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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欲望与底层的想像

时间:2009-8-8 16:45:23  来源:不详
可能与本地区居民的整体素养较低的现状有关系。大多数居民是失业人员、老年人和流动性很强的外来人口,他们基本上对外来的信息输入采取一种消极和无所谓的态度,基本上可以理解为放松的方式或者是对日常生活的逃避从而形成时间结构的意义。 
  在所有媒体使用中,电视最为常见。42 无论是何种状况的家庭,都会拥有一台接入有线网络的彩电(极少数的特殊家庭没有电视,例如在百顺社区见到一位服刑释放人员,无业、无亲,在社区居委会做义工,依靠社区接济生活。他家里没有电视,每天到社区电视房看电视)。对大多数人而言,“电视的费用是可以接受的”,“没有电视,生活会没意思许多”。43 
  在日常生活中,电视扮演着一个近乎核心的角色。对于那种退休的老人、无业者和商铺的从业者而言,电视是填充时间的一个必需品和经营气氛的营造者。石头胡同那个拒绝采访的老人,无论怎么解释,就是不愿意接受访问,但他的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过桌子上的那台电视机(当时正在上演相声,因为被打扰而显得有些生气,神情爱理不理)。在接受我们采访的其中一家(若不是她的女儿回来,老太太几乎是不会搭理生人,因为她又老又聋),电视则是从早开到晚的(儿女均有工作,所以似乎不在乎整天开电视机的耗电成本。相反,在一些夫妻双双下岗的家庭,即使有电视也是很少开的),女儿正大声给老太太解释电视上一条关于三脚娃娃切除多余的第三条腿的新闻故事。显然,电视节目是陪伴老年人生活的重要内容。 
  在大多数小店铺(尤其是发廊、小饭馆之类需要顾客等待的场合),都会在角落里安装一台电视机。“生意不是很好做”,电视显然是在业务和休息之间的时间填充手段。而在大栅栏、廊房头条、二条这样的商业街区,电视机和音响设备是用来营造商业空间消费氛围的基本手段,根据服务业的发展而对媒介应用进行潜在的变换标明媒介使用者在某一个具体的空间中的身份和位置。 
  从访谈的情况来看,居民对电视内容的关注点主要是新闻和实用资讯,娱乐的内容反而被不少住户认为是带有欺骗性的东西,因为节目当中的时尚内容显得离他们的生活现实较远。一位中年居民说:“我觉得有些娱乐节目很假,就是骗人的。什么《梦想中国》啊,还不是富人的梦?关我们穷老百姓什么事?我也很少看影视剧。这些东西,偶尔看看也就罢了,不能当饭吃。”在我们随机询问的10位居民中,仅有一个大约30多岁的人知道《超级女声》外,其余的人都不知道。而对北京台《法制进行时》的了解程度却是100%,无论是文化程度、年龄、就业状况如何差异,几乎被访问的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个节目,不仅评价很高,并且大多数人是习惯性地观看这个节目。喜欢的理由几乎一致:多了解法制知识,可以防止被骗。这类信息的接收程度之高可能与本地居民认为自身环境的不安全感有关系。此外,居民关注的相关信息就是本地区的改造动态、就业信息等实用资讯。 
  电视媒体也被用来营造社区气氛。在百顺社区,我们听到一些故事:社区基层官员介入媒介活动,参与信息生产过程,通过树立典型,一些个人以社区传奇人物的形式成为媒体报道的对象。居民被组织去参加电视台的节目录制,亲身感受节目信息的制作过程。被报道的对象通过一种亲身参与过程,为自己和周围的文化环境塑造了一种全新的认同感。人们在媒体中的自我呈现,使得这些个体体会到一种自我实现的愉悦感,一种参与意识,一种改变文化和精神现状的进取意识。此外,电视在社区还有一种特殊的宣传教育功能。据我们了解,在大部分社区居委会,会经常组织年轻人开展计划生育和卫生保健的知识教育、国家相关的政策和法规宣讲、老年人养生教育等活动。在这些活动中,往往会通过电视播放一些录像资料,来增强讲座的生动性和可听性,活跃现场氛围,提高宣传效果。 
  由于电视的广泛存在和巨大影响力,广播几乎不占有多少优势。就我们整理的访谈资料来看,广播的使用率很低,且多为老年人受众的习惯性使用。这也许与广播作为一种个人化的媒体所导致的使用方式有关,即它不是一种公开展示的媒体,而是一种私密性很强的媒体。这样的特性导致一般的观察无法发现更多的收听行为。根据访谈资料,可以确定广播在该地区的影响是很少的,尤其与电视相比较。为什么广播远离当地的听众?这是否与当前广播节目本身的话语形态有关。现在的广播节目的主流是流行话语、时尚话语、中产话语、情感话语,相反传统的各种艺术和话语方式被逐步淘汰(表现为交通、流行音乐、城市生活等反映中产价值观的节目的兴盛和戏曲、相声、评书等反映底层生活形态的节目样式的式微)。这样的广播节目现状,与大栅栏地区的文化主流样态(传统的、城市底层的、相对保守的)是冲突的。而电视之所以能够影响巨大,不是因为电视更具有平民风格(实际上更高于现实),而是与其视听兼并的传播优势有关。对那些娱乐休闲选择余地很小的居民来讲,看电视成为一种低成本而又相对收益丰富的方式,这几乎在全世界都一样。面对这些生活形态常年不变的贫困人群而言,广播的伴随性、个性化、迅捷性等优势特征几乎没有任何价值:他们几乎没有可能开汽车,也没有闲情去收听那些滥情的故事,更无须对瞬息万变的信息社会做过分紧密的节奏把握。 
  根据现场的观察和访问,该地区报刊的普及程度仅次于电视。在街道办及其下属的各居民委员会的办公室,报纸是通过党政系统的公费订阅的。各个社区的报刊种类几乎一致,除中央、北京市和宣武区主办的各种党报、党刊,还有《北京晚报》、《法制晚报》以及大栅栏街道办自己办的内部资料。其中,《法制晚报》最受大多数基层官员的喜欢,理由是“法制内容丰富,对工作有帮助”。《北京晚报》也受欢迎,被认为是“最贴近社区生活的报纸”。基层官员们关注的主要内容包括时政新闻、社区和民生新闻。 
  对普通居民而言,报刊的主要来源是通过报摊零购,自费订户少。报摊包括固定的和流动的两种,并以后一种为主。报摊上最经常出现的几种报纸包括《北京晚报》、《法制晚报》、《北京青年报》、《娱乐信报》、《新京报》等。其中,《北京晚报》和《法制晚报》最畅销,一般剩余报纸很少。居民看报的主要目的是了解新闻和掌握实用资讯(天气、生活小常识、社区动态等)。而影响读报与否的主要因素则有这样几点: 
  第一,文化限制。有些老人不识字,无法读写。另外一些人则能够读报,也能大概明白内容的主旨,但不能写字。 
  第二,经济考虑。有些人虽然文化程度并不低,但是却由于经济窘迫,无法每月花费几十元来读报。可能以前有读报习惯,但由于生活所迫,这种习惯逐渐消失。 
  第三,媒介偏好。有些人既不缺钱,也能够读写,但却从来没有读报的习惯。而在读报的人当中,上述因素同样影响到阅读的兴趣偏好。那些生活基本有保障,有一定文化水平的人,在读报纸的时候对相对高端的信息(国际新闻、热点时政新闻等)会比较关注,并具备一定的理解能力。 
  在街道工委,我们遇到一件颇有戏剧性的事件。一位家长找到工委宣传部,情绪激动,要求撤销街道网站上的一篇“不实报道”,称该“新闻”中存在多处不实之处,对其孩子产生了压力和不良影响。宣传部的官员尽力安慰,并保证一定给出一个满意的答复。这则“新闻”全文如下: 
  开学了,让特困孩子高兴上学
  雨露滋润大地,禾苗茁壮成长。对于大栅栏廊房二条社区的特困学生刘佳来说,社区居委会和张一元茶庄多年来的关心和帮助就像初春的甘露,滋润着她走向成熟的每一个脚步。
  刘佳的父亲早年离家出走,母亲精神失常丧失了劳动能力,一个家完全靠八旬的姥姥支撑。“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艰难的生活环境使刘佳变得更加懂事,但也常常让她苦闷。就在这个时候,社区居委会和张一元茶庄共同伸出了援助之手,在物质上和精神上时时为小刘佳排忧解难,用爱心陪伴她从小学走到了中学。今年刘佳中学毕业了,懂事的她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报考了一所中专院校,但是每月只靠500多元低保金生活的一家还是难以承担开学后的费用。眼看就要开学了,看着同学们都在高高兴兴地准备跨入新的学校,刘佳心里难过极了。艰难之处见真情,张一元的负责人们更是关注着孩子们的开学。就在近日,张一元茶庄的副总经理等代表张一元茶庄同居委会一起,为刘佳送来了1000元助学金和饮料、雨伞等生活用品,这对刘佳来说真是雪中送炭。刘佳表示一定不辜负大家的关心,努力学习专业知识,将来用自己的才智建设社区,回报社会,回报多年来关心、爱护她的人们。
  (摘自大栅栏街道办网站:http://www.bjdzl.gov.cn/xinwen/shequ/NEW06.htm) 
  这则报道虽然有新闻本身表达方式的公式化,多少可以反映出基层群体对于“新闻”的理解,但更为重要是企业、政府和公众三种力量之间的互动与博弈过程。在这里,政府的宣传意图和企业的新闻操作形成了合谋,与报道对象的意愿和利益需要产生了一种富有张力的冲突。在一个贫困为基调的社区,某些居民的自尊心往往被现实的困境所催化出来,并且显得异常敏感。而政府和企业分别出于政绩性和商业性的公关宣传目的,往往低估了这种自尊心的存在。这种信息窗所具有的公共性和私人性之间产生有意味的碰撞,使得这种信息空间的流动具有形式上的可能。 
  但这件小事所透露出来的信息中,最令人们惊讶的是,一个被专家称为“贫民窟”的街道网站上的一则小小的新闻,竟然会有人关注到,并且会为此站出来“要个说法”。显然,信息传播系统在当地的社会关系建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结合当地官员的介绍,我们发现当初对于居民的互联网接触情况的估计是有问题的。贫民窟的人们,在信息接触渠道上没有人们所想象的那样落后。就互联网这样的新兴媒体而言,很可能其使用群体的分布状况与其它社区的人群是没有太大差异的。实际上,由于历史积蓄和灰色收入,一些所谓的低保户的生活没有想像中那样困难。有孩子上学的不少人家是有电脑的和宽带上网的。这一现象提出了一些新问题,即贫民窟的网络使用者们是一种怎样的状态?这种新兴的信息传播方式对当地的信息传播系统本身是否构成一种有影响力的途径?在不同的媒体接触者之间,这种新旧媒体之间是否构成了一种信息互补?网络媒体对人们的观念和行为方式是否有影响? 
  在近一个月的走访过程中,通过当地干部和住户的介绍,我们对这些问题有一些基本了解。可以说,当地中年及其以上的居民是很少使用电脑和互联网络的,“主要是年轻人在玩”。据官员介绍,整个大栅栏地区,没有一家网吧,“先前是有的”,但考虑到未成年人聚集上网可能导致的一些负面影响和安全事故,这些网吧先后被关闭,“小孩子只能到周边地区的网吧上网”。拥有电脑和宽带的家庭不在少数,但也不是多数。44 据当地官员介绍,一般是起码有稳定收入的家庭才有条件上网,“主要是为了孩子”,“怕孩子落后于这个时代”(从这一点,还是可以看出当地居民的教育观念的信息化特征)。还有一些人上网炒股、上网作交易,虽然这样的例子很少。假定一个家庭连基本的生活保障都成问题,基本上不存在购买电脑和宽带上网的可能性。简而言之,有人拥有媒介的使用条件和使用能力,能够利用媒介满足自己的主观需求;更多的人是被动接收能够触及的媒介。邻里之间,很可能在信息化程度上就分别属于两个世界。 
  在当前的城市化过程中,信息化建设是社区建设的重要内容。在这一导向下,各种大众传媒对人们日常生活的渗透在逐步扩大人们的视野,具体而言,有以下三点: 
  第一,政府信息化带动居民信息化。据介绍,当地街道及其下属的各个社区现在已经初步实现了电脑联网,可以网上传输信息,各居委会基本实现了办公信息化,尽管各社区只有屈指可数的人会熟练使用电脑,且各个社区的情况相差很大。当地官员认为,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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