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之笔下的传主多为宋代中下级官员，难免以吏治政绩、伦理教化为文章描写的中心，但补之本人宁屈于身而不屈于志，不屑苟且富贵，因此特别留意人物的操行气节，他笔下人物常常寄托着自己的理想和追求，成为其传记文的一大特色。看《朝奉大夫常君墓志铭》中对常谔臣的描写：

    君为人刚洁，乐善嫉恶，出于天性，然其归忠厚。尝读尚书张乖崖公《谈录》，抵卷曰：“是皆吾所力能者，吾不用耳。”遇人贵贱殊绝，无低昂亲疏意，然未尝一言求于人。元祐中丞相刘公挚、左丞梁公焘皆尝遣人致君、且用之，君闻命辄避去。后哲宗召对便殿曰：“卿何从识许将、黄履？”君方知为二公所荐也。徐进曰：“臣老，不足为陛下用矣！”因罢去。

    虽然刘挚、梁焘、黄履、许将等宰执大臣先后荐举，帝王亲自召见，但常谔臣感觉不能真正实现抱负，还是放弃了飞黄腾达的机会，这种淡视功名富贵的襟怀令人肃然起敬。再如《夔州录事参军江君墓志铭》的墓主江朴深通礼学，很受王安石赏识，然而“以书论事不合，……君亦自绝去”，并不借机钻营。《苏门居士胡君墓志铭》的墓主胡戢因朝廷废词赋，而以新经义取士，遂曰：“此非吾所传于师而能者也。”结果终身不仕。《书陈洎事后》写陈洎任开封府功曹参军时有章献太后族人杖老卒死，陈洎奉命验尸，吏人惧太后威势，劝以病死闻，陈洎怒曰：“此卒冤死，待我而申，尔曹依违惧祸，法不尔赦。”自实其状上奏。气节凛然，令人感奋。

    补之笔下传主相当部分是其家族亲人，约占其传记文总量的四分之一强。这类文章由于作者与传主相对熟悉，且有血缘亲情，故而感情真挚深沉。如《寿安县太君公孙氏行状》中云：“补之于夫人实从孙，自始读书，夫人爱之，诸父曰：‘汝当状夫人之行。’补之涕泣……。”公孙氏是晁仲参妻，于补之为从祖母，她看到补之知道读书而“爱之”，怎么爱？补之没写，但由下句诸父曰：“汝当状夫人之行”的话就可推知公孙氏对补之恩情深厚，不然，公孙氏儿孙俱在，哪里轮到他这个从孙来写行状呢？简短几句话，就将长辈对儿孙读书的喜爱和期待，晚辈对长辈的追忆和感怀都写了出来。《晁夫人墓志铭》的墓主晁静是补之二姐，补之不仅写了她治家井井有条，还写出她相夫的具体行为：“司理君（叶助）豪迈不苟合，数举有司见抑，有不遇叹。夫人辄酌酒饮之，陈义甚高，则矍然起曰：‘能如是乎？吾可不愧。’故穷居十年，终不以不合于有司，变其业以求合，夫人助之也。”晁静的贤惠明达通过“酌酒饮之”、“陈义甚高”两个细节突出表现出来。《进士杜君墓志铭》的墓主杜宽伯是补之妻弟，年十九而夭，临终，“补之入视，挽补之衣泣曰：‘恨不与吾姊别。’补之悲之。”“挽”、“泣”二字，包含着多少对生命的渴望和对亲人的留恋，不仅补之悲之，稍有生离死别经验的人恐怕都会悲之。补之善写亲情的才能，在他的传记文里也表现出来。阅读这些传记，仿佛就是在阅读补之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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