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耒在《赠李德载二首》其二中这样说：“晁论峥嵘走金玉。”[22]他又在《祭晁无咎文》中云：“公之文章，瑰琦卓荦，割裂锦绣，挥磨矛槊。”[23]这几句话的意思既指出了晁氏善于议论，又指出了晁氏用词熔裁古书，多用典实，风格古硬奥涩的特点。虽然这是就晁补之的文章总体风格而做出的评价，但细读《鸡肋集》不难发现，在他的各体诗里，五古最切合这个评价。在《鲁直恵洮河緑石研冰壶次韵》（《柯山集》卷十一）一诗里，张耒又说：“晁侯碧海为文词，盘薄万顷澄清漪。新篇来如彻札箭，劲笔更似划沙锥。”指出了补之七古的清俊与古硬，就古硬而言，补之的五古与七古是相通的。虽然古硬奥涩能够有效避免了熟语带来的软滑感，但过于古硬则食古不化，过于奥涩则诘屈难解，补之的不少诗作中也出现过使用不当带来的负效果。像“哪为一马饮，浊水喷百马”（《即事一首次韵朝奉十一丈》）、“期君似椓罝，无以无人慢”（《次韵答秦觏见赠》）等就令人感到生硬难解。有些五古读之更是“刿目鉥心，刃迎缕解，钩章棘句，掐擢胃肾”（韩愈《贞曜先生墓志铭》）。钱钟书先生言读《宛陵集》有“榛芜弥望之叹”[24]，这句话同样可以用于补之的五古，这也限制着补之不能跻身诗歌大家的行列，留给后人不少启迪。

（四）

    补之曾经自我评价自己的诗歌，除了那些形容诗不如人的自谦比喻，如“嗟予竞何为，十驾晞后尘”（《饮酒二十首同苏翰林先生次韵追和陶渊明》之二十），“譬如黄钟陈，我尚瓦釜吼”（《试院次韵文潜欲知归期近呈天启慎思》），其自评集中在以下两首五古里：

    吾人伯仲间，一语可物色。气自寡所谐，穷乃足所历。家风藐五世，不肯适人适。意行无险易，又跣不着屐。文词如苦李，惨腹人莫食。犹矜不传妙，坐恐儿曹得。学怜新又新，老奈日复日。伯以最恬愉，何由采之出。无斁能寡言，犹堪谢前识。叔与气尚豪，搘颐视屋极。斯文恶表襮，枯鱼戒所忽。应如鲁宫籀，藏壁俟其坼。（《次韵四弟以道十二弟叔与法王唱和兼示无斁弟二首》其二）

    虚斋闭疏窗，竹日光耿耿。更无司业酒，但有广文冷。人怜出入独，自喜往还省。时作苦语诗，幽泉汲修绠。（《虚斋》）

    第一首诗是写给他的族弟晁说之（以道）、晁咏之（叔予）和亲弟晁将之（无斁）的。前四句写晁氏兄弟今日的艰难处境，接两句写晁氏不随人后的家法承传，次四句写自己豪率的性格和苦涩的诗风，接下四句先以幽默手法说自己不愿将这种性格和文风传与后代，又感叹学无止境而老之将至。接着分别写三位弟弟的个性，说之恬愉，将之寡言，咏之豪气。末四句引《枯鱼过河泣》的典故，告诫众兄弟在这党祸文狱接踵不断之时，要韬光养晦，静待后人的发现，不要露才扬己，落得像“枯鱼”那样的下场。诗歌当作于绍圣之后，既反映出晁氏家族在哲、徽二帝期间的消落，又反映出当时政治气候的严酷。

    那么，是否是因为党祸而导致诗人故意晦涩其语呢？我们看第二首诗《虚斋》即可发现并非如此，这首诗作于元祐他任职太学之时，可以说是仕途比较顺利的时期，但他依然表现出自甘寂寞孤苦之意，“时作苦语诗，幽泉汲修绠”，不仅苦涩，还有一种古幽奥深的意味在里面，可见，在诗歌中追求令人难以卒读的苦涩，追求无人赏会的古奥，乃是晁补之的个性使然。但是我们读晁补之的诗，其绝句清新爽口，律诗也较为温润典丽，七古虽然有排比用典、充塞古语的嗜好，整体的气势却比较流畅飞扬。这种苦涩古奥的诗风，只有在他的五古里才表现得最为典型。“文词如苦李，惨腹人莫食”，应该说是对其五古诗风的形象概括。而我们以上分析的“赋笔骚心，夹叙夹议”、“熔裁古书，驱遣典实”也正是构成这种诗风的有效手段。

    在所有的诗体里，五古相对而言节奏最为安详舒缓，语言上有着崇尚质实的传统，有利于理性的着意经营和知识才学的展览，而七古“以才气为主，纵横变化，雄奇浑颢，亦由天授，不可强能”[25]。如果说七古呈现出一个豪迈奇卓的率性补之，五古呈现的则是一个深思理性的坚忍补之，那么，对补之着力甚重的五古进行艺术的分析，该是不无意义的吧？

    另外，苏门人物普遍擅长五古而拙于五律。这里不妨将《全宋诗》中五古与五律所占总诗数的大致比例与苏轼、苏门六君子的五古、五律占各自诗歌的大致比例绘表如下[26]：

    可以看出，苏门人物的五古比例大都高于《全宋诗》的平均值，而五律比例则大大低于《全宋诗》的平均值，由于五古在各种诗体中最接近于散文化的表达，尚才气学问、说理议论的诗人往往喜爱使用此种诗体，而尚意象锤炼、情景韵味的诗人则多重五律，苏门多学深养厚之士，爱用五古为意料中事，这个比例表明苏门人物在构成宋诗说理化、议论化、才学化特点的重要性和典型性。似乎陈师道是个例外，他的五律比例接近于杜诗五律的比例（杜诗五律约占其诗总量的32·5%），从而为其五律学杜提供了一个旁证，而宋代学唐的诗人中一般也都以五律所占比例为高，四灵更高达50%以上。图表还显示出，上述诸人，五古、五律比例都与苏、黄较接近的是晁补之，说明三人对这两种诗体的选择具有一致性，研究晁补之的五古，有利于对苏、黄五古的全面了解。当然，苏门诸人在具体的风格和艺术手法上又各有不同，这正是活泼自由的苏门风气的体现。

（一）

    晁补之的散文创作数量丰富，成就也较为突出。现存70卷《鸡肋集》，表、笺、杂文、史评等各类文体就有47卷687篇[27]。除去公文性质的奏、状、表、笺和宗教性质的释氏赞、疏外，其他文体不乏粲然可观之作。其中又以议论文最为时人看重，苏轼说他“博辩俊伟，绝人远甚”（《东坡全集》卷三十四《晁君成诗集叙》），黄庭坚赞他“文章落落映晁董”（《山谷集》外集卷一《次韵无咎阎子常携琴入村》），张耒说他“晁论峥嵘走金玉”（《赠李德载二首》其二），李昭玘说他“辨博俊敏，下笔辄数千言，纡余卓荦，驰肆揫敛，各尽其妙”（《乐静集》卷十《上眉阳先生》），吴曾也认为苏门四学士中“长于议论”的是晁补之与秦观（《能改斋漫录》卷十一“四客各有所长”条）。可见，精擅议论确实是晁补之散文的重要特点。

    晁补之的议论文，涵盖了他散文创作的大部分体裁。他有政论58篇（含策问55篇），其中《上皇帝论北事书》以洋洋万余言的篇幅，畅言对辽方略，气势淋漓。《上皇帝安南罪言》详言征讨交趾之法，“议者以为通达世务”（《宋史》卷四百四十四）。黄庭坚称赞“《安南罪言》，天辩纵横”（《山谷集》外集卷九《书韦深道诸帖》）。《河议》旁征博引，阐述治河以疏为主、以塞为辅的观点。这三篇文章字数均超过五千言，是他政论文的代表作。55篇策问，虽然篇幅较短，但策问是一种政务的咨询，如何发问本身就反映出问者的识见水平，况且宋代策问一般都是以“论”带问，即先阐述自己的观点和论据，然后发问，因此策问可以看作一种短小的论文。补之的策问范围很广，涉及政治、经济、军事、伦理、学术等各种社会问题的处理，反映出作者对政务的熟悉。其形式也多种多样，有时篇首即“问”，有时“问”在篇中，有时“问”在篇尾，有时还连续发问，相当灵活。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策问的观点并不完全一致，有些甚至互相矛盾，如他一方面对完全复古不以为然，以为“论礼乐，则虽制作设施小不备，而中和之用在人者犹是也。革而化之，借使先王未之有者，便则为用，其谁曰不然？”（卷三十七策问第十三条）一方面又提倡严守古礼，以为“诵先王之言，而服今之服，用今之器，杂委巷之说相与次，且龃龉于其间，然且安之，不亦鄙而可怜哉？”（卷三十七策问第十九条）其中原因之一是作者前后思想和认识可能会发生变化，原因之二是这些策问可能只是作者的习作，并不一定代表他的真正思想。

    补之另有《史评》十一卷，是他阅读《左传》、《汉书》、《旧唐书》、《新五代史》时的随感录，抉择各类问题224条，一一剖析，文字虽短，但确能抓住问题要害，辩答无碍，奇警动人。如他针对《旧唐书·李密传》赞中“不取伯当之言，遂及桃林之祸”两句话评曰：

    初密归朝不得志，复谋叛，王伯当止之，不从，竟败死。密雄杰，虽无帝王度，然终非事人者也。项羽不肯渡乌江而王，密肯为光禄卿奉朝请而已哉？使密能忍志事唐，唐亦能终容之否乎？史臣之论非也。

    李密本非屈人之下者，况且纵使他真心归唐，唐也必然会找借口除掉这个有威胁的枭雄，这从李密降唐后只“拜光禄卿封邢国公”（《旧唐书·李密传》），而旧部却多高官厚禄即可见唐廷对李密的分化防范之意。补之富于史才，对政治的反复无情看得很清楚，这段评语从主客观两方面冷静剖析了李密真正的致死之因，识见高卓，非为奇而奇的翻案文章可比。

    晁补之不仅诗词文赋俱佳，还妙解音律，通晓书画，因此他的散文，有不少谈文论艺之作。如《捕鱼图序》论及诗画的互补作用，《跋董元画》提出学画贵在“师心而不蹈迹”，《跋化度寺碑后》指出“专心于是学”对研习书法的重要性，《离骚新序》、《续楚辞序》、《变离骚序》对楚辞的特点、流变、分类作了系统研究，《书鲁直题高求父扬清亭诗后》论及人品与文品的关系，《海陵集序》论及文学的超功利性。《汴都赋序》论经、赋的不同风格，说六经之辞“始于详说而后终之以说约”，故贵要言不烦；文赋之辞“常欲人博闻而微解”，故贵侈丽闳衍。文章还对琐碎解经之士作了嘲讽：“补之窃怪比来进士，举有司者说五经，皆喜为华叶波澜，说一至百千语不能休，曰不如是旨不白，然卒不白。”笔法十分幽默。《石远叔集序》对影响创作风格的具体条件作了阐述：

    文章视其一时风声气俗所为，而巧拙则存乎人，亦其所养有薄厚。故激扬沈抑，或侈或廉，秾纤不同，各有态度，常随其人性情；刚柔、静躁、辩讷，虽甚爱悦，其致不能以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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