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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欲望与底层的想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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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5:2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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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魅力排行榜是借助媒介叙事把个性化的民间关注上升到大众传媒的平台，14 甚至有关城市的逸闻趣事也不例外，如“中国11城市玩乐榜”，“迷恋城市的作家们”，“哪座城市值得歌唱”。这不仅在读者心目中制造一种与自我认同相关的传播关系，更引发相关机构的焦虑和相关人士的批评，焦虑的制造自然会形成媒体话语的滚动，有人直指这是“《新周刊》文化霸权语境中的一个话语阴谋”，15 也有城市因为排行榜的冷落而鸣冤叫屈。最有效的传播话语当然是那种在传播过程中能够激发话语再生产的话语。这种排行榜本身并无客观标准，不过是把个人的感受扩大为感觉的序列：“中国城市的个性是中国人文化气质和心理特征的最为鲜明直接的表现形式，用感性的眼光打量中国城市、从文化的视角来感悟中国的城市，就如同走进了中国人多姿多彩的精神世界，意味深长而又妙趣横生。尽管这里评点的城市还只是中国666座城市极少一部分，尽管这极少一部分之外还有许多个性鲜明的城市，但这17座城市肯定是中国城市中最具有性格魅力的城市，她们真的值得我们细细品味。”16 把一个宏大而模糊的对象加以个性化，就是要有意省略经济指标和社会理性的抽象而制造一种有效的传播关系，从阅读市场上调动受众，当然也可以在政治上促进城市的竞争意识和运营意识，换来传播媒体的知名度、品牌价值和实际的经济效益。
传播的定位策略在于把握和制造悬念。2000年，借助西部大开发的政策东风，西部论坛即将在成都举办。《新周刊》不失时机地推出城市专题，把成都定位为“第四城”，当地的发行量被追印两万多册，各种话题和论战持续一个多月。“‘第四城’的出炉正遇上中国城市意识全面觉醒和城市竞争启动的时代，争排名是为了争资源，恰好也赶上了中国网络最火爆最狂热的一年，一些‘双城’的论战在网络论坛上激荡，以至于《新周刊》的城市论坛迫于压力而关闭。”17 封新城主编在重庆第N城的发布会上坦言：“我不好意思说出，第四城给我们带来的经济效益。”《新周刊》主笔闫肖锋亦承认，“《新周刊》的收入在广告之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各种城市活动。”18 活动的有效性就在于制造信息的循环来不断维持传播关系，这就必须考虑到要形成一种信息的对称和对峙。2004年，《新周刊》与《华西都市报》重操旧题，联手推出“娇子•成都十大名片评选”，而在亚太市长峰会召开前夕的2005年10月15日，《新周刊》又推出另一个专题：“重庆‘第N城’：一个榜和一座城市的现实与可能”，山城似乎充满无限可能性。
“第四城”显然是一个成功的概念营销。封新城说，他们已经注意到，这些年来成都非常关注自己的城市品牌运营、城市形象的打造，“相信这和我们当年提出‘第四城’有着某种潜在的联系，甚至可以不夸张地说，‘第四城’在中国整个城市发展运动中，开启了城市品牌和城市名片打造的第一扇门，在不同角度的讨论中起到了激活的作用，作为一个品牌，让大家畅所欲言，形成了一个参照体系。”19 城市排名的来回似乎始终可以激发人们的想像。这是因为城市逐渐由一个行政区划转变为经济实体和文化认同的单元，城市运营逐渐成为市场行销的新概念。长期处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城市并未认清自身特点，无法进行有效的“城市包装”和发展定位，迫切需要大众传媒的提携，把城市本身推上市场销售的前台。
2、表象的反思
经济全球化的普遍想象，使得上个世纪末期开始的城市化浪潮获得了巨大的动力。借助资本流动以及隐藏于其后的规则和制度的扩散，城市框架扩展的发展理想逐步呈现其光环效应，使得城市的广告化成为发展意识形态的样本。权力和资本的布局，不仅是一种支配手段，更是一种现实动力，全面启动城市欲望的释放。中国的城市化正处于一部完全陌生的历史之中，最显而易见的就是城市规划的弊病，尤其是城市化过程中的“摊大饼”，不仅农村没有变富，城市反而变穷而沦为“城市乡村化”。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少数大中城市没有实现相应的职业转换，城市建设的步伐赶不上人口城市化速度，城市不能为居民提供就业机会和必要的生活条件，造成严重的‘城市病’：“撤县改市的换牌运动和城市圈的圈城运动是否另一场‘大跃进’”？显然，修建被宽阔的高速路串起来的丑陋的、非人性的建筑不过是权力美学的泛滥，从根本上说，是资本导向下城市产业利益集团自我膨胀和各种利益相互作用的结果。20 在地方政府和开发商那里，空间资源和生态环境是一种必须尽量予以压缩的成本，而对普通人来说，空间和环境则是一种必须尽量维持的生存条件，最后的结果其实就是两种力量的博弈结果。这是一种典型的政治过程，而不是一个简单的发展过程。
中国有传统的同一性思维和推广典型的政治文化传统，这也反映在市政发展战略上。从20世纪80年代的“锦绣中华”、“仿古一条街”、“x谷”到90年代盛行的“广场风”，延续到21世纪初期，先后有“大学城”、“会展中心”和“CBD”等等项目的流行。“中国城市太相似了，大部分还是找不到自己的特点和更有效的推广手段，最大的难点是，我们不可能替一个城市做任何事情。如果一个城市在城市形象这个问题上想得很清楚的话，它应该让不同的人在城市形象上做不同层次的事情。但是，现实是，做事的人并不一定有相当专业的知识。并且，我们发现，决策者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经济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任期问题。所以说，中国城市问题的根本是决策者和这个城市之间的关系。如果他们必须追求任内效果，他们的城市建设必然是短、平、快的。现在，有人在讨论‘中国人是否失去审美力’这个话题。这个话题关注的是对生活品质的态度。生活品质来源于呈现生活品质的城市空间。我们常常要以破坏为代价达到某种发展的目的，尤其是无形的文化的东西最容易被抛弃，最后在广阔的中国大地上留下一个个互相没有关联的‘城市孤本’。这就是中国城市的悲剧现实。我不抱什么能改变现实的奢望，尽力吧。”封新城的所表达的是一种绝望的抱负，因为他看到行政的短期行为和开发商的短期行为是如此地互相依赖。如果市政变迁仅仅是一个行政权力的规划演习场，工业文明的城市开发原则如标准化、专业化、同步化和集中化就会在寻租活动中扭曲和变形，而城市本身的历史是断裂的和残缺不全的。
中国的城市化战略有两种观念：主张发展大城市和主张发展中小城市，前者强调土地和空间的资本增值，后者意在降低城市发展的综合成本。观念的博弈使得城市是各种颠覆性力量、割裂性力量和游戏的力量共同起作用的地方，媒体也需要不断调整自己的传播角度来表达批评的立场，以担当“社会守望”的角色。《新周刊》第一个具有反思性质的代表作是《城市败笔》专号（2000年3月15日，No.79）。文章具有行政批判的性质：“对城市的挑剔和批判体现的是人们对于高质量生活的追求，同时更是每一个公民的权利，……如果我们对那些既浪费了金钱，又糟蹋了环境的城市败笔熟视无睹，那么这种沉默就是可耻的，就是对人民的犯罪”。被总结出来的中国城市的“十大败笔”囊括了当今城市规划中所有的荒唐：从摧毁旧城的暴力到心血来潮的标志，从好大喜功的攀比到非人性化的建筑。批判是众口同声的：“专家痛说城市腐败”、“看不见的中国城市”、“你看你看城市的脸”等，城市规划学家、建筑学家、设计师、艺术家等各路专业人士纷纷从各自的专业领域出发为城市把脉。21 人们开始注意到要加强金融和物流服务业，要扩大社区服务，要保留绿色空间，要打造文化产业等。而更为使人感到困惑的是，当城市中涌进大量的陌生人以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如何建构？
孙志刚事件一年以后，2004年12月13日中国社科院举行《2005年社会蓝皮书》发布会，《新周刊》借此机会以“为什么乡村开始仇恨城市?”的醒目标题报道了一些专家对类似现象的担忧，对农民身份的认同成为反思城市的出发点：“中国城市化就是要了你的土地，要了你的树、你的粮食却不要你的人，中国的城市化一直很粗暴地把农民排除在外面。”那么，“‘中国目前最重要的是解决农民应对城市化的问题，因为中国农民和城市的相处问题，已经成了社会矛盾最集中的地方了。’城市化成了《2005社会蓝皮书》最受关注的话题。”22 和一些主张限制城市人口准入的思路相反，人们所希望的城市显然是拥有各种各样的社会机遇，希望城市的流动性本身为人们提供尽可能最大化的机会和选择，而不只是在新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变动的节拍中被切割成不同的阶层和分散的群落。在当今的中国城市中，社会的两极分化伴随着公共安全的隐忧和纸醉金迷的奢侈，这形成社会暴力的两端，并演绎为透过媒体景观所揭示的社会的阵痛和焦虑。
中国的人口管理是城乡二元结构，市场经济运动使得户籍和居住逐渐分离，有一亿多流动人口，这就是城市化运动所产生的最大的一个新社会阶层：“农民工”，这个始终处于边缘位置的群体逐渐占据各种负面社会新闻的版面，城市化进程已经造成了社会的分裂状态。城市化并不能自动解决农民问题，能否在城市就业是关键。这几乎是一个多重症结：一方面是因为城市化不足而导致第三产业化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还不及世界平均水平（40％），而同时呈现的工业化不足使得农村的就业人口产生对城市的极大压力，过度富裕的剩余劳动力又使得初级劳动力处于低成本竞争，再次延宕农村人口城市化的速度，社会的阶层分化日益突出，城市化究竟是在“培育中产阶级”还是在“制造无产阶级”成为一个话题。“我们希望，‘外来人口’这个概念能够渐成历史，户籍制度的樊篱能够逐渐降低，上亿的新市民能够融入城市，在其为城市做贡献的时候，也能够平等地享受到城市所提供的福利。”23 所以说城市话题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或者文化审美的问题，更根本的是一个社会如何协调运作的问题。真正全面的城市报道，不仅仅是生活方式和文化审美，也要考虑到社会发展和社区生态。从某种逻辑上说，一个城市越大，群体越多样化，权利、权力越繁多，越容易依靠彼此之间的相互依赖和相互制约来保持社会生态结构的稳定，同时要借助法治化和民主化的进程来抑止所有会危及城市的自然、社会和经济污染。
3、确认“城市复兴”，关注城市生活
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说，制造话语是制造注意力的基本手段。在话题成为人们关注点之后，延展话题和调整视角就成为必要的策略。“在题材选择上，《新周刊》有一个阶段性的市场策略。最初几年，《新周刊》的形象是批判者——特别批判，特别爱说不。这是因为那时的市场空间决定的。我这么做，我才能拿到市场。那时整个社会就是这样的姿态，先破，但还谈不上立。但在2000年的第一期就发生巨大变化，主动采取了“立”的姿态——这一年从批判者开始转型为生活潮流的引领者。我找到一个词，叫‘生活方式’。”24 当然，这种转向也与“政治正确性”的舆论导向要求相关，《新周刊》因为一期“20年备忘”专题而遭到停刊整顿三个月。“‘生活方式创意榜’，是我们转向对生活方式关注的开始。”25 城市作为文化认同的对象，需要媒体话语来支撑。从这个意义上讲，除了政治经济功能以外，媒体还有强大的文化认同功能，它创造具有地方色彩的都市文化，提供身份认同、价值认同和文化认同的意义。这往往就需要把传播的有效性转换为信息的冗余度，信息的重复调度甚至成为程序。《新周刊》的成就在于制造城市的排名，而这种排名又需要不断的循环。1988年,《新周刊》把成都评为“中国最休闲的城市”，2000年以“第四城”为成都命名，2004年再看第四城。关于北京的专题至少有两期（“不一样的北京”和“回到北京”）。关于上海的则有“外滩及其倡导的生活”和“上海不是榜样”。关于户口的专题也有两期（“户口里的中国人”和“狗日的户口”）。城市的感性排名则越来越动词，如2004年城市排行榜的内容是“最忙城市排行榜”与“最懒城市排行榜”；而报道内容则越来越名词，“某某城市的十张名片”几乎是常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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