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杰出的智识之士都揭示过资本主义的毛病，揭示过金钱权力的反人道的性质，揭示过自私自利这一竞争与商业之不可避免的伴生物对精神生活之毁灭性的作用。在对资产阶级的品性加以遣责的人士中，有狄更斯，也有巴尔扎克，有左拉，也有果戈理，有托尔斯泰，有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有黑格尔。

关于人类生存于这危险的世界之中的、或者从这有毛病的不如人意的状态中走出来的各种各样的存在范式，都曾被提出来:

1）拜伦，浪漫主义:恶是不可根治的，它隐身于生活本身的根基因而是永恒的。主人公与恶的斗争也是永恒的，虽然主人公并不能消除恶，但可以不让恶席卷整个生活，而为个性之正常的生活创造出一块哪怕是暂时的绿洲。这种斗争使主人公充满崇高精神，但常常将他引向悲剧性毁灭。

2）黑格尔:历史进程——此乃全人类努力的结果，个性作为世界历史之消极参与者，乃是被卷进其河流之中的;个性的理想不可能比千百年来所创建的世界秩序更为合理;个性要改变历史的努力，要赋予历史以人道的形式的尝试，注定要失败;个性要改造世界秩序的努力总要被世界秩序所阻挠而中断;所有合理的都是现实的，所有现实的都是合理的。

3）“我需要真理有何用?我想要安宁”。只有精神灾难才会产生这种与世界文化相敌对的言论，世界文化是将人的幸福与对真理的掌握联系在一起的。世界——是与个性相敌对的。应当屈从于这一点:个性——是有限有涯而有终极的，他/她注定要承受孤独、痛苦与恐惧，并且将要被死神一笔勾销（克尔凯戈尔与存在主义）。

4）尼采:世界是不完美的，个性处于不良的环境之中，所有的人都没有摆脱那不良环境的出路，但超个性（超人）能超越芸芸众生而获得幸福。

5）欧洲批判现实主义:狄更斯，斯丹达尔、巴尔扎克、福楼拜:在那种建立在金钱权力基础上的社会中，个性的幸福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只有通过发财致富才能获得这种幸福，而发财致富对于一个完整的个性乃是不可企及的，或者在精神上是毁灭性的。在富裕之外找到幸福——那是乌托邦，而用“纯洁干净的”、不带毁灭性的手段去获得富裕，——也是乌托邦。19世纪资产阶级制度本身是充满矛盾的。

6）马克思:为了建立普遍共有的社会公正，必需对世界加以强制性改造。改造世界这一历史使命，应当由无产阶级来完成。

7）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俄罗 斯批判现实主义:用暴力来消除世界的毛病是只有毁灭性的:a）不公正的世界秩序的力量会胜过光明正大的反抗力量，后者没有能力获得群众性与组织性（普希金的《杜勃罗夫斯基》、《上尉的女儿》、《青铜骑士》）;b）针对恶（放高利贷的老太婆）的暴力会转化为对无辜者（莉莎维塔）的毁灭，而且还会c）毁灭反抗者本人的个性（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创造的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形象）;d）暴力能从消除恶的手段变成个人计怨仇泄私愤的手段、自我肯定的手段、自尊心游戏的手段、内心情结得以表现的场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中的彼得·维尔霍文斯基的形象）;e）不能以一婴孩的泪水为代价来换得整个世界的幸福。结论:勿以暴力抗恶，而要道德上的自我完善（列夫·托尔斯泰笔下的皮埃尔·别祖霍夫、聂赫留朵夫的形象），它们在恶的荒漠中创造出一片善的绿洲（这与浪漫派的思想相似，但在浪漫派那里，绿洲——此乃斗争的结果）。对这一问题的艺术研究，为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恐怖与革命的暴力提供了重要的论据。然而社会存在是如此没有人性，自我完善既不能使个性有保障，也不能使安全有保障，更不能使幸福有保障。

20世纪也提出了关于存在以及将人类从资本主义的不完美之中拯救出来的种种范式。在所有的范式中，马克思的学说在生活中得到了现实的体现，在俄罗斯、东欧、中国、北朝鲜、越南、古巴的生活中得到了这样或那样的体现，而且还波及智利、尼加拉瓜以及一系列非洲国家的生活。在一些国家（中国、北朝鲜、古巴）里，这一历史试验仍在继续。十月革命以降且在这一革命影响下，资产阶级学会了节制其过分的贪婪，为了自身的安全与社会的稳定而与劳动者分享其收入。这样一来，现如今被雇佣的工作者就不仅能使自身的体力得以恢复再生，而且还能使自己的某些利益得到满足。可是，尽管资本主义社会里生活有了这种普遍的改善，这种改善也是由20世纪里生产的巨大增长而决定的，资产阶级的本性与本质依旧还是立足于贪得无厌。

随着苏联的解体，历史上第一次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精神情境。世界陷入精神绝境。在经济上与政治上均是彼此对立的资本主义范式与共产主义范式，都承受了危机。与此相应，彼此对立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艺术观，也都承受了危机。在先前的那些时代里，在某一种艺术思潮的范式危机到来之前，一种新的范式便孕育成熟了而已开始在文化中发挥功能，这种新范式，或是由文学或是由艺术，或是由哲学或是由政治来制订的。可是，现如今，不论是谁，不论是文化的哪个领域里，都不再拥有新范式。这是人类的危机，其出现乃是由于那种普遍公认的范式的缺失，而正是那种范式确立社会行进的目标。

这一危机的特征与表现如下:

1）日本哲学家在谈论历史的终结。

2）国际政治变成了要么是即兴式而受一时情绪支配的，要么就更经常的是实用型的而缺少那种有理念的政治，而后者则是确定了20世纪前半叶的社会生活的，那时社会存在的范式尚未经受危机。

3）近二三十年来，是有许多有才气的、有趣的文学作品、艺术作品、哲学作品问世，但是这世界上还没有一部作品能拥有世界性历史意义，而达到但丁的《神曲》、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那样的水准。在短期内也不能期待艺术上或哲学上或政治上的文化腾飞达到那样的水准，直至精神生产的某个领域会提供出一种从人类精神危机中走出来的路径，或者，即便是勾勒出 人类存在新范式的轮廓也好。

4）那种确定着历史发展的战略目标的范式之缺失，就导致了一些有大气魄有大威信的知识分子与智力精英个性从文化中消失，而那些精英分子则是能在世界存在的紧要关头振臂一呼，来捍卫公道，或是为了及时防止某个政治家、某个国家、某个民族当下就要发生的疯狂，或者就是为了让世界听到这个声音。在20世纪，高尔基、罗曼·罗兰、拉赛尔、雅斯贝尔斯、萨特、加缪……就是这样的个性。何况在人类危机的条件下，对这样的精神领袖与思想主宰式的个性的社会需求，也跌落下去了。否则，索尔仁尼琴在今天就会在某种范围内扮演这一角色，这并不是因为他找到了新的存在范式与人类的追求（遗憾的是，甚至连他也没能做到），而是因为他比所有的人都更多地致力于精神上的努力，来展示那些旧理想的危机与现代人类目标的危机。那些有大气魄大威信的个性从文化中的消失，就是由于人类发展的战略性范式在这世界上的缺失。

或许，新世纪会解决这一对现代世界如此重要的课题。我这里且尝试对这一新范式的轮廓作一初步的勾勒。

1.初步的引论

这样活下去是不行的!但我们还是在活着!我们生活于极权主义与民主之间，生活于对个性的强暴与人权之间，生活于横行霸道与法律之间，生活于绝望与希望之间。

早在19世纪的政治学、历史哲学、现实主义的艺术观中，“个性—国家”体系得到了肯定。如今，这一体系已是不够用了。人民与个性相互作用，而且人民也并不是诸多个性之简单的集合。阿·普拉东诺夫曾简要而准确地表述过个性在人民的创造中的作用:“没有我，人民是不完整的”。“个性—人民—国家”——这一系统更为正确些，但依然是不完整的。一个平安富足的国家可能去毁灭另一个平安富足的国家。全球化，诚如我在前文所述，在一定的条件下还是有一些正面的社会潜能的。因而人类应当成为体系的要素。换言之，需要的体系是:“个性—人民—国家—人类”。新的交际方式交往手段（互联网、电视等等）能保障这一体系，能使民主得到完善，能用富有主动精神激励首创能力的民主来取代现代受操纵受控制的民主。

下面我会更详细地探讨这一重要而尖锐的问题。但首先我要强调两点:1）文化与人类之新的存在范式，可能由文学来提出，也可能由哲学来提出，可能由政论来提出，也可能由政治学来提出;2）电视已成为我们这个世界的社会存在的中心问题之一。关于电视的功能与它在社会发展战略中的作用，是应当特别地谈一谈的。

2.关于极端的民主制

政权对于一个社会将其存在组织起来乃是必需的。政权可能是极权主义的与半极权主义的、民主的与半民主的、独裁的君主专制式的、宪法上受到限制的君主立宪式的、寡头执政式的、共和政体式的……执政治邦的形式多极了。而且诚如丘吉尔所准确地表述的，民主制是有许许多多的缺点，但人类尚未发明出什么比它更好的。应当去发明!否则，即便是那些最民主的社会的不完美之处也是无法解除的，那些最民主的社会还在承受这类痼疾:吸毒、自杀、强盗抢劫、贪污受贿、官僚主义、官吏们的为所欲为、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甚至一个国家或一组国家对另一个国家施以暴力。诸多政权中最好的一种——民主制，其不完美之处多极了。其缺陷由来已久，千百年来不曾消失:正是雅典的民主制以秘密投票的方式，将其最优秀的时代之子苏格拉底判处了死刑!不仅仅是革命会毁灭自己的儿女!

叔本华说过，一个手中权力在握的人一 定会利用——哪怕是部分地利用——那权力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在当代俄罗斯，这一看法已无需证明，事实本身触目惊心:比如，国有企业的股份证券的私有化过程中的诈骗行为;或者，杜马的许多代表的月平均收入为5000美元（而俄罗斯教授的月薪只是这个数字的十分之一）;或者，日里诺夫斯基私宅中的居住面积高达3000平方米（哈斯布拉托夫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曾是纪录保持者，不过他的寓所只是500平方米）。随他的便吧，且让精英们利用其手中的一部分权力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吧，但愿其权力的另一部分——哪怕是一小部分——用于对国家利益的保障。但愿政权的效率即使能与那效率甚低的蒸汽机（7%）相当（93%用于自己，7%用于社会）。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将会比我们现在生活得好一些，国家将会发展，而不是停滞不前。

在俄罗斯，在沉醉于并不很大但却是史无前例的自由之中的俄罗斯，极端的民主之嚣张已然开始，并且尚在延续;对财产的犯罪性的瓜分与再瓜分;对国家性的弱化，这种弱化所带来的危险性并不亚于极权主义。一群群公民在财产状况上被两极化（“一种人得到的是整个的面包圈，另一种人——得到的则是面包圈上的小窟窿。这就是民主制的共和国”）:官员们未受到监督而横行霸道为所欲为，这横行霸道正促成贪污受贿。新的情境是:先前是政权堵住了我们的嘴巴，现如今——则是政权塞住了自己的耳朵。

那些最民主的选举的民主，也要受到两种情形的限制:1）选举名单;2）借助于电视与另一些现代信息媒体对社会意识加以操纵。种种选举都在承受政权当局的左右（在最好的情形下选举者可以推选的是个性，而不是政权的性质）。不仅仅在俄罗斯，而且在美国、法国、德国……其民主选举都是这样的。在一定的意义上政权是借人民之手自己选自己。这可以避免无政府状态，可以避免那些对国家是致命性的偶发事变。可是这里潜伏着滥用权力的可能性。一个政权只有在它受到人民监督与人民校正之时，才会是有效率的与可靠的。现代民主的缺陷是:这种校正之有效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