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他是否修改了意见，因为他在“Toward a Critical Theory of Chinese Narrative”承认吴承恩是此书的作者的。除《西游记》作者比较可以肯定外，《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三书究竟是谁人手笔，仍是聚讼纷纭。），突然感染到与福楼拜类似的激情，奋而以讽喻的手法来描写当时的社会。至于他们所用的题材是上古史，或是一个源于唐宋的传奇，或仅是一个家庭生活的横断面，都不会影响这大前提的正确性。
    我们不应忽略的是，福楼拜的出现不是突如其来的，而是十九世纪法国思想、文学和艺术潮流互相影响下培养出来的结果。那四位中国小说家就缺乏这些刺激性的媒介。当时处于领导地位的知识分子如李贽（卓吾）对《水浒传》的看法，并不“讽喻”，虽然他对此书极为欣赏，还替其中一个版本写了《忠义水浒传叙》（注：见Plaks一文，49—50页。Plaks在49页也承认这个事实：“最令人困扰的，就是十六、十七世纪的书评人对李逵这个角色，几乎一致推许，认为他是一条心直口快、绝无虚诈的汉子。他们把他简直看成了‘活佛爷’，过着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生活。”）。Plaks对讽喻理论锲而不舍，也是由于他对小说形式或结构的执著。他觉得，如果这四本小说是名副其实的经典之作，一定经得起这种考验。那就是说，如果不是根据讽喻或其他原理撰述出来，最少是经过作者苦心孤诣经营出来的层次复杂的作品。Plaks对中国文化感情深厚，众所周知，因此如果我们说他对西方小说有先入为主的偏爱，将是至为滑稽的事。可是我相信他在下意识中一定有这个意念：除非这四部明人小说能通过他深博的辩证，提升为内容统一而结构复杂的作品，他无法肯定《三国》、《水浒》、《金瓶》和《西游》在国人心中的地位。在作品中能充分表达作者个人视野，而结构上又能符合上面标准的，也只有在十九世纪欧洲伟大的小说中才能找到例子。
    十九世纪的大小说，贵在深厚的人道思想：颂扬光明，反对黑暗，全面攻击庸俗的唯物主义、市侩思想和野蛮的制度（注：十九世纪俄国小说的精神面貌自然与西欧的小说不同。譬如说，欧洲的自由主义思想，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是一种黑暗的潮流。），维护人生其他崇高的价值。有鉴于此，Plaks的新理论也就有意无意之间的去证实明朝的四大小说家也是人道思想与文明的捍卫者。我个人受的是西方教育，在价值观念上自难免受到西方的影响。在《中国古典小说》中，我对李逵、武松和鲁智深等人杀人取乐的野蛮行为，对女人采取报复行为的虐待狂，口诛笔伐之余，还进而检讨了一下把这些人看成“好汉”的文化背景（注：请参阅《中国古典小说》，第二章。）。
    Plaks跟我的看法就不同了。他认为百回《水浒传》的作者也是站在维护文化的立场说话的，因为他巧妙地用了讽喻的笔触来描写这类英雄。可惜的是，他所引用的资料，都没法洗脱这些“好汉”的冷血行为。为了要鉴定《水浒传》是一部今天西方读者看来不用皱眉头的世界文学名著，Plaks希望我们同意他的看法。那就是，此书的作者是个先知先觉的天才，因此书中虽然出现一场场好汉杀“淫妇”的残忍场面，其目的不是让那些铁石心肠的男性沙文主义读者看了开心，而是作者本人“讽喻”的表示他对这种野蛮行为不满。Plaks虽然忘记了，即使在西方民主国家中，人道主义思想达到了一种“世俗宗教”的地位，还是晚近才有的事。
    Roy把荀子的道德思想看成是《金瓶梅》的精神支柱，用意与Plaks相似。Roy不但要说明此书的严肃性，而且，依我推想，他也是有意无意之间的要肯定这小说的人文精神面。《金瓶梅》在清代被禁多次，现在Roy要替此“诲淫诲盗”之作平反，好让《金瓶梅》和Plaks所评价过的百回《水浒传》一样，成为肯定文明价值的世界文学经典。Roy在最近一篇论文中表示对我认为《金瓶梅》是“低级文化与平庸见识的产品”的见解不服（注：见《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39页。）。除非我们的“读法”有独得之秘，我们又怎可以否认此书的文学情节不是“低级文化与平庸见识的产品呢”？色情的文字，往往夹杂残忍的成分。插科打诨的场面，俗不可耐。作者卖弄词藻，哗众取宠。外表是我佛慈悲的嘴脸，私下尽是男盗女娼的玩意。这不是低级文化与平庸见识的表现？当然，现在Roy既然把《金瓶梅》的作者与古罗马的玉外纳（Juvenal），或英国的斯威夫特（Swift）相提并论，看成严肃不过的讽喻道德家，那么上述种种低级文化的征象，也不难自圆其说，因此可说成是作者故意的安排，让我们知道他对所处时代的颓废社会现象，多么痛心疾首。
    Plaks和Roy分别写的重估《水浒》和《金瓶梅》价值的文章，西方比较文学的学者看了，一定会特别欣赏。这类学者通常不说中文，内心难免有愧。现在他们得到证据了，不得不承认晚明小说比西方同期作品还要成熟。塞万提斯的皇皇巨著《堂吉诃德》，虽带有浓厚讽喻和道德理想主义色彩，也不过是一本结构松懈的“江湖浪迹”型（Picaresque）的小说而已。现在问题是，我们引导了专门研究西方文学的同业对中国小说产生了不实际的期望，我们是否也同时哄骗了自己和跟随我们念书的研究生？他们对中国的旧小说本来自有一套粗浅的但贵乎诚恳的看法。现在面对已成名的学者博学深思却不足取信的“读法”，难免茫然不知所终，不知如何去“调协”。我们这样哄骗自己，不是也损害到我们自己的行业么？
    由于我是个专门研究中国新旧小说的人，因此自问读的小说比Plaks和Roy两位多。大概我读过的三四流作品还超过他们两位，我对忍受坏小说的能耐也特别大。知性的收获也许不大，报酬也不是没有的：我对中国小说认识的范围扩大了。再说，此后我也晓得把这部小说放在什么地位了。这也是一种乐趣。老实说，哪一天我能够把所有旧小说中稍有点名气的作品看完，将是平生莫大快事。那时我可以有信心地说：“该看的，都看完了。”可是我不会把我作为文史家与批评家读书的职守和因此而得的乐趣，跟我读到一本形式层次复杂、道德视野独具慧眼的真正一流作品时所感觉到的快乐混为一谈。在中国旧小说的传统中，《水浒传》和《金瓶梅》无疑是两部经典之作。但我绝不会把此二书放在我前面提过的两本西方名著相同的地位：那就是《卡拉马佐夫兄弟》和《米德尔马区》。这两部小说，一开卷就令我废寝忘食，浑然忘我。读《水浒传》和《金瓶梅》呢，我总感觉到有一段距离，因为二书的作者没法令我把全部感情投进他们的小说世界去。
    读旧小说读多了，我们就不必怀疑我们初读得来的印象。换句话说，不必单为怕看不到作者的微言大义或结构隐妙处而担心。就我个人经验来谈，《西游补》是惟一一部细读才能认识到其意义的小说（注：夏济安认为《西游补》不易懂，因为董说创造了许多梦境。“这些梦境的特色，对世上做过梦的人都似曾相识：歪曲事实、前后矛盾、次序颠倒、离题万丈，妙想天开却又痴情不舍。”见T.A.Hsia论《西游补》部分，“New Perspectives on Two Ming Novels:Hsi-yu chi and Hsi-yu pu”，收在周策纵（Tse-tsung Chow）编的“Wen-lin:Studies in the Chinese Humanities”（威斯康辛大学，1968），241页。）。《红楼梦》是多读一次，多长一种经验的作品。但此书的震人心弦处，初读也会感觉出来。六大小说中要找一名副其实的世界文学巨著代表，惟《红楼梦》是瞻。专门研究小说的朋友渐已忘记小说本来是消闲之作。以此角度来看，初读《红楼梦》比初读《水浒传》更能引人入胜。已见前书优点，再读《红楼梦》，是为了要“渐入佳境”。《水浒传》最精彩的部分凑合起来，已够一本好小说的分量。认清了这一点，我们也不必因看了其他部分的败笔而生气。更不必花九牛二虎之力去自圆其说，硬认此书由头到尾都是神来之笔。对一般旧小说而言，我们不能奢求其结构完整或道德意念别具一格。斤斤计较这些枝节，就失去了读书的乐趣了。

    　　　　三
    上面提到Plaks那篇长文中，有些意见倒是非常可取的。譬如说他认为那四大小说家刻意经营讽喻的目标，无非是为了要“藉此重新估计若干传统观念与价值”（注：见“Chinese Literature:Essays,Articles,Reviews”,2,No.1,5页。）。这一看法与他在第一本书所持意见，几乎可说背道而驰，因为在该书中他认为曹雪芹是一位维护传统的“寓言小说家”。以此立场看，难怪他把宝玉和黛玉二人的种种痛苦感受，看作是他们“任性、不通世故和对宇宙间的现实无知”的结果（注：引自我的书评，200页。）。现在Plaks可认识到，早在明代，中国小说家已觉得有利用讽喻的笔法来“重新估计若干传统观念与价值”的需要了。近代中国批评家中，自然有不少特别强调《西游记》和《金瓶梅》的政治和社会讽刺作用的，正如他们不会忽视《水浒传》中梁山好汉的叛逆立场一样。Plaks比这些近代学者高明的地方，就是他看穿了明代小说家用的讽喻技巧，原来是一种“别有用心”的文字策略，迫使我们对各英雄人物和他们所代表的道德规律与政治制度不能不作各种保留。近代中国学者的看法，比较直截了当。他们认为这些小说的作者都是讽刺小说家（satirist），存心就某些传统社会和政治现象挖苦一下，攻击一番。Plaks虽然没有跟从这种看法，但现在既然他已察觉到明代的中国不是什么“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乌托邦，他的看法也渐渐与中国专家接近了。
    不论他们所用的手法是讽喻也好、讽刺也好、叛逆也好，自晚明以来严肃的小说家都可说是，义无反顾地朝着社会和政治批评的方向走。晚清小说如李宝嘉和吴沃尧等人的作品，可谓集此等传统之大成。清朝气数快尽，旧中国所有的弱点一一暴露眼前。这两位小说家寄居上海租界，写作自由得未曾有，可以就他们所见所知的中国社会与政府，尽情暴露一番。
    自吴敬梓到吴沃尧以来的中国讽刺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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