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中国小说、美国评论家——有关结构、传统和讽刺小说的联想 |
 |
时间：2009-8-8 16:45:28 来源：不详
|
|
|
文学典范中，大概只有但丁的《神曲》才够得上这美誉。荷马的史诗，也有偶然失手的地方。莎氏的戏剧，时见插科打诨的场面。《金瓶梅》其词其话，采撷前人资料极多，更不用说文字结构上粗心大意之处了，为了使我们相信张竹坡的“读法”确是言之有物，Roy摘译句子时，一定花了不少挑选的苦心。尚未译出来的段落，有不少是对《金瓶梅》人物的名字索隐钩沉的。我们若看了这种“读法”，当知自作聪明的猜臆或牵强附会的联想，都是最不足为法的小说批评。猜测《金瓶梅》作者著书的本意如何如何，不是文艺批评。
即使张竹坡的读法有其可取之处，而不像我上面引的那几句话所代表的迂腐，我们参考他的意见时也得特别小心，以免因震于他的才名而落入他的圈套。最近Roy有新文章发表，以儒家的眼光来论《金瓶梅》（注：见“A Cofuci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Chin Ping Mei,”《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文学组》（“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logy:Section on Literature”）台北，中央研究院，1981。），认为此书作者不但艺术胜人一筹，而且在道德上尤足称道，堪称荀子从人。他真的落了张竹坡的圈套了。其实Roy和我一样，涉猎过不少西方经典小说，不像旧时中国书评人那样与外国文化隔绝。正因为这原因，我们今天读中国小说，应该另有一套看法。平心而论，《金瓶梅》既是中国第一本真正的独立长篇小说，张竹坡对此另眼相看，也是不难了解的。可是我们同时也不要忘记，此公看过的长篇说部不多，甚至连《红楼梦》也没过目。这令我想起英国批评大师F.R.Leavis，因看了早期文评界给菲尔丁小说《汤姆·琼斯》的定论有感而发的话来：“十八世纪的英国人，一来没有什么精彩的小说可以挑选，二来空余时间又多，因此在他们看来此书紧张刺激，令人不忍释卷。这道理不难明白。即使行家司各特和柯勒律治对此小说交口称誉，那也是很自然的事。批评的标准是相对而论的。他们能拿什么跟《汤姆·琼斯》相比？”（注：见Leavis著，“The Creat Tradition”（Doubleday Anchor,1954），12页。Leavis接着又说：“时下认为《汤姆·琼斯》结构完整无瑕之论调，荒谬之至。除非一本小说的素材比此书丰富，情节和趣味更细致，‘组织严密’之说，近于奢求了。”）如果我们同意Leavis的说法，认为今天再有人大谈《汤姆·琼斯》的结构怎么完美无比，那是荒谬绝伦的事了。把《金瓶梅》的形式和道德境界捧得天花乱坠的，不是犯了同样的错误？
今天大家对传统的“读法”这么热衷，更显得我们对五四以来的小说批评冷落了。英文本的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盛誉不减，也无非是舍此外再无类同的参考书了。鲁迅以外研究中国小说学者著作就不可同日而语了。他们即使偶然受到青睐，也无非是为了所列的研究资料关系。而研究资料的寿命毕竟有限，一下子又为新的出版物替代了。美国学者对民国以来的小说批评文学不大重视，大概是他们认为这类著作水平不高，个人意见太浓，理论架构也嫌单薄。可是我个人倒不是这样看法。我从胡适、郑振铎和阿英等诸家所学到的东西，远比从“读法”派批评家得来的多（注：使我获益匪浅的五四时代学者的著作，包括《胡适文存》（台北：1953年，四卷）内有关小说考证的论文；郑振铎的《中国文学研究》，卷一（北京，1957）；和阿英的《晚清小说史》（北京，1955。））。
胡适等学者受到冷落，我怀疑是有其他原因。最显著的想是他们对传统中国文化的态度与美国学者大相径庭。五四时代的中国学者（更不用说今天在大陆上的研究工作者了），立论都是从反传统着眼的。在此大前提下，难怪他们对大部分的传统小说都口诛笔伐了。即便是我们肯定了的经典小说，他们称赞之余，还是有许多保留的。治中国小说的西方学者情形就大为不同。他们不但对中国旧传统没有什么恶言，反而觉得处处轻视传统中国社会和思想的五四学者见解肤浅。
毫无疑问，今天中国传统文化已成为中外学者竞相研习的对象。饮水思源，我们不应忘记当日首先发难指出旧社会种种弊端的，就是这一批五四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攻击封建制度下（特别是晚后几个朝代中）种种反人性措施和文化的僵朽。在当时来说，这不啻是划时代的贡献。研究中国小说或治中国史的学者，若是不认识到这个重要的关键，就是无视于小说作品史籍对下列人等的有关记载：昏君恶宦、枉死的忠臣勇将、勾结土豪劣绅的贪官污吏、屡试不第的失意文人、专横狠毒的丈夫、含羞忍辱的妻妾。还有世代受饥荒暴政所苦的孤立无援的农民。
大概为了这个原因，我觉得最近出版的两本历史性的书很有价值。一是黄仁宇（Ray Huang）写的《万历十五年》，二是史景迁（Jonathan Spence）的《王氏之死》（注：《万历十五年》原题为：“1587:The Ming Dynasy in Decline”，耶鲁大学，1981。《王氏之死》为纽约Viking Press出版，1978。原题为“The Death of Woman Wang”。）。前者落墨于统治阶级，后者着意于民间苦况。二书都是有关古旧中国社会忠实的报道。相形之下，治小说的学者在这方面落后了。由于他们研究小说务求客观，如果不是谈文体、叙事观点和方法，就是论神话、原型和寓言的涵义，所以他们只看到作品艺术性的一面，其他地方就管不着了。他们一定认为只有马克思批评家才会对社会状况关心，因此觉得在大陆上的学者开口闭口的谈“封建社会”或“封建思想”真是思想太简单了。
我从来不是马克思主义信徒，可是我相信我们在美国研究中国小说的人，也应该开始注意文学作品与人生、社会、政治和思想互为因果的齿轮关系了。这种“一炉而冶”的研究方法，其实也不一定伤害到一部文学作品结构的完整。这方法绝对行得通，已故批评大家屈灵（Lionel Trilling）的著作，不早就给我们可援的杰出先例么？小说不但描写人生，更重要的是小说同时也记述人生的各种可能性。譬如说吧，《金瓶梅》和《红楼梦》中困锁深闺的妇女，除了寻求性的满足、抓家政大权、驾驭丈夫和皈依宗教以取心灵慰藉外，还有什么其他的可能性？妇女在现实生活中行动受到诸多限制，爱情得不到满足，求知的倾向受到压抑（无接受基本教育的机会）——这种种现象反映到小说上，也是个窒息的、了无生机的世界。传统中国社会如果不是对妇女诸多压迫，历代的小说家也不会尽这么大的气力把她们营救到虚幻的世界去，让她们享受较多的自由安排自己的命运。从志怪、传奇里的女妖仙姑、侠义小说中身怀绝技的侠女，到才子佳人或鸳鸯蝴蝶派小说中时见的“惊才绝艳”娇娘，都可看出小说家的情怀。这类假托出来的绝世佳人，在《红楼梦》里都变了血肉之躯。只要她们不离开大观园一天，她们尽可漫谈人生各种可能性。一出这园林胜地，又得重入尘网。
二
上面五千多字的目标，乃针对目前美国研究中国小说两种趋势而发。一是好大喜功：处心积虑的要证明中国几本小说不但设想周全，而且寓意和结构复杂。二是厚古薄今：礼视传统“读法”，鄙夷五四学者否定封建思想与价值的言论。我认为批评家看小说，如果只把作品作为一种美学上或文学上的研究对象，无视于文字中所牵涉的各种社会现实，那就有失批评家的职守了。同样的如果他的见解，因受制于采用的批评模式而出现喧宾夺主的现象，故意把本来组织漫散、思想模糊的一本小说，说得怎样“天衣无缝、首尾相应”等等，这也是不负责的行为。
我个人对结构的看法与新批评诸子颇一致。那就是说，一本组织有系统的小说胜于杂乱无章的。我跟上述两位美国同业意见相异的地方，不在结构之功能，而是其重要性程度而已。奥斯丁（Jane Austen）的《爱玛》（“Emma”）和康拉德（Joseph Conrad）的《情报员》（“The Secret Agent”）在我看来都是组织极其严密的小说，而要我在中国旧小说中找出形式与内容凑合得如此“浑然天成”的例子，我实在找不出来。可是，话又得说回来，中国的大小说也真是名副其实的大部头作品，篇幅多出几倍，实在不易“一气呵成。”
从另一角度讲，组织松懈的长篇小说，我一样可以读得津津有味。关于这点，巴顺（Jacques Barzun）的话说得最贴切不过了：“我们单从形式、结构的连贯性、文字组织的对称得体和作者对多样语调的掌握来做取舍标准，那么比尔博姆（Max Beerbohm）的小说“Zuleika Dobson”应比司汤达（Stendhal）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取得更高的评价。”（注：见Barzun著，“Biography and Criticism--A Misalliance Disputed”，载“Critical Inquiry”（1,No.3,1975.））可是有识之士就没有采用这种评价标准。除了技术性的考虑外，要决定一本小说的好坏，还有其他的因素。我个人认为，一部小说要引人入胜，得看作者在处理文字和对话上有无独具匠心；在人物的刻画上有无深切的了解；对情节的安排是否别出机杼。换句话说，一本引人入胜的小说的作者，得是个独具慧眼的人物。就旧小说而言，正因为大部分的作者对道德问题的看法都是随波逐流的，一个作家是否有慧眼，最起码的要求是看他对中国社会或历史的观察，有无露出审慎而理智的关怀，或客观而又带讽喻性的批评。二三流的泛泛之作尽见儒释道三教的陈腔滥调，对善恶之辨人云亦云——缺乏的就是这种特色。一本“独具慧眼”的小说即使在结构上有瑕疵，也是比一本组织得四平八稳的“庸才”小说耐人寻味，而且也有价值得多。
最令我高兴的是Plaks在《新识水浒传和十六世纪的小说形式》（注：见“Shui-hu chuan and the Sixteenthcentury Novel Form:An Interpretative Reappraisal”，载“Chinese Literature:Essays,Articles,Reviews”（2,No.1,1980.））一文所披露的新见解与我相同。在我看来，无论以学问的眼光来看也好，以文学批评的观点而论也好，这篇长文要比他论《红楼梦》的专书有分量多了。他的专书几乎完全没有理会曹雪芹所处的时代背景。这篇文章没有犯相同的偏差，他对晚明的思想和文学潮流非常注意。“阴阳五行”的说法已弃而不用了。代之而起的是“讽喻”的理论。Plaks现在认为，《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和《西游记》这四本小说的共有特色，是作者苦心经营的讽喻手法。Plaks执意如此，难怪他不承认同一世纪产生的其他长篇说部够得上称为novel的资格了。
“讽喻”一词，应比“相辅而行的两极”有用，而Plaks用这新理论来探求这四部小说结构上和内容上柳暗花明之境，也是值得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