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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欲望与底层的想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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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5:2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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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使用起来很方便、效率高。我们在多个社区居委会看到基层官员使用聊天工具MSN MESSAGER来传递公文信息。通过当地基层政府的带动，不少住户对电脑和互联网有了初步的认识。例如，在百顺社区还开设了居民电脑课程，为感兴趣的居民提供电脑教育，“每次都有人来”。
第二，不同媒介形态之间的信息互补。在与一些年长官员的聊天中，发现不少家长的信息来源除报刊、广播和电视等传统媒体外，还有通过其年轻子女这一间接渠道接触到的互联网资讯，形成“初级和次级接受者”45 之间的互动。对于那些平常很少关注新闻信息的年长者而言，在互联网上冲浪的年轻一代往往能替代媒体的角色，成为代与代之间的“舆论领袖”，在日常沟通中，实现信息和舆论渠道的功能。从这个意义上讲，人际互动弥补了大众传播由于经济能力、技术、观念等造成的接触差异，从而把每一个人经济地位不同的人都纳入信息全球化的系统之中，这似乎印证了多级传播论的假设。
第三，互联网催生了一种开放的社会心态，虽然这在大栅栏远非一种普遍现象。通过与几位一二十岁的年轻人的接触，发现他们都是网民，上网的目的主要是“聊天、打游戏、看电影”，偶尔也去“BBS灌水”。他们认为，在现在这个时代“没有上过网是老土了”，难以跟上时代。网络上的东西是自由的、开放的、多元的，感觉很奔放。他们都认为大栅栏已经落后于时代了，常常会回去劝父母爷爷辈的人“思想要开化，不要老古董”。一位在街头值勤的大妈说，虽然没上过网，但通过子女也知到互联网，“年轻人思想开放，我也受了感染”、“通过网络可以了解全世界”。这说明，尽管信息化城市的社会流动概念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还有时间距离，但在一般意义上，现实的社会空间和大众传媒的空间能够形成多多少的社会交换，从而使得个人和社会之间的联系更为复杂。这再次证明，“当今的公共领域通常不固定在城市（或城市的某一部分）里，它已经转移到了大众传媒的王国中，并且随着全球科技交流的整体发展蔓延开来。”46 这就说明，大众传播的公共性质越来越超越受众既定时空的限制而呈现出越来越大的开放性。
三、回音
当代英国学者约翰·B·汤普森在对法兰克福批判学派进行批评的时候指出：“他们所共同具有的缺点：根据传媒机构的特征或功能和传媒信息的特点来解释大众传播的意识形态性质的倾向。这是一个缺点，因为，不能设想，由传媒机构传布的信息，依靠这些机构的组织或者这些信息本身的性质，当信息被人们在日常生活过程中接收和收用时将具有一个已知的结果。不能设想，接收传媒信息的人，由于接收了它们，就会被迫以模仿性和适应性方式行动，从而被束缚于他们的行动和据称强迫他们的信息所复制的社会秩序。”47 至少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传播效果研究的新发现就指出“媒介对人做什么”的命题正在转化为“人对媒介做什么”。我们通过调查的一个重要感受就是，低估基层民众的智慧是很无效的。用当地官员的话说，“认为老百姓是愚昧的想法是非常可笑的，他们心里比谁都清楚”，“老百姓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只可惜我们听不到这样的声音”，“群众反映心声的渠道太少了”。我们有的只是想当然的所谓专家建议和把持着资源的利益既得者的声音。基层民众对媒体同样有自己的看法，不少人对媒体的话语方式和报道的公正性提出了质疑。这种立场来自于他们希望改变信息传播的权利不平等的诉求。
首先，他们对大众传媒参与社会管理有较高的期望值，认为基层和上层之间的信息沟通是解决问题的前提。例如，有居民表示，“现在政府与群众的分歧就在于，上头不了解民情民意，不与群众沟通，致使问题越来越严重”。如果“专家们也来我们生活一段时间”，他们就知道“什么叫水深火热”，就不会“清谈空谈什么保护”，就不会“站着说话不腰疼”。有官员说：“要是媒体早点报道大栅栏地区的困境，能够早点引起上头足够的重视，或许问题不会像今天这样严重”。
第二，他们对大众传媒的社会代表性不足表示不满，认为媒体的立场和主流话语是背离底层人的实绩生活。有被访者认为，现在媒体上“除了车子，就是房子”，离大多数老百姓的生活相差千万里，让人看了“很不舒服”，“压力很大”，“感觉社会差距太大了，令人难以忍受”。通过大众传播所塑造的生活方式与自身生活处境的反差形成一种心理距离。
第三，他们希望大众传媒更多发挥舆论监督的功能，认为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有限，关键是体制的问题。一位党员认为，“党和政府控制媒体太死”，媒体无法独立监督，腐败没法遏制。大部分人认为，舆论监督是很有必要的，媒体能够发挥一定的监督作用，能够产生遏制腐败的力量。这暗示出受众认为市场经济中的机会平等的匮乏和公平分配的不足。
第四，他们希望大众传媒提供更多机会的社会参与性，能够成为真正的信息渠道。不少人认为，“群众没有地方说话”，时间长了都对反映问题“没劲头了”，“即使说了也区别不大”。这样的背景下，群众参与媒体互动的情绪也相对较为低落。在我们访问过的10个社区中，除百顺社区的一些居民参与过节目录制，绝大多数居民都没有参与媒体的经验，也似乎对此没有什么热情，因为“参与了也没有用”，对改善现状根本没有帮助，“犯不着费那个劲”。由此看来，即便在大栅栏这样的贫困社区，都蕴藏着发展大众传媒发展社区化的潜力。
第五，普通受众对大众传媒的看法是两分法，认为媒体有好的一面，但坏的东西也不少。大部分认为，媒体信息总体上对生活是有帮助的，丰富了生活，增加了乐趣。但是，“卖药的假广告”、“假新闻”、暴力等这些负面内容“影响不好”，是害人的东西。我们发现，这当中存在一个把负面信息放大的倾向。不少人因为出现一些假广告和假新闻就全盘否定所有的广告，对新闻报道的真实性产生怀疑。用一位居民的话说：“连天气预报都不准，还有什么可以相信？”这种逆向思维的自发性和随机性可能与生存境遇的相对匮乏越来越明显相关，凸现出一种被社会抛弃后的边缘化心态。
社会建构不能离开大众传媒的参与。按照博格和拉克曼的理论，“现实的社会构建是通过个人生活体验和对媒体文化的挪用之间进行的符码互动来完成的。这是一个辩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媒体文化来传递、表达和聚焦个人体验。由此由个人根据现实情况来读解和使用媒体。”48 事实上，透过借出大众传媒所产生的社会意义的交往，其作用在于通过信息符号的处理来暗示或者定义一个人们活动的空间和人们在这一空间里扮演的角色，确认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帮助人们构筑和维持有序的、有意义的、成为人的活动的制约和空间的文化世界。问题在于，中国当代都市的巨大变迁使得生活模式的传播远远超越城市的发展现状。就城市与大众传媒的关系而言，一部分表现源于城市自身的发展形态，而另外一部分则与社会的政策走向和经济模式相关。从总体上看，大栅栏地区的受众对大众传媒的补偿功能感到不足，这显然无助于与社会保持联系，适应社会。在媒介强调有效受众的经营前提下，缺乏市场消费能力的受众自然不属于媒介服务的主要范围。处在这种信息的需求和供给不对称的现实处境中，当地居民的自我认同方式呈现出这样一些特点：
第一，在思维上呈现与大栅栏本身的矛盾形象（传统的辉煌与现代的贫民窟）相一致，居民借由地理身份所形成的认同也是相互矛盾的，这突出表现为一种爱恨交织的心态：一方面，大栅栏的区域文化、街巷生活、邻里亲情等都是难以割舍的，另一方面，大栅栏今日的破落和衰败对现实生活而言又是令人痛苦的，是无法忍受的。多数人既因现实的痛苦处境而想离开这里，但又迫于对未来的恐惧和对传统的留恋而不愿离开。这种矛盾心态，造成了整个地区一种极其分裂的群体人格。
第二，外来群体的介入以及媒介对该群体的报道，对传统生活形态产生了冲击，引发了居民的认同危机，一些人把自身的困境归咎于外来人口的介入。大栅栏地区人口结构的一个鲜明特征就是流民化，流动人口占据极大的比重。外来人口通过租房从事个体经营活动，也有极少数人从事非法活动。由于文化素养、适应能力、个人性格等方面的原因，外来人口给当地的社会管理带来一些困难和问题。而这一群体的流动性、开拓性、冒险性特征，对北京本地人保守的、苟安的、闲适的生活方式也产生一种有力的冲击。本地居民普遍感觉到一种不安全感，对外地人警惕有加。而媒体对外地人形象的负面报道（在我们准备调研文案而分析的《新京报》、《京华时报》的报道中，偷盗、卖淫、贩毒、斗殴现象的肇事者大多是外地人。尽管媒体的这些报道并非有意制造地域歧视，但确实塑造了一种外地人的负面形象，很多本地人其实没有接触多少外地人，但也倾向于认为外地人粗鲁、不讲理、肮脏、好斗），似乎更加深了本地居民对外地人的这种负面印象。使我们疑问的是，本地人宁愿出租房屋而放弃自己经营的创业机会。当地一位官员所提供的解释是：“说得不好听，就是北京人懒，不愿意出劲出来创业。吃房租多轻松，多省事呀！”
第三，媒体话语的分裂对当地居民的自我认同产生了负面影响。显然，在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的导向下，媒体话语的日渐市场化加剧了大众传播资源的疏离和异化，政治意识形态和市场意识形态对媒体话语的双重征用使得媒体话语的价值内涵越来越抽象而丧失原生性的活力。媒体一方面作为政府和执政党的喉舌，要维护主流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但又迫于市场力量的驱使和商业利益的考虑而不得不为消费主义话语鼓与呼。这种分裂在当地一些居民的观念中产生了一些混乱。例如，有一些经历了社会转型不同时期的人，一方面认为市场经济改革是必要的，另一方面又对市场经济的负面现象表示不理解，认为现在的媒体“替富人说话”，“唯利是图”，没有公道可言，“新闻联播里刚在讲怎么为人民服务，后面电视剧里又开始这个高档车，那个高档房”，“脱离群众生活了”。有党员认为，“现在好多现象没法向群众解释”，“真搞不清楚自己应该站在什么立场上”。实际上，由于社会多元化所带来的利益驱动，大众传媒的公共性在舆论导向和利益诱惑的切割中变形，不同的价值观相互冲突和调和，新的角色模型像流星一样不断变幻，这种表象的混乱也是整个中国价值体系现状的一个缩影。
大栅栏地区的媒介使用的社会考察告诉我们，大众传播的发展所携带的公共性不再是一个单一命题。如何使大众传播的多元发展与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产生正面互动使得公共问题越来越具体，联想到发达国家至今都还存在人口融合后因为缺乏社会整合而产生社会暴力的现实，如何在城市化运动中推进社区的发展属于建构“和谐社会”的具体问题。这首先涉及到对社区的定义，它究竟是“一个区域和单位的人”，还是“扩大了的居委会”，抑或是“政府在地方上的代表”，它能否是“自我管理的实体”和“一个解决居民问题的自治社团”。其实，就一个都市社区的社会管理而言，即有正式的自我管理，也有非正式的自我管理。因为“社区不仅仅指人们之间的联系，它也是共同的意识和共同的关怀，是与特定地点和场所相联系的关系。”49 如果在指导社区发展的理论框架上没有明确的规定以及法律地位的清晰，社区如何能够调动、开发和支配自己的发展资源，并取得最大的社会化效果？这其中也包括大众传媒的具体定位，要生产能够增强社区认同的象征资源，就必须要存在具有这种强化社会认同功能的媒体。如同社会学家所指出：“弱势群体，他们掌握的资源很少，尽管可能人数众多，但他们的声音很难在社会中发表出来。我们不能不承认的一个事实是，涉及弱势群体的利益的时候，往往要靠政府和大众媒体来为他们说话，他们自己的声音是很微弱的。说句老实话，如果政府和媒体都不为他们说话，他们自己很难具有有效地表达和追求自己利益的手段。”50 这就提出一个“文化治理”（governance through culture）的问题，即如何通过社会资源和社会权利的合理分配及其在象征意义上的表现来重新表达城市居民的生存意义和政治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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