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表现为价值的迷失、道德的迷失、行为规范的迷失，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纵欲主义对社会风气的败坏，乃至贪污腐败屡禁不止，大小罪案有所增加。

    理性缺位也在文学艺术界中有所反映。“进入新时期以来，在文学艺术走向繁荣的同时，一股反文艺的倾向也在逐渐滋长和蔓延。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日益脱离人口绝大多数的亿万人民群众，

有的甚至提倡‘贵族文学’，公然宣称‘文艺本来就不是为了人民大众的’”。[5]这种情况在世纪之交又有所发展，以至有人说“20世纪末与21世纪初的中国文学＝私情小说＋美女小说＋茶点式散文＋

格调或鸡汤之类的小品文＋电影明星及主持人传记＋几乎已被人忘却的诗歌＋其他鸡零狗碎”。（注：摘自《北京娱乐信报》2001年9月15日。）

    面对社会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理性缺位”现象，我们想到了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从13世纪到16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不仅带来了思想大解放，把人们从中世纪的宗教迷梦中惊醒，使社会从神性走向

人性，而且把人们的思想导入理性的轨道，实现了从信仰到理性的转变，使人们高度重视理性，崇尚理性，极大地提高了欧洲各民族的素质，带来了欧洲社会的大发展。欧洲文艺复兴的这种伟大成就、

伟大功绩启示我们，应该推动并促进以引导人们高度重视理性、崇尚理性、终结“理性缺位”、极大地提高人的素质、民族的素质为目标的持久的中华文化艺术复兴（简称“中华文艺复兴”），使中华

儿女在中华文艺复兴的持久的漫长的过程中，在中华文艺复兴的因为科学文化艺术普遍持久高涨而自然形成的浓重的理性氛围中，受到理性的熏陶、“浸染”，从而自觉培养理性，提高素质。这么一来

，久而久之，理性缺位就会成为历史陈迹，中华儿女就会成为重理性、高素质的人，中华民族就会成为重理性、高素质的民族。从这个角度看问题，我们发现，社会现实生活也要求出现中华文艺复兴。

    （三）只有推动并促进中华文艺复兴，才能有效地迎接进入新世纪后的世界性严峻挑战。江泽民同志最近指出：“当今世界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不仅包括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等方面的

竞争，也包括文化方面的竞争。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引起世界各种思想文化，历史的和现实的，外来的和本土的，进步的和落后的，积极的和颓废的，展开了相互激荡，有吸纳又有排

斥，有融合又有斗争，有渗透又有抵御。总体上处于弱势地位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不仅在经济发展上面临严峻挑战，在文化发展上也面临严峻挑战。”[6]这种严峻挑战突出地表现为，在全球化背景下，

西方国家为了维护现存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对广大发展中国家使用文化霸权来进行干涉的做法越来越频繁，其恶劣影响越来越明显。这种恶劣影响在中国大地上也显而易见。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

义大国，中国历来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推行文化霸权的重点对象。加上其他的一些历史的、现实的原因，在现代西方中心主义语境的作用下，中华文化不断走向边缘，几乎在文化的各个层面上都受

到了西方强势文化的影响。例如，我国人民历来追求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的思想境界，可是，在西方拜金主义、个人主义等现代主义文化的冲击下，我国传统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在人们的心灵中日

益失落，因而一些人面对真情，变得漠然；面对罪恶，变得置若罔闻。又如，在文化思想理论上，一些学者以追逐重复西方各种理论思潮，卖弄来自西方的一些新鲜概念术语而沾沾自喜，洋洋得意。

    面对进入新世纪后的世界性严峻挑战，面对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冲击，我们应该怎么办？毛泽东说过，任何一本有价值的军事书，任何一个比较聪明的军事家，无论古今中外，无论战略战术，没有

不反对消极防御，而提倡积极防御。[7]战争是如此，竞争也是如此。与其消极地保卫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不如顺应文化与时俱进的趋势，以积极主动的态度，“努力建设我国的先进文化，使它在全国

人民乃至世界人民中间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感召力”。[6]由于创造新的中华先进文化是中华文艺复兴的内容实质、目的要求，因而，这种“努力建设我国的先进文化”的行动就是中华文艺复兴。这也就

意味着，推动并促进中华文艺复兴就可以有效地迎接进入新世纪后的世界性严峻挑战。

    中华文艺复兴是客观存在的一个历史进程，一种历史潮流。我国的科学技术工作者、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文学艺术工作者理应推动和促进它，使它早日实现。那么，以什么思想武器来推动和促进

它才行呢？

    有种说法是以西方现代主义文化学说为思想武器。这种说法认为中国文化传统一无是处，与现代化水火不容，要搞以现代价值取向的文艺复兴只能搞西方化，以西方现代主义文化学说作指导。另外

一种说法是以儒学为思想武器。这种说法认为中国传统古典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天生优越，本质上高于西方文化、外来文化，要搞文艺复兴就得“复兴现代新儒学，寻求继先秦原始儒学、宋代理学新

儒家之后的儒学第三期发展，以完成返本开新、内圣外王之道”。[8]。还有一种说法是以传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作指导，认为现在的种种弊端、不足都是背离马列的教导的结果，“只要‘回到马克思那

里去’就什么都好办了，怎么复兴中国文化艺术的问题也可以在马克思列宁那里找到答案”。

    其实，一部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20世纪以来中国通向文化艺术复兴的实践历程，已经对上述三种思想武器选择做出了实践检验和历史评判：选择西方现代主义文化学说做思想武器，只能走上资本

主义文化的死路；选择儒家学说为思想武器，甚至说什么“要以半部《论语》治天下”，只能走上封建主义文化的死路；光是选择传统的马列主义也不会有多大的成效，甚至可能走上教条主义的道路，

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与时俱进的，马列主义不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是不行的。到底应该选择什么思想武器才好？因为下列理由，应该选择江泽民同志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从根本上回答了在当代世界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科技文化艺术日新月异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应该怎样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怎

样推进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的问题，因而，也就为我们如何开展和推进中华文艺复兴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中华文艺复兴，说到底是中华民族复业大业的一个组成部分。既然“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强大思想武器，当然也就是中华文艺复兴的强大思想武器。

    （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蕴涵着要进行文艺复兴的内容。道理很简单，为了在新形势下的国内环境里，以及在竞争激烈的国际舞台上代表先进的社会生产力，代表先进的文化，代表最广大人民

的根本利益和要求，你就必须大力创造中华的先进文化，拿出先进的科技文化艺术产品来；你要大力创造中华先进文化，拿出先进的科技文化艺术产品，就必须让科技文化艺术普遍持久高涨，必须推动

和实现以科技文化艺术普遍持久高涨为主要表现、主要特征的中华文艺复兴。显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蕴涵着要推动和实现中华文艺复兴的内容。既然如此，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中华文艺

复兴，推动和促进中华文艺复兴就具有必然的性质。

    （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一种先进文化思想，本身就对中华文艺复兴具有导向作用。先进文化是先进的社会经济、政治的反映，与社会发展方向相一致，符合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

其本质上所体现的就是关于现实社会“应该如何”的价值观念。也正因为如此，先进文化必然会对现实社会生活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导向作用。[9]江泽民同志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这么一种具有巨

大导向作用的先进文化、先进文化思想。事实上，中华文艺复兴与整个中华民族复兴一样，已经受到了按照先进社会生产力、先进文化发展方向以及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愿望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

引导。既然如此，我们就应该顺其势而积极主动地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来推动和促进中华文艺复兴。

    如何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推动和促进中华文艺复兴是个内涵十分丰富的问题，其要点有四：

    第一，要自觉地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中华文艺复兴的指导思想。“自觉”与“自发”是两个很不相同的概念。“自觉”就意味着要拿出积极主动的态度。我们既然认识到了“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对于中华文艺复兴的重要性，就应该自觉地积极主动地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中华文艺复兴的指导思想。

    第二，要在“先进”二字上下功夫，努力向前向上。不论是社会生产力还是文化，“三个代表”要求的都是先进的。因此，推动和推进中华文艺复兴就必须在“先进”二字上下功夫，努力向前向上

，努力争取先进。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坚持当代最先进的理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地位；必须继承和发扬我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必须具有世界眼

光，着眼于世界科技文化艺术发展的前沿，所创造的科技文化艺术成果不仅能吸引和感召我国人民，而且能吸引和感召世界人民。

    第三，要具有踏着时代前进的鼓点不断探索、勇于创新的精神。江泽民同志多次提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最近，他又指出：“历代文学艺术家们之所以

能够创作出传世之作，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具有踏着时代前进的鼓点不断探索、勇于创新的精神”。[6]江泽民同志的话是千真万确的。我国和世界的科技文化艺术发展史告诉我们，“踏着时代前进的

鼓点不断探索、勇于创新”既是给人类进步事业做出大贡献的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所具有的精神，也是他们所具有的鲜明特征。本文的第一部分说过，中华文艺复兴的内

容实质、目的要求是创造新的中华先进文化。既然“创造新的”亦即“创新”是中华文艺复兴的主旨、要旨，那么，要求投身中华文艺复兴事业的人们具有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哲学家、文学艺术

家们所具有的“踏着时代前进的鼓点不断探索、勇于创新”的精神和特征，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第四，要以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愿望为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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