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城市的欲望与底层的想像 |
 |
时间：2009-8-8 16:45:23 来源：不详
|
|
|
缘不再与地理意义上的边缘重叠。
现在的大栅栏地区位于北京市中心天安门广场西南侧、宣武区的东北部。东至前门大街（不含大街）与崇文交界，西至南新华街与宣武区椿树街道相连，南至珠市口西大街与宣武区天桥街道毗邻，北到前门西大街与西城区接壤。地域近似正方形，面积1.26平方公里，管辖114条街巷。根据2005年6月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发布的《北京城区角落调查》，由于保护与改造的矛盾困境，以及长期在该地区改造上的认识混乱和行动乏力，大栅栏已成典型的贫民窟，大量居民日均生活费不足8元。调查披露，截至2005年6月，大栅栏57551人常住居民中，60岁以上的达9914人，占17%，残疾963人，失业登记4427人，社会低保929户，共1946人。外地女嫁北京人的277人（大部分北京男人是残疾、无职业、无收入、吃低保）。人群结构呈现社会困难人群的特征。大栅栏人口密度大，居民居住拥挤，某住户3口住房仅为4.8平方米，女儿出生后父亲只能睡在躺椅上过夜；街巷狭窄，火灾隐患多，最窄的钱市胡同只有82厘米宽；社会治安混乱，珠宝市、月亮湾的110报警占全地区的70%以上，黑三轮、黑导游屡禁不绝。36 这里所呈现出来的社会断面是一个居民的社会权利不充分的景象，即相对缺乏在医疗、失业、住房、教育和救济等方面充分的社会保障。之所以出现这种以社会底层阶层相对集中的现象，显然是经济产业结构转型以后城市内部贫穷的集中加剧的结果，同时亦是社会底层阶层的行为缺陷的传播效应的结果。
用数字演绎的底层不过是冷冰冰的经济指标，如何还原具体真实的底层的社会切片？拟定这样的思考出发点，对该地区的居民媒介使用状况的进行常人方法论意义上的调查就成为媒介社会学考察的一个内容。“贫民窟”这一称呼，不仅仅意味着显在的社会结构特征，还隐含着冲突、失望、悲观、观念落后、信息闭塞等负面界定，由此引发出一系列信息传播层面上的问题：媒体本身是如何构建贫民窟形象的？这种形象的呈现方式的动力机制是什么？大栅栏地区贫民的媒介使用的基本状况如何？如此处境下的贫民是如何解读媒介话语的？这种解读反映了怎样的自我认同方式？
我们的调查从9月初至今持续了近一个月的时间。其中9月8日至9月17日，走访了当地街道办和10个居民委员会。拜访当地基层官员自然是为争取得到一些行政管理方面的理解和支持，并初步了解一下当地基本的社会经济发展和街区状况。9月17日至27日的10天时间，主要进行入户深访和观察，并搜集、整理相关资料。实地观察和个人访谈的目的是试图通过社会事实来理解媒介应用的社会情境。虽然大栅栏地区的现实状况是混乱而落后的，但活生生的日常生活散发出另一种真实。这种真实提示我们，不论什么样的大众传媒策略，信息被接收和理解的方式都将取决于受众与现实环境的关系，而这种具体关系的千差万别可能跳出传播意图的预设。
一、印象
社会学家认为，“当代城市是移民运动的扩展和共存文化的异质性的代表，是一个强化社会不公平的因素和连带系统功能不足的标志，同时也是不断增加的公共服务的场所和日常生活不断制度化的场所，所以当代城市根据其扩大和多样化的情况创造出三个范畴的陌生人和三种层次上的陌生，即国家的陌生人、城市的陌生人和组织的陌生人。”37 当我们以普通身份深入研究对象的地理环境时，我们也成为陌生人。总体而言，除了作为商业街的大栅栏街的繁华景象之外，大栅栏区域的其它大部分区域都处于一种凋敝和灰色之中。即使是廊坊头条这样的传统商业街巷，由于年久失修、风雨销蚀，也显得过分拥挤、狭窄，混乱不堪，更遑论街区内部的其他街巷了。往西不远处的媒市街正处于拆除的状态，整个南北沿线一片狼藉。在废墟、烟尘和机器的轰鸣声中，挺立着一些残垣断壁，依稀可见当年四合院院落中老式宅屋的轮廓。在廊坊二条与媒市街相交的路口，有报摊售卖各种报刊（以都市报、杂牌刊物为主）和版面耸人听闻的小报（卖报小贩叫到：赵忠祥被判刑、刘德华自杀！），书摊上卖着显然是盗版的《哈利•波特》。全球化的故事文本、现代化的幻想叙事，就这样与黑白的历史和落魄的传统，在轰鸣、嘈杂的烟尘和废墟中不期而遇。这种的社会景观不是电影镜头，而是现实的社会纵深和底色本真。
初次进入大栅栏的街区，从街头即景和当地干部近乎一致的叙述中，就感受到那种局促和煎熬的生活。那些已经历经沧桑，并在时代的洪流中被不断整饬、拓展的变形了的四合院，灰鸦鸦一片，静默地蔓延在一条条逶迤的胡同周遭，构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迷宫。这些房子有新有旧，大多数都是上百年的老房。大部分胡同是很安静的，与前门一带的喧嚣形成鲜明的对比。偶尔可以看到居民坐在门口读报（几乎都是《北京晚报》），但更多的，是紧闭大门，有的甚至还写上“谢绝来访”、“禁止串门”这样的字句。后来进行问卷调查时的遭遇告诉我们，这不是一句戏言，而是一种心态的宣言，一种群体氛围的标示：整个街区的社会心态是保守的、怀疑的、不信任的、警惕的、防守的、排外的。那种打量的疑虑眼神、那种不容解释的拒绝的语气，让人触目惊心。这种隔膜和不可沟通性是如此强烈，随机性的入户问卷调查无法进行，显然是感觉到社会排斥之后的一种拒绝交流的集体无意识。联想到整个区域现状的不确定性、未来命运的飘摇对人们的信任感和安全感的无情摧残，联想到现实孤独、绝望、遭遇排斥的处境对于人的善良、友好和进取心的消磨和嘲讽，足以理解这种社区的封闭性。这种冷漠的外观标志着这个社区在某种意义上的社会退化，意味着某种意义上的社会整体性的缺失。
从社会学的角度而言，社会阶层划分的多元化，在任何一个社会都是不可回避的现实。“随着城市中的陌生人越来越多，城市生活的方式需要更多的中间人和翻译。后者的短缺导致了不断增多的误解、迷惑和冷漠。”38 从事社区管理的工作就是针对人的社会身份进行社会调解的工作，在“成员”和“非成员”、“组织”和“非组织”之间建立最大的流动关系。而“和谐社会”的政治理念，无疑是要人们认识到当下中国社会各阶层的矛盾和冲突是一种可调和的矛盾，阶层之间的相互妥协不仅是必须的，也是可能和可行的。那种阶层之间排他性、消灭性的对稀缺资源的争夺，当然是危险的和非理性的。但是如何使得生存和发展的资源配置社会化当然需要政策调控、社会救助和人力资源的社会开发。
我们如何以观察者的身份来把握一个具体空间中人与现实环境的关系？城市人类学家认为，个人对生活所在地的认识是由多个因素构成的：“（1）一种个人身份认同感，一种说明“我们是谁”的感觉；（2）一种社区感，成为一个大集体（或者家庭或者邻里人群）的归属感；（3）一种过去和将来感（时间感），一种我们身后和我们面前的地点感；（4）一种在家里的感觉，一种舒适感。”39 在走访的二十多天中，我们逐渐切身体会到“贫民窟”的称谓意味着什么：（1）失业人口多：每到一个居委会访问，当地官员诉说的第一件事都是就业问题。十个社区中，除去廊房二条因为是商业为主的街区，外地人占90%以上的比例，失业问题不是很突出外，其他各个社区均存在严重的失业问题。这些失业者，多是体制转型过程中的被淘汰者，大多是缺乏基本的再就业能力的中年人。而社会保障的不完善，加剧了失业的压力。（2）人口结构失衡：用当地官员的话说，大栅栏的人口呈现出“老、病、弱、流”的特征，即老人占绝对比例，人口中的残病人口多，缺乏生活保障的弱势群体庞大，流动人口多。这样的人口结构直接导致当地社会可持续发展困难，社会管理难度越来越大。（3）市政设施严重落后：街道极其狭窄。在所有的街道中，商业街大栅栏街是最宽的，达5、6米的宽度，其余的街巷一般只有2、3米宽，最狭窄的小巷只能容纳一个人通行。水、电、消防、下水道等基础设施落后，无法满足住户的生活需要，安全隐患严重，卫生环境差。住房紧张，我们看到的最小的住房，是一家三口人只有8平方米。（4）社会治安混乱，各类刑事案件发生率高，居民缺乏基本的安全感。等等。
什么样的城市环境，必然产生一种什么样的物质观念，而生活方式则逃不脱这种观念的诱导。我们所看到的物质的外延承受着太多的不足和缺失，以粗陋、匮乏的表情暗示着心理上的阴影。这正如美国城市社学家家雅各布斯所说：“一个成功的街区应该能够知晓自己的问题，不致于导致问题成堆而积重难返。失败的街区是一个被问题纠缠，甚至在越积越多的问题面前无可奈何、不知所措的地方。”40 而我们也在调查过程中发现，整个地区的社会心态是悲观的、不确定的、消极的，甚至是愤懑的。这不仅是大部分住户的心态，甚至一些基层官员也有这样的心态，因为他们也是其中的一员。用居委会官员的话来说，在居委会工作“就是拿上头剩下的一点钱，干最苦最累的活”，“上头一个电话，下头累个半死”。这些居委会成员，虽然相比那些没有生活保障的普通群众要好一些，但也同样面临着住房、就医、养老的问题。只有对这些共同话题、共同要求有合理有效的解决，才可以加强对社区的认同感。这既包括解决居民共同关心的利益要求，完善公共设施，更有赖于社区居民对社区建设所解决的卫生、治安、交通等问题的认可。虽然个体的环境感受性不一定能够被纳入统一标准，但具有物质内容的社会环境的影响无疑是人的行为、情感和思想的动力因素。
二、情境
传播媒介的使用是创造、修饰和改变社会人群描写的方式。对于传媒媒介的社会使用行为，按照英国学者约翰·B·汤普森提出一种区位性行动的分析方法，分析单元可包括时空特征（谁在什么地方接收多久什么样的节目）、权力关系（谁控制节目接收）、互动形式（接收与日常生活的关系）、受众关系（性别、年龄之间的差异）、技术规格（传媒媒介的技术分类）等，41 我们对传播情境的调查主要考虑到主要的社会特征，即从社会空间的差异格局出发，把整个大栅栏地区的媒介使用者和使用方式分为三种类型：
公务类型：政府及其下属机构。使用的媒介样式包括：电视、报纸、电脑网络、板报、宣传栏、传单等。主要目的：办公系统的信息传递（如文件、通知等信息的传递，不少社区的办公室，人们使用网络聊天工具传递这些文件）、对群众的政策宣教（最常见的方式是组织群众观看电视专题片，如计划生育知识宣讲、消防安全法规宣讲等）、对公众和媒体的公关（策划报道、影响媒体的议程设置，提高政府形象，常见的形式包括出版宣传册、开办政府网站、联系媒体进行典型人物和事迹的报道）、掌握信息资源（通过媒体掌握行政工作必需的社会信息、通过党报、党刊等了解方针政策等）。
商务类型：这些店铺因其规模和实力不同，使用媒介的样式和介入媒介运作的程度差异很大。一般的小店铺对媒介的使用主要目的是借此来营造一种商业氛围，如常见的大多数小饭馆和小发廊都会在角落安装一台电视机，以此制造气氛，为顾客在等待的时候消磨时间提供便利。而实力雄厚的大店铺，则可能会利用资本等手段策划一些社区的新闻事件，以此来达到其商业目的，如张一元茶庄资助失学儿童的社区新闻（见下面的《开学了，让特困孩子高兴上学》）。
市民类型:这是媒介消费的主体，是我们重点考察的对象。这部分受众在媒介使用上根据其自身的素养和生活条件的不同而有所区别。但总体而言，这部分受众影响媒介的可能性几乎是零，而只以被动接受为主（指信息传播过程和反馈意义上的被动，而非传播内容意义解读上的被动接受），连现代常见的诸如写信、热线电话和短信等参与媒介的形式都很少有人使用，基本没有反馈。这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