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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欲望与底层的想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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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5:2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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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时差往往导致城市形象需要媒体来重新定位，从而“发起了我们时代的城市复兴运动。”。“城市复兴”26 的出现就是这类叙事，沈阳、石家庄、常德、汕头、三亚等一系列因曾经面临城市形象危机的城市在讲述他们如何重塑形象，树立政府公信力和重新打造城市魅力。“最说不清的城市”的广州在2002年9月1日的《新周刊》上再次登场：“就这样爱上了广州”。城市生活的流体状态转化为新的话题，比如“不一样的北京”“回到北京|”（2001年8月15日）等关注城市移民的专题。“户口里的中国人”则把矛头指向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所带来的户籍制度。《新周刊》也关注新兴的社会群体，最先提出“飘一代”概念，“特指那些内心迷惘躁动不安喜欢从一个城市游走到另一个城市寻找一种特立独行的快感却被铺天盖地的孤独和无所适从的惊恐所湮没的另类生存者”。而2001年11月的专题《忽然中产》以及同年12月1日专题《中国一个新兴阶层的诞生》，则全面宣告一个全新阶层在中国的形成。从消费主义出发，全球化意识形态的交响在中国奏响，中产阶级首先成为民族国家内部的世界公民。
面对对外开放所带来的文化变迁和社会转型，传统的文化规范不断面临冲击而不断裂变，本土文化正在经历着一个去地方化、去传统化过程，在收入、职业、教育等背景下，各个阶层的文化态度的差异形成不同的文化落差。正在成长中的城市文化以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为主，是目前中国受外来文化影响最深的群体。他们凭借工作场域（公司白领、行政机关、高等院校和文化机构等）、直接感受（通过开会、讲学、出差所伴随的旅游）、视觉碰撞（各种视听媒介和平面媒体）、工作移民（城市之间、城乡之间、国家之间）等方式，对外来文化的感受与接纳度最大，并与传媒合作把这种流动的感受扩大和复制到全社会。他们在代表媒介的目标受众的同时也在帮助传媒淡化越来越严重的社会差异。
但是，这种生活方式能够成为大多数城市人的选择吗？在“外滩及其倡导的生活”（2002年9月1日，No.138）和“上海不是榜样”（2003年2月15日，No.149）这两篇文章中，我们看到了质疑：“21世纪突然涌现出来的20多个外滩，簇拥着上海的外滩，不仅组成了中国城市的新外滩方阵，同时也幻化成一种浓缩的小资梦想、中产天堂、富家乐园以及国际化等多重指向的生活方式。”这与其说是观念的复制，不如说在意识形态洁癖的观念下用“高大全”的形象诉求取代普通人的生存需求。
当然，《新周刊》也关注普通人的文化需求、政治认同和生活欲望（“街头没文化”2005年3月15号，在此前有过“我心目中共和国的十件大事”、“你有外遇吗？”等专题），也开始致力于唤醒“民权意识”。在2004年10月9日署名胡纠纠的“房地产套牢城市里的每一个中国人？”一文中，业主成为叙事主角：“在居住利益上爆发的维权事件，以及对城市规划的空前关注，可以看作是民权意识的觉醒，这使得房地产市场回归到市民本体成为可能。”“在城市化的游戏规则中，开发商是重要的一个角色，学者丁东为此总结出‘四方博弈’的结论：‘城市开发建设是四方利益博弈的结果。官方、开发商、民间再加上传媒及公共知识分子构成了博弈的四方。’在四股力量中，官方是各方的调适平衡者；媒体则是监督者和评判者，但媒体本身有自己的多重特性，作为多方博弈的一个平台，一方面受官方舆论导向的左右，还要接受开发商的广告，另一方面要为百姓代言，传递知识分子的民间话语。故此，媒体作为城市化进程中的第四种力量却被削弱了。而民间的力量因为缺少与官方和开发商等利益集团对话的途径在博弈中处于弱势地位。所以，剩下来的事情，只是两方博弈，演变成官方和开发商的‘二人转’。”市政规划仍然被财富和权力在三维空间上的欲望所驱动。如同文化研究专家米歇尔•德塞都所说：“城市变成了政治传说中的主要议题，但不再是有纲领有规律的操作领域。在将城市意识形态化的话语之下，繁殖着权力的计谋和结合。这些权力没有可以读解的同一性，没有可以让人把握的点线，没有合理的透明度，因此不可能进行行政管理。”27 在这种背景下，媒介话语的作用是对问题的置换，即通过一种文化方式来满足解决问题的想像。
三．策略
今天的媒体成败与否，用市场观点来衡量就是要看能否创新产品营销的模式。《新周刊》是在办刊22期后面临资金困境而绝地反击，逐步形成自己的经营之道，即在观点和视觉的开发之外把媒介行为整合到能够与广告、发行、活动等资源兑换的流程中。对此，主笔兼《新周刊》广告总代理新锐贰千广告有限公司总经理的闫肖锋这样说：“其实，《新周刊》有着其他媒体并不具备的长处与营利模式，大家太看重广告的作用后，忽略了别的要素。”28 这个没有点名的要素就在于启动了观看和被观看、欣赏和被欣赏的欲望，这可以从每年《新周刊》发布的四大榜表现出来，即中国电视节目榜、中国城市魅力指数榜、生活方式创意榜和中国年度新锐榜，在制造注意力的同时引爆竞争的欲望，从而为媒体运作本身提供源源不断的素材资源。
做秀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比如“第四城”引发的传播效益就一直在推动一个定义重庆的策划：“我必须要把这把火烧得更旺，让这个话题继续。这次我们找到的点火的时机就是今年在重庆的‘亚太市长峰会’，这个时候整个城市呈现出一种躁动，这是需要一种表现力的时刻，有冲动，有自我需要反思和构想的时候，这个阶段非常的热，所以我们可以从我们的角度来找一个点。”29 但是，仅有一个支店是不够的，还要从支点上启动新的想像。在“重庆专题‘第N城’首发式上，封新城一上来就跟重庆人说：“我们错了！”这意思是说，不应该当初把成都选为第四城。封新城还有一种套中套的说辞：“城市竞争所导致的城市排序一直是社会公众及媒体感兴趣的话题，将重庆定位为‘第N城’，固然与5年前对成都的“第四城”命名有关，但是，不同于‘第四城’的是，‘第N城’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城市排名，对于重庆这样一个最具想象力空间的城市，其中包含着巨大的发展悬念和可能性，而这一点，是其他任何中国城市所不能比拟的。《新周刊》的‘第N城’，与其说是一个命名，不如说是一种前瞻性的预言。‘N’这个字母所蕴涵的无限可能性而言，重庆甚至是‘第一城’。”通过未知数的命名所销售的话语平衡在这里成为赤裸裸的商业竞价。
更重要的是，《新周刊》每一次为一个城市作进行的“宣传”，都是对地方媒体和地方政府的广告联营，这当然不仅仅是经济，更要考虑政治资源的积累和铺垫。在中国，媒体的商业运作和政治思维几乎是同步的，对城市形象的媒体策划不能离开作为传播对象的地方政府的支持。可以说，《新周刊》实际上扮演了两种角色：中间人和策划人。首先，它在取得政府和企业的双重认可之后，为城市运营的形象营销做出总体的策划方案，确定城市运营的方向和目标；其次，它在政府和企业之间搭起一座桥梁，使二者能够在城市运营的平台上得以合作。媒体的城市策划，首先要抓住的是主导市场经济的两只手：地方政府和企业界。这不但要对城市进程的政治需要和经济能力有非常深入的判断，还要善于把握社会情绪，挑动话题，预热观点，全面控制传播流程以保证预期收益。
中国城市发展不均衡的现实使得只有少数的城市才具有传播的市场价值，同时也暴露出城市思维的局限：只有平面，缺少立体；强调静态，忽视动态。有人提出，《新周刊》的专题策划与它标榜的“时事生活周刊”的定位越来越远。30 中国期刊协会会长张伯海也认为：“《新周刊》的策划每期主题之间并没有什么明显的逻辑联系，无法形成阅读期待；其次是《新周刊》的文章过于追求形式，而欠缺实在的内容。”31 往往要求助于制造概念，《新周刊》的优点同时成为缺点，以至于有人认为它提供的是“不负责任的盘点和排行榜”。因为人们认为这种排名没有专业机构的权威保证、统计数据的翔实论证和评估体系的理性逻辑，更多是市场运作的概念和小资文人的感怀，既没有理论根据，也没有数据分析，“带有明显的‘侃’和‘玩’的意味”。而且，“它常用的论证技巧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并时常为了证明它所需要的一点一线一面，而不惜扭曲对象存在本身。”32 城市形象的排名几乎是话语的幻觉：“由于这种按照《新周刊》话语叙述出来的文化形象，不仅未能接触到中国当代城市发展中的许多现实问题，实际上还把许多重要的具有实质性的现实问题掩盖起来”。33 制造排名的做法是对用专业主义来衡量的信息传播的准确性和严谨性的挑战，只是有意采集信息海洋中的亮点来加以无限的放大、拼贴和组合，力图在一个非后现代的社会制造后现代的信息景观。而对于大城市的偏好，不仅折射出大城市中心主义的诱惑，也表现出面对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日益加剧的两极分化问题的无奈，甚至是文化态度上的逻辑悖论：一方面鼓吹城市的运营和销售，另一方面又怀念传统的街头和街区。这当然也可以被看作是媒体应对读者多元需求的平衡策略。
考虑到中国的人口结构的基数和城市建设的成本，城市化无疑是一个遥远和漫长的梦。事实上，在城市化运动的权力角逐中，媒体不一定是在代表公共的声音，而是在更多在寻找自身的利益――包装城市，延伸品牌，积累有效资源。媒体往往不过是在政府与开发商之间的调和者，“民间和传媒的两股势力虽正在觉醒，但远未形成气候，未建构起有效的制衡平台。”34 在城市化发展进程中，土地和空间是根本资源。当这两种生存资源被行政权力转化为寻租商品转卖给开发商之后，个体的空间所有权的缺失演变成当下社会矛盾的焦点。
面对城市化过程中的暴利和暴力，媒体的呼吁是脆弱的：“城市建设的决策者们，在对你的城市进行手术之前，你了解它的文化与历史吗？你了解它的来龙去脉吗？你将如何尊重你的城市？广大民众的呼声许多时候是微弱而无力的。一些好大喜功的官员、利欲熏心的开发商和弱智的设计师合谋之后对城市进行的破坏，构成了中国过去、现在和未来最大的腐败和遗憾。中国在城市建设上到底缺少什么？是专家还是资金？是规划还是决策？也许最缺乏的是强大有力的民主和法制机制，是对人类和自然的尊重。”35 种种“城市文化危机”、“城市定位模糊”和“城市环境隐患”将是一代人甚至不仅仅是一代人面临的挑战。和卡斯特的信息化城市或者说全球化城市所代表的全球城市浪潮相比，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是既不规则也不平衡的，从沿海到内地，从大城市到中小城市，从CBD 到市郊，各种各样的差别不仅反映在规模和模式上，也折射出生存状态和文化表现的不同，这种模糊的景观使得城市的想像更加暧昧和复杂，从而传递出以城市广告化为表现特征的现代化的欲望情结。
二、大栅栏的媒介气息
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兴盛起来的发展主义潮流下，发展传播学曾经把社会发展和媒介发展之间的数量关系考察定义为现代化的指标。在轰轰烈烈的全球城市化运动推动下，城市的景观成为发展的名片。但是，城市化本身所产生的新的社会区隔往往被有意无意地遮挡。这种区隔来自于社会分化过程中的社会分层，在把阶级换为阶层的公共语境转换中，阶层的分类不过是社会等级的空间再生产。定义社会阶层分类的指标可以有很多，如生产资料的拥有、财富和收入、组织权力、社会声望、知识技能、受教育程度、社会网络关系、消费水平、信息资源占有、职业等等。按照韦伯的定义，主要表现在社会声望（文化资本）、经济收入（经济资本）和权力地位（政治资本），如在这三者的综合考察中基本上处于被支配地位的社会人群当属于社会底层。经济增长往往伴随着社会流动的加速，这种流动不仅仅是向上的流动，也有向下的流动，并在城市的角落聚合边缘人群，北京大栅栏地区是这一现象的一个缩影。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具有一定的后现代都市特征，即社会意义上的边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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