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研究边界和学科归属都没有明确的定位，文化研究不可界定似乎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但是这对文化研究来说究竟是缺陷还是长处，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文化研究的批评者看来，边界的模糊和理论的多元使文化研究成了“一锅混乱不清和琐屑无谓的大杂烩”（伊瑟尔《虚构与想像》第13页）；可是支持者却认为，这种状况正显示了文化研究的优势，其不仅使批评拥有了跨学科的眼光，而且在文学阐释上还能弥补传统研究的诸多不足。

　从理论上讲，文化研究支持者的说法不无道理。不过，就国内文化研究的实践来看，我以为人们所以会质疑其作为文学研究的一种模式是否可行，并不是因为找不到一个公认的“文化”定义，不能从理论上确定文化研究的领域和学科，因而无法确切地说明文化研究“是什么”；人们难以接受文化研究是因为从它的批评实践来看，很难说清楚文化研究究竟要“做什么”。也就是说，人们不清楚文化研究是以什么样的“问题意识”介入文学研究领域的。以跨学科、无边界乃至无所不包来概括文化研究的特质，最多只能说明文化研究在思路、方法和研究范围上都有与传统文学研究不同的取向，但是这些解释并没有明确回答对任何研究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一个问题，即作为一种研究活动，当文化研究把文学现象置于其预设的论域中展开讨论时，它的“问题意识”是什么：为什么要把文学现象作为文化问题来探究？这种探究要解决什么问题？其结论在什么意义上可以拓展文学研究的思路？又在什么意义上可以弥补传统文学研究的不足？

　　强调文化研究不能以跨学科、无边界来回避“问题意识”，是因为人文科学的研究不同于自然科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在于前者“研究的主题和对象实际上是由探究的动机所构成的”。（加达黙尔《真理与方法》上卷第365页）这说明人文科学的研究对象并不是一个在研究尚未展开之前就存在于某处的“自在之物”，而是在“问题意识”引导下的一种发现；也就是说，人文科学的“研究对象”是“问题意识”建构的。因此，是否拥有自己的“问题意识”，是否有因“问题”而生的研究对象和审视对象的独特视角，就成为文化研究得以展开的基础，也是决定其是否具有意义、能否有所发现的前提。或许就是因为缺乏明确的“问题意识”，国内的某些文化研究几乎成了一种以解构文本来宣泄快感的游戏。然而，话语的嬉戏却无法掩盖批评目的的茫然和价值判断的缺席，人们因此不能不质疑这种带有后现代意味的文化研究在文学阐释上的合理性。

    　在这里，我们又遇到了把西方批评理论用于本土研究时常常遭遇的那个老问题：只关注某种理论的外在特征，如“方法”或“模式”的特点，却忽略了它的思想内涵和促使其形成的文化语境和历史原因。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这种忽略不仅存在于某些文化研究追随者的身上，而且在批评者那里也可以看到。比如，仅仅根据文化研究具有关注政治的倾向，就简单地将其等同于庸俗的社会批评，其实也是无视文化研究深层内涵的表现。由此可见，明确文化研究的“问题意识”是什么，不仅关系到文化研究如何建构自己的、不同于传统文学研究的对象和思路，而且还有助于我们把握这种批评模式的特质，认识文化研究在文学阐释上独具的价值。

    从西方文化研究发展的历史来看，把文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阐释的思路，可以追溯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学说。更具体地说，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是促成文化研究“问题意识”形成的重要思想资源。

    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把经济基础、生产关系的变革视为社会革命的基础不同，法兰克福学派把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特别是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视为解决当代社会问题的根本。从整体走向上看，这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共识。如是定位使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不再从理论上正视重大的经济和政治问题”，而是“几乎倾全力于研究上层建筑”，并且尤为关注恩格斯所说的那些远离经济基础、悬浮于上层建筑顶端的层次。用安德森的话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典型的研究对象，并不是国家或法律。它注意的焦点是文化。”（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第96页）在这里，人们可以找到文化研究“问题意识”形成的原因。

    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上，西方马克思主义所以会发生迥然有异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转向，是基于他们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运作体制和工人阶级生存状况的认识。以霍克海默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当年马克思揭示的自由资本主义早期的不发达现象和无产阶级的物质贫困，在今天都已成为不复存在的历史。“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及其价值体系具有永恒生命力”的现代神话也随之蔓延开来。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统治策略的调整，使当代资本主义的统治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资本主义统治已从赤裸裸的经济剥削和阶级压迫，转向了对社会大众的精神控制和文化渗透。就像马尔库塞说的，“我们的社会，在一个极高的效率和一个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平的双重基础上，以技术而不是以恐怖来克服离心的社会力量而显出特色。”（《单面人》，见《法兰克福学派论著选辑》上卷第484页）霍克海默进一步指出，资本统治对社会的控制已经制度化并深深地嵌入日常生活之中，“生产过程对人的影响，并不仅仅表现在直接的当代形式中，……而且还表现为被整合进诸如家庭、学校、教会、崇拜构制等一系列变化缓慢和相对稳定体制中的形式。”（《批判理论》第51页）法兰克福学派指出，资本统治的这个变化说明，“在近几十年剧烈的阶级冲突中，虽然统治者们已经不得不越来越依靠现实的统治机器，但是意识形态对维系一个有崩溃之虞的社会结构来说仍然是相当重要的凝聚力量。”（《批判理论》第220页）也就是说，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越来越重视意识形态的统治力量，统治阶级把精神压迫和文化控制视为维系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方式。

    可是，让霍克海默们担忧的是，整个社会，特别是作为社会中坚力量的工人阶级，却对资本主义统治策略的这一变化毫无警觉甚至漠不关心。他们因为社会物质的丰裕和自我的身心麻痹已经丧失了反思现实、批判社会的能力。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今天的工人阶级不但没有了当年的革命激情和改造社会的要求，而且在统治阶级的精神压迫和文化腐蚀下，正在沦为被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所控制的社会群体，“无产阶级的革命冲动，早已变成了在社会框架内的现实主义行为。至少在人们的心目中，无产阶级已经溶合到社会中去了。”（《批判理论》第2页）马尔库塞的看法更为悲观，他甚至断言，“在大多数工人阶级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不革命的，甚至是反革命的意识占着统治地位。”（《工业社会和新左派》第84页）因此，从精神上解放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整个人类，便成为法兰克福学派为“批判理论”设立的重要目标。为此，霍克海默对“批判理论”的任务作了这样的阐述：“这种批判的主要目的在于，防止人类在现存社会组织慢慢灌输给它的成员的观点和行为中迷失方向。必须让人类看到他的行为与其结果间的联系，看到他的特殊的存在和一般社会生活间的联系，看到他的日常谋划和他所承认的伟大思想间的联系。”（《批判理论》第250页）“批判理论”所以关注文化领域的活动，关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大众的日常生活及其精神世界的渗透和控制，其根据显然来自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主义社会体制的运作特点的这种认识。

    于是，“批判理论”把资本主义社会体制对人的精神奴役，把这种体制与人之间的内在紧张关系，视为危及现代社会的根本问题。它意味着，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构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主要原因已不是纯粹的经济危机，而是发生在社会生活、文化活动和意识形态领域中的精神危机。沿着这个思路展开的“批判理论”，为人们勾画了一幅资本统治从物质层面转向精神领域、从形而上的思想体系深入到日常生活细节的变化过程。而“批判理论”的功用，就在于揭示当代资本主义统治的精神压迫和文化欺骗，揭示这种精神控制不仅体现在生产关系中，而且还隐藏在各种社会文化现象的深层，隐藏在人们对文化产品的消费过程之中。法兰克福学派赋予“批判理论”的这些内涵和这种取向，构成了文化研究的“问题意识”。文化研究所以要把文学文本作为意识形态的表现对象来把握，把文学话语作为政治话语来读解，以及把批判的重点放在对大众文化和日常生活的解剖上，正是源于文化研究把资本主义社会的精神生产和文化消费视为一种统治手段的“问题意识”。它意味着作为文学研究的一种新模式，文化研究不再把文学仅仅视为单纯的审美活动的产物，而是更关注其作为一种精神生产活动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更关注商品化和流行趣味对文学活动的影响。

    作为被文化研究“问题意识”所建构的对象，文学现在有了多重身份，文学活动也因此有了生产各种意义的可能。文化研究形成跨学科的特点，强调自己没有一个划定的范围，就是为了适应文学的多重身份和文学活动本身已经“越界”的现实。

    　法兰克福学派以“文化工业”（cultural industry）来诠释“大众文化”（popular    culture）的研究活动，为我们认识“问题意识”在文化研究中具有何种意义提供了一个范本。

    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看来，作为一种随着工业的现代化进程逐渐在都市中发展、兴盛起来的文化类型，现代意义上的“大众文化”实质上是一种“文化工业”。从现象上看，将“大众文化”称之为“文化工业”，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意图似乎为了强调大众文化的生产与传播和现代传媒技术之间有着因果性的联系。但是通过他们的具体论述我们却发现，以“文化工业”命名“大众文化”，其意义主要还不在于突出这个概念的技术含意，而是为了强调文化一旦作为“工业”来生产和作为“工业”来管理，才能暴露文化和资本主义统治体制之间的隐秘关系，才能显示被“大众文化”概念所遮蔽的意识形态性，从而使人们认识到大众文化实质上承担了维系资本主义社会体制的作用，娱乐和消遣此刻都成了意识形态的工具。这就是霍克海默的那句名言——“必须搞清楚：口香糖并不消灭形而上学，而就是形而上学！”——的含义。阿多诺后来的解释也证明了这一点，他说，当初他们使用“文化工业”这个术语是“因其反大众含义而被选用的”（见马丁·杰伊《法兰克福学派史》第248页）。这说明“文化工业”实质上是法兰克福学派在批判资本主义的“问题意识”的引导下，对相关材料整合之后所构建的一个研究对象。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试图通过对“文化工业”这个研究对象的分析，揭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在文化生产和消费上的垄断性与强制性，阐明大众文化是统治阶级“自上而下”地强加于社会大众的一种意识形态，是他们实施精神统治的一种方式。“文化工业”的命名和作为研究对象的确立，也因此使文化研究跳出了将大众文化仅仅视为平庸无聊的消遣文化的思路，有了批判极权主义政治和揭示其文化策略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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