世后，另一学者王仁持又费十年之功，做了进一步的补充和整理，手抄成西夏文文稿，于西夏乾祐十八年（1187）刻版印行。这本谚语集所收作品360余件，以谚语为主，还有民谣、谜语、歇后语等。书的题名至少告诉我们两个信息:既然是“新集锦”，就说明先前有过“旧集锦”，可见西夏人有重视谚语创作的传统。正如谚语所说:“巧说谚语可解闷，巧干营生不觉困”，“祖辈辩才道不尽，弥人谚语说不完”，亦从某一侧面说明民间对谚语创作的浓厚兴趣。书题又称谚语为“合辞”，旨在表明西夏谚语的形式是偶句相对的。西夏谚语的内容比较广泛，有政治谚语如“户户紫衣不缫丝，人人为官莫敛财”、“苦蕖虽小根脚苦，豺狼虽小本性毒”等，是针对官府残民害物劣迹的揭露与批判;风俗谚语如“宁射苍鹰不射兔，宁捕猛虎不捕狐”、“设筵供神宰羔羊，追歼逃敌骑雄畜”等，表明西夏民风的骠悍刚猛;道德谚语如“不孝父母增灾祸，不敬师长减智慧”、“同伴有病莫相弃，同伴有求莫相拒”等，提倡人际之间的关心友爱;告诫谚语如“不会拉弓，就不要放箭，不会说话，就不要开口”、“蚂蚁无论怎样努力，也不会像狮子王一样，苍蝇无论怎样装饰，也不能与金翅鸟相比”等，都是告诫人们尊重实际，切勿不懂装懂、异想天开;总结生产与生活经验的谚语如“天未下雨修水道，不要临时抱佛脚”、“修牢畜圈防狼钻，挖好深井畜不渴”;观测天气和自然现象的谚语如“火石打火可烧山，群鸽穿云大雨下”、“鸟坐下，胸对着风，鱼入睡，头迎着水”等;反映战斗精神的谚语如“有志族女不厌嫉，参战独子不惜命”、“肝虽坠，未曾倒，箭已尽，不会降”、“肠流出，缠于腰，肚已穿，以草塞”等。这些谚语句法简练，内涵丰富，修辞灵巧，形象生动，既有认识价值，又有文学色彩，全面反映了西夏民族心理及社会的真实内容。

关于西夏诗歌，陈炳应先生曾在《西夏的诗歌、谚语所反映的社会历史问题》一文中，依据苏联早期西夏学家聂历山的俄文遗著《西夏文字及其文献》转译了六首诗。从体式看，非五言即七言，句法整齐;从语言看，质朴无华，透发着浓厚的原始生活气息。其中有颂扬西夏祖先的:

黔首石城漠水畔，红脸祖坟白河上，高弥药国在彼方。母亲阿妈起族源，银白肚子金乳房，取姓嵬名俊裔传。

繁裔崛出弥瑟逢，出生就有两颗牙，长大簇立十次功，七骑护送当国王。

首三句追溯党项羌人祖先的发祥地。石城，据《后汉书·段颎传》载，东汉桓帝延熹三年，段颎追击侵扰张掖的烧当等羌，经四十余日，出塞二千余里，“遂至河首积石山”，“又分兵击石城羌，斩首溺死者千六百人……”。此“河首”与下句“白河上”吻合，所谓漠水畔之石城，可能就是《后汉书》所载之石城，正在党项羌分布范围之内。西夏学专家李范文认为:“夏人原居白河上流，故称‘白上’，或称‘白河上’，是可信的。……白龙江，也称白水江，原于西倾山东麓，自迭山、岷山峡谷中奔腾而下，过古迭州、西固，而趋武都。白龙江南岸，为岷江上游，适于稻作园艺，附近兼饶森林，这一地区，正是西夏党项族最早的居住区。他们对这个地区的留恋和崇拜，用诗歌和国名来传颂，是有道理的。” 18 “母亲”三句，则表述对夏人“族源”始祖母神话般的歌颂与崇拜，以及对“取姓嵬名”的历史追溯。始祖母为“银白肚子金乳房”的“西羌姑娘”，生了七个儿子，繁殖了整个西夏王族。“繁裔”四句，可能是歌颂西夏开国之君李继迁的。《宋史·夏国传上》记其“生而有齿”，和诗中“出生就有两颗牙”相互印证。当太平兴国七年（982）继捧纳土归宋时，继迁“与其党数十人奔地斤泽”，联络豪右，怀述祖功，举起反宋大旗。自此，“数寇河西，银夏诸州无宁日” 19。又取联辽抗宋之策，经二十多年征战，不仅迫使宋朝归还银、夏、绥、宥、静五州，而且还夺取宋之边防重镇灵州，并以之为都城，又挥兵西向，攻拔宋之西凉府，为西夏立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诚如《宋史·夏国传上》载元昊上宋廷表文所言:“祖继迁，心知兵要，手握乾符，大举义旗，悉降诸部。临河五郡，不旋踵而归;缘境七州，悉差肩而克。”因此，继迁作为开创基业之君，他的煌煌战功，足以使夏人引为自豪，热烈称颂自是理所当然。这和《诗经·大雅·生民》以“厥初生民，时维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无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后稷”等语的写作用意如出一辙。说明民族诗歌，大都有对本民族繁衍发展以及始祖的崇拜与歌颂。

还有一首《颂师典》，虽颂扬西夏文字的创制者，但对“中国”与“弥药”同出一源以及相互交往多有涉及，可将它当作夏汉交流的史诗来读:

蕃汉弥人同一母，语言不同地乃分。西方高地蕃人国，蕃人国中用蕃文。东方低地汉人国，汉人国中用汉文。各有语言各珍爱，一切文字人人尊。吾国野利贤夫子，文星照耀东和西。选募弟子三千七，一一教诲成人杰。太空之下读已书，礼仪道德自树立。为何不跟蕃人走，蕃人已向我低头。大陆事务自主宰，行政官员共协力。未曾听任中原管，汉人被我来降服。皇族续续不间断，弥药儒言代代传。诸司次第官员中，要数弥药人最多。请君由此三思忖，谁能道尽夫子功? 20

对于这首诗的理解，至少有如下几点值得重视:一是中华民族血脉相通的亲和力，党项羌族虽欲自立自强，但始终以自己为中华民族之一员而骄傲，“蕃汉弥人”是指吐蕃、汉、党项三个民族。二是对夏汉文字皆表示尊重，以示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三是对夏文字创始人野利氏的赞颂。关于夏文字的创始，史载不一:《辽史·西夏外记》载:继迁“子德明，晓佛书，通法律，尝观《太一金鉴诀》、《野战歌》，制番书十二卷，又制字若符篆” 21 。而《宋史·夏国传上》则云:“元昊自制蕃书，命野利仁荣演绎之，成十二卷，字形体方整类八分，而画颇重复。”而此诗乃夏人自赞野利之功，可见《辽史》所载不确，《宋史》较为可靠。四是选招弟子读书事，元昊始建“蕃学”与“汉学”时，二者并重，而且无在读人数记载。传至四世乾顺又将汉学作为“国学”，但仅“设弟子员三百”，五世仁孝又将“国学”弟子“增至三千”。此诗所谓“选招弟子三千七”当指仁孝在位（1139—1193）时事，说明此诗作成至少在仁孝在位或以后。五是颂扬西夏的强盛，党项羌人先属吐蕃，后属中原，而诗中对二者皆言“降服”，表现出强烈的独立意识和称霸中国的英雄气概。六是称赞民族人才读尽天下书的好学精神，同时也表达对儒学的信仰尊崇和弥药人才辈出的自豪。诗歌以外，西夏的表文、书简和碑铭，也较有文采。如宋宝元二年（1039）元昊称帝后上呈宋廷的表文:

臣祖宗本出帝胄，当东晋之末运，创后魏之初基。远祖思恭，于唐季率兵拯难、受封赐姓。祖继迁，心知兵要，手握乾符，大举义旗，悉降诸部。临河五郡，不旋踵而归;缘境七州，悉差肩而克。父德明嗣奉世基，勉从朝命。真王之号，夙感于颁宣;尺土之封，显蒙于割裂。臣偶以狂斐，制小蕃文字，改大汉衣冠，革乐之五音，裁礼之九拜。衣冠既就，文字既行，礼乐既张，器用既备，吐蕃、塔坦莫不称臣，张掖、交河咸甘稽首。称王则不喜，朝帝则是从，辐辏是期，山呼齐举，伏愿一抔之土地，建为万乘之邦家。再让靡遑，群集又举，事不获已，显而行之。遂以十月十一日郊坛备礼，为世祖始文本武兴法建礼仁孝皇帝，国称大夏，建元天授。伏望皇帝陛下，睿哲成人，宽慈及物，许以西郊之地，册为南面之君。敢竭庸愚，常敦欢好。鱼来雁往，任传邻国之音;地久天长，永镇边方之患。至诚沥恳，仰俟帝俞。谨遣弩涉俄疾、你斯闷、卧普令济、嵬伽崖奶，奉表诣阙以闻。 22

西夏表文多数很可能出自汉人手笔。这篇表文以方正端庄、华采流溢之文笔，称数党项先祖之伟业，宣告自己称帝乃历史之必然，民心之所向，措辞委婉巧妙，语气坚定不移。至于最后请求宋廷“宽慈及物”、“鱼来雁往”等语，不过是外交词令罢了。此表果然引起宋廷震怒，“诏削夺官爵、互市，揭榜于边，募人能擒元昊若斩首献者，即为定难军节度使” （《宋史·夏国传上》） 。随后战火燃起，战祸频仍。“从艺术表达上看，全文主旨突出，结构严谨，层次清晰;用语典雅凝重，论说逐步深入，文气沉稳从容。这种表文的写作，深受唐代以来骈体公文的影响，十分讲究将骈俪排偶形式施之于公文应用。这种表文，颇能代表西夏宫廷的文学风格，并昭示了西夏作家在艺术审美上的刻意追求。” 23

西夏的书简也写得很漂亮。永乐之役大败宋军后，夏西南都统、昴星嵬名济移书宋将刘昌祚，义正辞严地提出告诫:肆意侵入疆土，只有自取灭亡;只有和好如初，方为明智之举。《宋史·夏国传上》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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