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家们常常会利用一些思想，对于那些思想，可以用一位伟大的物理学家的一句名言来评价:“这一思想要成为正确的还不够疯狂”。这疯狂的世界自会有一些天才般疯狂的思想与之呼应。只有深深地扩散到政治家的意志之中的这些思想，才能创造奇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被战败而沦为赤贫的民族竟能在经济上创造出“德国奇迹”与“日本奇迹”。在被围困的列宁格勒与在遭围攻的斯大林格勒创造了“俄罗斯奇迹”的俄罗斯，曾不止一次地在文化上成就了奇迹的俄罗斯，现如今则应当去实现经济上与政治上的奇迹。而要找到走向这个目标的道路，必需靠全体人民。

以其在现代世界上所形成的这个样态呈现出来的民主制，正在承受极为深重的危机。难道轰炸南斯拉夫的那些人道德上与政治上的愚蠢（此一愚蠢不应与“疯狂的思想”混为一谈）行径上，不是表现了西方民主制的危机?结果，不是那些从科索沃逃出的阿尔巴尼亚族人，而是大约30万左右的塞尔维亚族人被赶出了科索沃。至于法国参议院拒不承认1915年对土耳其军队的种族灭绝般大屠杀的事实，或者，德国国防军在1999年对南斯拉夫的袭击中加入轰炸者的行列，——而在40年代初德国人就曾在那儿屠杀了大约150万人——凡此种种，岂不令人吃惊令人发指!

我们俄罗斯的极端的民主政治之嚣张，也是其危机的证明。在极权主义体制下，官员害怕的是上司的专横独断。在现今的民主 政治体制下，官员头上的只有苍天。可是官员并不畏惧上帝，即便他在节日里站在圣殿里一手执香烛一手狂热地划十字，只要电视台摄影机对准了他。既然独裁者没了，上帝也没了——那就随心所欲地去偷去盗吧!心欲所需的东西多得很。诚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言:人是宽的，应当使之变窄些才好。

俄罗斯的不幸多得无以计数（如果指的仅仅是傻瓜与道路）!可是曾有一些时光是更糟糕的，然而一如凤凰俄罗斯会从灰烬中再生。俄罗斯会振奋起来的。要知道俄罗斯小孩喜爱的玩具——乃是“不倒翁”。

3.人民的智慧与生活的体验——对于政权乃是思想材料的源泉。

最好的民主制，只可能是受到政权与人民互相监督而限制的、受到人民的主动精神首创能力支持的民主制。这里潜藏着使民主制得以完善的可能性——将它提升到社会效率与人道主义的新水平。

在政治中一如在科学中，思想材料乃是必需的，甚至一些错误的思想也是重要的:劳伦斯关于没有空气的空间中存在着以太的思想，就被爱因斯坦超越了，而成为其创建相对论的一个思想上的推动因素。这种有益于发展的错误思想，在根本上区别于诸如李森科院士的思想之类的愚蠢。

俄罗斯人在思索着世界的命运与自己祖国的命运。对全球性思维的喜好——此乃俄罗斯人的优良品质之一。漠视对这一喜好而不加以使用，是愚蠢的。

并不是所有人民的见解都是正确的，甚至并不是所有正确的都是可实现的，甚至许多正确的而又可实现的见解，还在政权了解它们之前就变成陈旧的了。可是这类见解却能向政权提供出极其丰富的思想材料——那些反映着人民的利益与意见之光谱的各种解决方案所需的思想材料。为了让政权现实地考虑人民的心愿与理想，一些最富首创精神的公民应当借助于电视与互联网来做一做这种游戏:“要是我成为总统或总理，我要做下一些什么事?”

4·富有首创精神的民主制

需要一环扣一环的举措，其决定性的环节——将这世界的智力潜能吸纳到世界的运作机制中去，激活人民的首创精神，对电视的新型的运用。

根据著名的现代信息媒体理论家麦克鲁恩的预测，如今不论是在我们这儿还是在国外，电视都是被用作对大众意识加以操纵的一种工具。政治家提出一个任务，然后其指挥班子就去编选出加以缜密推敲仔细算计的信息，电视则将此信息传送给观众，与此同时就使观众的思想与情感随之而形成，那些思想与情感便引导他们走向所需要的行动。对于科索沃事件或车臣事件，西方观众与俄罗斯观众看出的乃是根本不同的“画面”。这就是有目的性的信息与对意识的操纵。

在19世纪，一个人是上学受教育，获得世界观与生活体验，而在这个基础上去接受信息，作出决定，采取行动。现如今，一个人要采取行动，既不需要受教育，也不需要有世界观，不需要有生活体验，甚至都不一定非要作出决定不可。决定由政治家（此人正是那操纵者）替他作出了，政治家借助于电视，给他发出那已装好了的、作出决定所需要的、有目的性的信息。信息可以有不同的变体，但其旨在操纵的目标不变。

然而电视（一如互联网）可以拒绝对意识的操纵，而成为政权与人民之间逆向的、充满信息的联络工具，可以成为人民与其知识分子的生活智慧与生活体验的蓄电池与传送器。为此，就需要将智识之士们的“智力交锋”展现在观众眼前，就需要将那些在国家生活与个人生活上最尖锐与最迫切的问题上人民所提出的建议采集起来。

人民的提案与智识之士的思想，应当按 主题分类分级，应当得到加工处理（对它们加以简明而清晰的陈述与由专家们对之加以评价），不同的解决方案可以转呈政府，政府则对所提供的思想中的全部合理的加以采用。政权的代表在其发言中可以对人民的提案加以回答，那些提案则是由电视播出的。

这里所建议的对电视的使用有如下优势:

1）激活人民的积极性，并将它导向社会性的创造建设;2）理顺政权、人民与知识分子之间的对话;3）调动国家的智力潜能、人民的生活智慧与生活体验用于国家的发展;4）克服民主制的危机，寻求其富有首创精神的形态，这种形态的民主制不是操纵性地使用现代信息媒体;5）有可能缩小代表的权力;6）预防社会义愤而引发的动乱，每当人民的心愿久久不被考虑，这种动乱就会出现。

对电视的如此使用与民主制的如此发展，是难以实现的:1）谁也不需要它们，除了人民;2）官僚们会拼命地反对的，他们不无理由地担心，其举动将被置于人民的监督之下，而且贪污受贿与专横独断的种种障碍都将会出现。

富有首创精神的民主制主张，国家的全部政治的建设都要考虑并立足于人民的看法，而不是众生的意见（众生是没有个性的，可以对之加以操纵，人民则是由拥有自己看法的诸多个性所组成）。富有首创精神的民主制，是向公民们提供社会性的首创精神，而不是对他们加以操纵。

总之，21世纪的范式——普遍性，即人们的存在之全人类体系的建构（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的人道的全球化），这种全球化包含着各种不同种类的趋同会聚辐合，能克服分离分立分裂，主张一个人既是其祖国的爱国者又是世界公民，而生活于“个性—人民—国家—人类”这一体系之中，其中的“个性—人民—国家”这个链环，乃是作为富有首创精神的民主制来运作的，这种民主制能实现人民与执政精英之间直接的逆向联系，这种民主制还主张国家的、民族的、宗教上的利他主义与宽容性。普遍性源出于这一公理:世界的最高价值——此乃个性，人权与全人类的协同一致均应荫及个性。

上文提出的范式—社会性的假定，尚需讨论与进一步的思考推敲。所说的这些并非全无争议。但无可争议的是，每个时代的文化都推出了存在范式，现如今这种范式却缺失了。在这几近四分之一世纪的岁月里，文化第一次没能完成其诸多使命中的这一份使命。此乃文化的报复——因为人类的大部分背离了文化，将文化变成了大众消费的商品并在炮制文化的替代品。文化人正在被挤出（首先是在经济上）俄罗斯。科学与艺术活动家在物质生活上得不到保障，这在战争年代里是可以理解的且被英勇地承受了，而在现如今，在那些什么也未创造但却是百万富翁的背景下，就是令人难以承受的了。

即使在西方，高雅文化也并不受尊敬:杰出的学者或作家的物质生活境况与社会地位，与著名的足球运动员、篮球运动员、拳击手、流行艺术明星的境况与地位，乃是无法相比的。可是这还算不上什么不幸。不幸乃在于，一些现代文化构想的实现，要求有一些器具、设备、出版能力，而要获得这一切是需要资金的。况且，将这些资金投入基础科学与高雅艺术，不是收不回来，就是其回收要延搁到许多年之后。而没有基础科学与高雅艺术的超前发展，文化就会凋萎衰败。

在一个并不推重文化的社会里，文化就不再去履行其主要的使命，于是，在人类历史上，我们第一次在这几乎是四分之一世纪的岁月里活着而没有存在范式。这在生活的所有领域都有表现:比如，现今世界上的政 治家们常常是像实用主义者那样在行动，而并不去寻求有理念的、有体系的、理论上被论证的战略性解决。

对那种真正与人相配的生活方式的寻求，对人类存在的现代范式的寻求——应当成为整个人类的关心点，应当成为在创造文化的智识之士们与知识分子们的关心点，应当成为在领导国家的政治家们的关心点。联合国理应对这个问题也给予一定关注的。人类的生活乃取决于这个问题的解决时至21世纪初，文化中对历史行进的目标在观念上的缺失，对存在范式的缺失，已导致世界文学中不止一个十年没有出现那种能有指望获得经典品位的大作品，尽管一些有才气的作家参与了艺术进程。

上文所陈述的范式的轮廓，与尚未由谁表述出来的另一些思想，都应当在作家所创建的艺术现实中获得支点。据我预测，这将是俄罗斯作家，因为:1）普遍的“世界状态”（黑格尔语），其不安宁的、危机四伏的状态，在俄罗斯得到了特别充分的展现;2）巨大的、罕见的、悲剧性的社会经历，在俄罗斯作家那里得到了积累;3）当代作家身后有近二百年来俄罗斯文学之能量强大的传统;4）正是在俄罗斯，现如今生活将那些存在之高度形而上学的社会问题，摆到了作家面前，不解决那些问题，国家与人民都不能避免那全球性的危险与威胁。

俄罗斯文化的社会体验是多姿多彩与充满悲剧性的。俄罗斯文化在19世纪与20世纪积累了特别丰富的寻求人类道路的经验。我们且期待着。我们且期盼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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