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肋集》在《宋史·艺文志》中著录为“一百卷”，该本已不可考，现存七十卷本系补之族弟谦之于绍兴七年十一月编次付梓，收录古赋、骚辞二十三篇，古律六百三十五首[4]，表、启、杂文、史评六百九十三篇。晁补之的全集尚无点校整理本公开问世，但并不是说学界没人从事这项工作，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叶，关立勋（北京语言大学）和吴炜华（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两位先生就点校整理出了晁补之的诗、词、文合集，并附以佚诗、佚词和佚文，命名为《晁补之集》[5]。

    此本为晁补之作品全集，全书编辑顺序和校勘版本分别为：

    保存《鸡肋集》，作为一至七十卷，以明崇祯八年顾凝远诗瘦阁刻本为底本，校以明光泽堂抄本、涵芬楼藏明抄本和《苏门文君子文粹·济北集》。参校本有四：（1）《圣宋名贤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宋魏齐贤、叶棻辑，宋刻本，107卷，中收晁文三十一篇；（2）《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南宋庆元三年书隐斋刻本，二百卷（今存197卷），中收晁文二十九篇；（3）《左传》、《汉书》、《旧唐书》、《新五代史》等（晁书共引而议论各书计224条）；（4）《同文馆唱和诗》、《坡门酬唱集》。

    以《琴趣外篇》续其后，为七十一至七十六卷，底本用吴昌绶双照楼影刊本（1981年中国书店合刊本《影刊宋金元明本词》，收晁词157首），校本三种：《乐府雅词》，南宋曾悎编，涵芬楼影印旧钞本，收晁词三十六首；《宋六十名家词》，明毛晋辑，上海中华书局据汲古阁本刊印，收晁词六卷154首；《全宋词》，今人唐圭璋编，收晁词一百六十七首[6]。

    以所辑佚文及佚词、佚诗附后，分别为七十七、七十八卷。佚文共得十三篇，《圣宋名贤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所载十二篇皆为祝寿疏，孤本无校；《论词》一文原载《复斋漫录》，关、吴本辑自南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以《诗人玉屑》、《能改斋漫录》校之。佚词辑得十九首。其中八首辑自《乐府雅词》（四部丛刊本），四首辑自陈景圻《全芳备祖》（四库全书本）。十九首中，有六首同载二书，均作校勘。佚诗共四首。三首辑自《同文馆唱和诗》，一首辑自张耒《柯山集》。《同文馆唱和诗》为北宋邓忠臣所编哲宗元祐时期同文馆同舍共十一人的唱和之作，包括邓忠臣、张耒、蔡肇、孔武仲、晁补之等，共十卷，内收晁诗二十三首，其中三首《鸡肋集》未收。此三首又见宋邵浩《坡门酬唱集》与张耒《柯山集》，均已做校勘[7]。

    全书最后附录有关碑传铭文及序跋提要共八篇。作者《前言》称：“经辑佚，本《晁补之集》共收晁文五十一卷，计七百二十三篇；诗二十卷，计六百三十六首；词七卷，计一百七十六首。”当为晁补之集整理的集大成者，可惜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出版。

    另外，刘尚荣先生亦据《复斋漫录》和《诗话总龟》等宋人诗话、笔记、别集，辑得《词论》和《续离骚序》凡十篇佚文。

    晁补之词的校勘整理，自商务印书馆1930年出版《晁氏琴趣外篇》时始断句，在原六卷157首的基础上又补遗一卷，增补了《调笑》、《洞仙歌》凡15首词作，书后附以校记，开补之词校点先河。龙榆生点校《晁氏琴趣外篇·附柯山词》（中华书局1957年版）亦用六卷本，更重史料整理。他经过考辨，增补10首词作，后附“参考资料辑”，包括“传记”、“词话”、“序跋”三部分。刘乃昌、杨庆存《晁氏琴趣外篇·晁叔用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2月版）补遗词作13首，并附存疑词9首，每首词后有“校”、“笺注”、“汇评”，附录有“晁补之词总评”、“晁补之年谱”，史料更加详实。乔力《晁补之词编年笺注》（齐鲁书社1992年3月版）以时间为序对122首晁词作了编年，另外45首未编年词附后，每首词后有“校记”、“笺注”和赏析指要，并附历代词评。作者将词作与作家生平活动联系起来观照考察，实际上已由单纯的文献学整理上升到了对晁词思想和艺术进行系统研究的阶段。

    全面对晁补之文学做文献学研究的，是中国台湾罗凤珠的《晁补之及其文学研究》。罗氏长期以来，从事文学研究与电子计算机的结合研究，充分利用电脑文献检索系统，掌握了大量的资料，对“晁补之与晁氏家族及姻亲师友”（包括仕宦、年谱、著述、家族交游圈等）、“晁补之的学术环境背景”（包括家族学术成就、家族姻亲的学术成就及对晁家的影响、晁氏师友的学术成就及对晁家的影响等）、“晁补之的文艺思想”（包括诗论、词论、文论、画论及其他艺术理论等）及“晁补之的诗词文探讨”等都做了详细的整理和分析归类，网罗丰富，对深入研究晁补之文学极有帮助。但罗著多用平面排列方式，理论分析薄弱，各章节间缺乏有机和纵深的联系，如补之的家世交游、文艺思想、文学创作之间有何内在关联，诗、词、文的艺术技巧和特征如何，在文学史中的地位怎样等，还需进一步探讨。再如她谈晁文只诠释了四篇“记”，谈诗只按题材胪列“对仕宦的豁达”、“对归隐的向往”、“对亲族的护持”的诗例，缺乏从生命整体和艺术角度去观照晁补之文学，因此罗著的价值仍在文献梳理[8]。

（三）

    文学研究的目的，在于站在理论高度上去把握研究对象，对研究对象的思想及艺术品格深入分析，透彻了解。文献的整理和训诂，虽然并不是文学研究的目的，但却是文学研究的基础，它使理论研究立足实地，有着更深广和长久的生命力，不至空中楼阁，昙花一现。晁补之词集文献整理成果较为丰硕，因此对于晁补之文学的艺术揭橥和突破，首先就是从他的词作开始的。

    宋代苏籀《书三学士长短句新集后》云：“晁南宫平处言近文绥，高处新规胜致，朱弦三叹，斐丽音旨，自成一种姿致。”（《双溪集》卷十一）王灼《碧鸡漫志》卷二云：“晁无咎、黄鲁直皆学东坡，韵制得七八。”张炎《词源》卷下云：“晁无咎词名冠柳，琢语平贴，此柳之所以易冠也。”清代《四库总目提要》更将晁词许为“其词神姿高秀，与（苏）轼实可肩随。”刘熙载认为：“无咎词堂庑颇大，人知辛稼轩《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为后来名家所竞效，其实辛词所本，即无咎《摸鱼儿·买陂塘旋栽杨柳》之波澜也。”（《艺概》卷四）冯煦则认为“晁无咎为苏门四士之一，所为诗余，无子瞻之高华，而沉咽则过之。”（《蒿庵论词》）这些论断指出了晁补之词学苏启辛的过渡特色，还指出了苏、晁词的不同在于晁词的沉咽，同时还注意到晁词风格的多样性，既有“言近文绥”的平易，又有“新规胜致”的清豪。限于时代条件，前人没有能够对此问题详细探讨，给后人留下不少研究空间。

    杨海明的《晁补之词浅论》（《临沂师专学报》1983年第3期），从“词论在其创作中的践履情况”，“对苏轼的师法、继承”及“对南宋词人辛弃疾的启发和影响”三个方面论述了晁词和苏、辛词的关系，认为晁词继承了苏词的“豪放”和“以诗为词”，而晁补之的“闲居词”与辛词的“隐居题材”又有共通之处。乔力的《晁补之词风叙论》（《山东师大学报》1990年第1期）结合补之生平遭遇、思想观念等考察了晁词“豪放沉咽”的风格是如何师法苏轼的“清旷豪放”而又有所创造的。徐博文、何尊沛《论晁补之词中的沉咽悲凉之音》（《贵州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既指出了晁词上承苏轼，下启稼轩的桥梁作用，又分析了晁词沉咽悲凉之音的形成过程和表现特点，但融裁众说，似无新见。刘永泰的《论晁补之词》（《学术月刊》1987年第4期），针对不同题材，分析了晁词豪放雄健，沉咽悲凉，质实自然的多样风格。刘乃昌、杨庆存《晁氏琴趣外篇 晁叔用词》之前言和乔力《晁补之词编年笺注》之前言都结合晁补之生平对晁词做了较为全面的评价。

    刘银光《晁补之的闲居词》（《济宁师专学报》1996年第3期）和萧庆伟《崇陶与晁补之绍圣以来的词风》（《中国典籍与文化》2001年第3期）则发现了晁词与陶渊明的关系，是对传统晁词观的发展。刘文认为晁补之的闲居词既抒写了恬淡悠然的情怀，同时因失去了赖以施展“加泽于民”理想的用武之地，又有着投老赋闲的愤懑与怨艾、希冀与愁苦等多重情感。揭示出补之仰慕陶渊明的绝世高蹈，又缺乏陶氏的达观妙悟的矛盾。萧文认为晁词晚期主体风格体现为旷放与沉郁的结合原因是既想学陶的冲淡闲远，又不能忘情仕进，大体呈现为“旷（壮）语——哀情”的结构模式，而旷放中寓有沉郁的词风也因此体现了出来。

    周小兵《晁补之词用语现象及其历史语境》（《中国韵文学刊》2000年第1期），通过细读方式来解读晁词多用“归”、“东皋”所表达的文化心态。在作者看来，“归”是一种精神的再生，一种身心的安顿；“归”既是隐逸者的风姿，又源于老境衰年所催生的生命意识；“归”表现为归复自我、回归自然两个情感层面，在补之中期迁谪词与晚年闲居词中，体现为不适求归与归而求适的心理历程。“东皋”则将被迫的闲居生活转换为基于任逸之情的自觉选择，其深层隐有与世周旋，无论用舍行藏都能保持一种不为名缰利锁所囿的逍遥姿态。它们体现了苏门这一政治与文学群体共同的思想情绪。该文有些论述虽有求曲求深之嫌，但在诸多将观点与例证做简单直线对应的晁词论文中，却显示出一定的突破与创新意义。

    以上论文多重在研究作家与作品之间的关系，对于晁词本身的艺术往往着力不够。乔力《略谈晁补之词的艺术特色》（《光明日报》1984年6月19日）和刘焕阳的《晁补之词的风格特质》（《烟台师范学院学报》1993年第3期）对晁词艺术做了较有价值的探讨。乔文指出晁补之词的艺术手法：“在情、景、事的紧密契合中，善于用情来领契使驭，让景为情用，就景中见意，多从正面铺写描摹，并不仅凭比兴寄托之法于景外见意。所以，他不讲求以韵致的蕴藉涵永和刻画的精丽深曲称长，无幽隐微约之笔，而是酣畅奔放，用墨敷尽，别具清朗透详的风貌。”刘文不仅论述了晁补之独特的个性气质与其“沉咽”词风的关系，而且重点从荒凉之景、阴暗之色、凄苦之声三个方面对构成这种风格特质的重要因素做了分析，认为诗人失衡的心态正与这种艺术氛围相对应，有力表现了其沉郁悲咽的风格特质。但刘文只论析了晁词沉咽风格形成的艺术因素，对于晁词清豪与平易风格的艺术成因没有涉及，似可进一步开掘。

    词评起源于北宋，然北宋词词论极少，晁补之著有词论专书《骫骳说》[9]，意义非同寻常，可惜该书已佚。今传晁氏词论片断见于宋人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六，无法断定是否出自《骫骳说》。它以精炼的语言评论了北宋词坛的七位词家，广为宋代以来的词论家所引用，其影响不在李清照《词论》之下。刘乃昌的《谈晁补之对宋词的评论》（《柳泉》1983年第6期）， 就是较早一篇对晁补之词论进行系统客观评价的论文，对于了解晁补之的词学观很有助益。另外，李大明的《晁补之〈重编楚辞〉三种目录论考》（《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论述了晁补之主于文辞、又兼重其讽谕寄托之义的楚辞学史观。郭建勋、杨赛的《晁补之的辞赋学论略》（《中国文学研究》2004年第3期）指出晁补之是宋代第一位全面研究辞赋学和大规模辑录骚体作品的学者，他的研究涉及楚辞篇次、屈子精神、文体辨析、本事考述等方面，首开宋代辞赋学风气，对朱熹、祝尧等人的辞赋观产生了直接影响[10]。罗凤珠在其《晁补之及其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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