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晁氏文人个案研究之一：晁补之

    晁补之（1053—1110），字无咎，晚号归来子，济州巨野（今属山东省）人。早岁随父宦游，弱冠之年即作《七述》备述钱塘山川风物秀丽，使苏轼叹息：“吾可以搁笔矣。”[1]父逝后奉母归耕，衣食困窘。元丰二年（1079）举进士，冬，调澶州司户参军，改充北京国子监教授。元丰八年（1085）除太学正。元祐元年（1086）试学士院，除秘书省正字。元祐五年（1090）迁校书郎，因俸薄难以养亲乞外任，岁末，得以秘阁校理通判扬州。元祐八年（1093），回京师任著作佐郎，再迁秘书丞。绍圣元年（1094）六月，出知齐州。绍圣二年（1095）坐修《神宗实录》失实，降应天府通判，又改通判亳州。绍圣四年（1097），党论起，贬处州（今浙江丽水）监盐酒税，赴任途中丁母忧，服丧家居，迁居金乡城东。元符二年（1099）服除，改监信州（今江西上饶）盐酒税。元符三年（1100）遇赦北归。建中靖国元年（1101）还朝任尚书礼部员外郎、哲宗实录院检讨官，复改神宗国史编修官，又除吏部郎中，八月，出知河中府（今山西永济）。崇宁元年（1102）改知湖州（今浙江吴兴），九月入元祐党籍。崇宁二年（1103）免官回金乡闲居。大观四年（1110）知泗州（今安徽泗县），以疾卒。

    在“苏门四学士”中，晁补之最早受知于苏轼，受其影响最深，亦兼擅诗、词、文、赋、绘画及文艺理论，文艺诸方面发展均衡，这点很像苏轼，但他在各方面都没有跻身大家行列。反而不如黄庭坚的诗、秦观的词能够卓然成一大家。虽然如此，晁补之作为“苏门四学士”中的一员，本身就值得人们关注，他的词论和对楚辞的研究，在文学史上也具有重要地位，何况他只是与苏轼这样的天才相比份量见轻，与时人比较，他在文艺各方面的成就其实相当出色。

    由于宋代文人普遍崇文重学，博识多能，因此研究宋代文学，需要有广博的知识作为基础，否则难以对研究对象作出全面的把握。长期以来，人们对于晁补之的研究投入力量并不均衡，在他的家世、生平、著述、词作、词论等方面研究成果较多，而对于足以代表其文学成就的诗、文却乏人问津。本文对他人所言已多而自己又无新见的部分以“研究述论”方式作一总体鸟瞰，而对于他人所涉不多的五古及散文则分列单节予以论述。

    一 晁补之研究述论

（一）

    一般而言，研究一个文学家及其文学成就，“知人论世”是很重要的，只有对他身处的时代大环境和家族小环境，以及他个人成长的经历和心理发展、性格变化有较全面细致的把握，作为这个人的独特形象才能从历史材料中跃然而起，栩栩而出。

    晁补之所处的时代，是北宋的中后期，这是一个文化高度发达，党争也日益激烈的时代。士大夫由政见相左逐渐演化为意气用事，新旧党之间互相倾轧，新旧党各自的内部也矛盾重重，党祸文祸，此伏彼起，看似繁华的盛世下有种种可见和不可见的危机。文人处于斯世，大体都有放逐与回归的交替生活经验，心态上也有着主体意识高扬和压抑的不同表现，这一点，沈松勤的《北宋文人与党争》（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版），萧庆伟的《北宋新旧党争与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6月版）有较详细的论述。

    晁补之的家世和交游，颇具代表性。晁家是宋代典型的一个官僚家族，与吕氏家族并称中原两大世家。从十世纪至十三世纪，有据可考者绵延十代之久，至晁补之时家族成员已达五百余人[2]，以至外人很难准确理清他们的世系传承。晁补之的高叔祖晁迥曾官翰林学士承旨，以太子少傅致仕，在真宗一朝声名极盛，以至补之的好友张耒和《宋史》都将晁迥误认为是补之的高祖。这个错误清人多有考辨，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史部《宋史》条即有辨正，考出补之乃晁迪之后。清代劳格《读书杂识》卷九更列出宋代晁氏九代世系共118人，且列出资料出处，纲目清晰，晁氏世系大体得以呈现。二十世纪以来，对晁氏家族世系考辨最力者当推王德毅的《宋代澶州晁氏族系考》（文载《刘子健博士颂寿宋史研究论集》第21—28页，日本同朋舍1989年版），该文对晁氏姓源及宋代晁氏流变做了较为详实的考证，并附以晁佺一系十代世系表，让人一目了然。后来，美国汉学家包弼德《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刘宁据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出版）载有《晁氏家谱》及《南北宋时期的晁氏家族》，补充了王文的不足，并尽量列出家族成员的生卒年月和官品婚娶等。但王文重在说明思想文化传统对家族延续的重要性，包弼德之文则重在说明成为地方精英才是巩固家族地位的重要保证。罗凤珠的《晁补之及其文学研究》（台湾乐学书局1998年）不仅载有“晁补之家族世表”，还对晁氏家族及其姻亲师友分别考辨和附表。第三章第四节“晁补之师友对晁补之的影响”详列了补之与师友之间的交往，使晁补之的家世交游情况变得更加清晰。近人对于晁补之世系及交游的研究，尚有刘焕阳《晁补之世系考辨》（烟台师范学院学报1988年第1期）和《晁补之与苏轼交游考》（《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孔凡礼《晁补之的家世和早期事迹》（原载《文史》第47辑，后收入《孔凡礼古典文学论集》，学苑出版社1999年1月版），虽有讹误，亦有助益。二十世纪初期，晁氏世系的考辨有了进一步发展，笔者的博士论文《宋代晁氏家族与文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4年）和何新所的博士论文《宋代昭德晁氏家族研究》（南京大学2004年）以及刘焕阳的《宋代晁氏家族及其文献研究》（齐鲁书社2004年），分别在前辈时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考出晁氏人物200余位。笔者的《晁说之研究》（学苑出版社2005年），根据《晁氏家乘》、《六安晁氏支谱》等，考述晁氏人物近400人。

    另外，崔铭的《苏门研究——苏轼与苏门四学士前期交游》（复旦大学2000年博士论文）和马东瑶的《苏门六君子研究》（北京大学2002年博士论文，2005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也值得关注。前者论晁补之与苏轼交游时根据现代心理学观点，认为晁补之拜师苏轼时年仅20，思想观念尚未完全成熟、稳定，容易偏爱强权理论，没能分辨清楚当时各大学派间学术上的巨大分歧与政治上的尖锐对立，对苏轼的思想缺乏一种真正的理解和把握。晁补之初次上书苏轼，因主张王学的“一道德以同俗”，而未被苏轼接纳，但是，他很快再次上书，对苏轼文风作了恰切评价，凭着良好的文学素养与艺术感悟，终于成为文学史上著名的“苏门四学士”之一[3]。后者通过苏轼与六君子之间的交游，重点分析体现“交流”特点的唱和诗词来探讨其文艺思想与创作特色的形成；通过还原当时情境，重现苏轼与六君子对于对方的印象，以探讨文章之美和君子之德是吸引他们走近对方的原因；通过文学家与理学家的同异，来探讨六君子的文学既在“平淡”的追求上体现出与理学家的共同性，又在戏谑之语与侧艳之辞的写作上体现出文学家的独特性；通过南宋统治阶级上层“最爱元祐”的文学倾向，洛蜀会同所带来的宽松的发展环境，探讨六君子的典范化过程，选取角度巧妙。两本论文都将个体研究与群体研究进而与时代氛围结合起来，其中关涉到晁补之的部分，给人不少启发。有关晁补之与苏门关系的论文，尚有杨胜宽的《宗骚与慕陶：苏门学士之一晁补之论》（《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他认为晁补之与苏轼交往的基础在于两人都将文学作为终身追求的事业，并有着相似的人生经历、观念和政治理想，以及对楚骚文化和陶渊明诗歌的共同爱好。

    晁补之生平的研究，也有不少论著，仅年谱就有四种，分别是：易朝志《晁补之年谱简编》（《烟台师范学院学报》1990年第3期），刘乃昌、杨庆存《晁补之年谱》（见《晁氏琴趣外篇·晁叔用词》附录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2月版），乔力著《晁补之年谱简编》（见《晁补之词编年笺注》附录，齐鲁书社1992年3月版），刘少雄《晁补之年谱》（《中国文哲研究通讯》1996年第6卷第2期），四谱得失，罗凤珠《晁补之及其文学研究》第二章曾作有“晁补之四家年谱比较表”，沈耀峰《晁补之研究综述》（《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也比较了前三种年谱的不同，此不赘述。另外，考辨晁补之生平的文章还有刘焕阳的《晁补之生平叙论》（《烟台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乔力《晁补之三事考辨》（《山东社会科学》1989年第6期），周小兵《苏轼书简中所论“晁君骚辞”之“晁君”考辨》（《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1年第2期）等文。刘文将晁补之一生分为“读书与漫游”（1053—1079）”、“仕宦生涯（1079—1102）”和“闲居田园（1102—1110）”三个时期，认为不同时期的生活经历带来晁补之心态的变化，即“读书与漫游”时期的交游经历形成了晁补之的豪迈气质，而艰辛的生活经历又使其豪迈中掺入凄苦悲凉；“仕宦生涯”的坎坷遭遇则形成了其幽怨孤愤的艺术风格；“闲居田园”虽然避免了“顛沛流转”，但却别具“一份酸楚绝望的滋味”。由于作者长期关注晁补之，发表过系列研究文章，对晁补之有较为深入的了解，因此所论较为平允。乔文主要考辨补之的外任情况，考出补之曾知齐州、知河中府、知湖州、知泗州，辨清《宋史》记载补之知密州、果州、监泗州酒税等误传，其《年谱》亦持此说。周文根据《邵氏闻见后录》、《郡斋读书志》、《嘉州开州志》等文献，指出苏轼书简中所论“晁君骚辞”之“晁君”应为晁载之，而非补之。周义敢《苏门四学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引苏轼此论说补之“好奇务深”之弊，崔铭《苏门研究》亦沿其误，《宋文纪事》卷58亦认为苏轼“晁君骚辞”之说是论补之。周文这一辨误无疑是很有价值的。

    正是借助这些论著，我们才确信晁补之高祖为晁迪，曾祖为晁宗简，祖父为晁仲偃，父亲为晁端友。才较为详细和准确地了解了晁补之生平的状况。才知道了他与苏门文人、同文馆诸公以及诸多亲友诗酒唱和的具体情形。因此从总体上说，虽然以上研究还多属于传统成果的提高，并非突破和创新，但其价值意义仍然不容否认。

（二）

    弄清了一个人所处的时代环境和个人成长经历，还只是完成了对其文学成就外围条件的考察，接下来的一步，还要对他传世作品进行文献学的整理，为研究其文学提供一个可信的根据。

    晁补之生前“著述甚富”（晁谦之《鸡肋集》后跋），但因党争、文禁和时代变迁，散失严重。刘焕阳《晁补之著述考略》（《烟台师范学院学报》1990年第3期）考订补之著作有《鸡肋集》、《晁补之集》、《济北文粹》、《无咎题跋》、《缗城集》、《四学士集》、《苏门六君子集》、《苏门六君子文粹》、《左氏春秋传杂论》、《广象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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