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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小说、美国评论家——有关结构、传统和讽刺小说的联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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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5:2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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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纹路，早有专家提及。为了追源索流寻找更早的例子，我们不妨暂时抛下已奠定了“里程碑”地位的大小说不谈，看看有无其他与我们心态相似的讽刺性或批评性的作家。早在三十年代，中国学者就发现了清初作家李渔的价值。笠翁见解独到，只可惜他的小说，不是不易买到就是当时还未考证出来，因此他的名气，只限于《闲情偶寄》之类的小品和论戏曲等文章（注：李渔的小说著作计有《肉蒲团》、《无声戏》（二集）和《十二楼》。三十年代能够看到的，仅是《十二楼》和他的戏曲而已。我们今天看到《无声戏》，还是拜德国学者Helmut Martin之赐。根据他提供的资料，台北古亭书屋于1969年出了数量有限的影印本。近代学者大多同意李渔是《肉蒲团》作者。请参看Robert E.Hegel（何谷理）著，“The Novel in Seventeenth Century China”（哥伦比亚大学，1981），181—183页。）。对《肉蒲团》和其他短篇小说的评价，也是近年才有的事。除前面提过Hanan那本《中国话本小说》外，何谷理（Robert E.Hegel）前年出版的《十七世纪中国小说》（“The Novel in Seventeenth Century China”）也是个好例子。这两位学者对李渔诙谐趣野的才具和善于模拟前人作品的天分，推崇备至。我个人更同意何谷理的看法，认为李渔的成就还要大，因为他同时也是个态度严肃的讽刺小说家。李渔模仿通俗小说的形式和体裁，目的不在要我们看了过瘾，而是为了保护自己，便于畅所欲言，就传统价值中百病丛生地方尽情嘲笑一番。李笠翁可能是清初最极端的讽刺小说家。
自元朝以来，杂剧和小说作者嘲弄和攻击的人物对象，大半都是不会出问题的，诸如贪官污吏、花花公子的衙内、见色起淫心的和尚道士、目不识丁的秀才和招摇撞骗的江湖郎中。但不论作者出言怎么刻薄，基本上他们对整个中国文化的健全体系是深信不疑的。《金瓶梅》讽刺的人物对象，也没有超过上面提到的几种典型。李渔可不同了。《无声戏》所收的十二个“拟话本”故事，就毫不客气的嘲弄了传统小说所承载的儒家忠孝节义思想。《肉蒲团》更进一步。李渔在此不但肯定了夫妇（或“夫妻”）间的鱼水之欢，是人生一大享受，他还通过了铁扉道人这个角色，挖苦了理学禁欲的荒诞主张。当然佛家的思想也难逃李渔的鞭挞。李渔对佛家苦行精神和神宗悟道的“正果”的嘲讽，也在孤峰长老和他两个荒诞绝伦的门人的行为中看得出来。《肉蒲团》是无可否认的淫书，但同时也是一本逸趣横生肯定理性生活的小说。
我在下面将用较多的篇幅来讨论出自《无声戏》集中的一个好故事。
《男孟母教合三迁》中的两个男人，都有龙阳之癖。尤瑞郎长得面目娟好，自“嫁”与许季芳为妻后，即为了讨丈夫欢心而自去其势。当然，这样子也使自己对女性断了念。不幸的是，尤瑞郎这种自我牺牲反惹得地方上的同性恋人士对她丈夫又妒又恨。有一次许季芳犯了官司，在衙门受尽皮肉之苦后抱恨而亡。丈夫死后，尤瑞郎易名瑞娘，起居衣着一如未亡人，最后还领养许季芳前妻所生一子。为了教育此子成人，瑞娘不惜三迁。这孩儿果不负所望，日后中了进士，而瑞娘也受到节妇的表扬。
Hanan认为李渔手法，别出心裁，因为他居然能在“同一小说内开了‘男欢女爱’、‘男性婚姻’、‘贞烈寡妇’和‘识见独到的母亲’这类题材的玩笑。”（注：Hanan著，“The Chinese Vernachuar Story”，175页。）可是我们别忘了，李渔在这拟话本中，开宗明义就否定男色，因此我们可以说《男孟母教合三迁》也是讽刺同性恋行为的作品。历史上哪有对一个娈童“三贞九烈”如此记载过？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注意到，在李渔笔下允许二人确是一对恩爱夫妻。许季芳死后瑞娘自动要替他守寡，因此看来，动机纯正，一如她要效法孟母三迁教子的决定一样。李渔创造了瑞娘这样一个人物，说不定有意影射世上或书中记载的寡妇。她们守节，并非出于对丈夫的真情真意，而是为了个人的荣耀，或是怕人家非议——比起瑞娘来，她们应羞愧得无地自容了。
尤瑞郎不只是节妇，还是个孝子。他父亲从小就栽培他做娈童，谁出得起五百两银子就卖给谁。许季芳为了争取瑞娘而倾家荡产，害得他们夫妇日后生活拮据。尤瑞郎对父亲从来没有半句怨言。婚后对许季芳更是百依百顺。夫君给了父亲五百两银子，不但帮助老人家还了债，而且下半辈子也不用愁衣食，这真是大恩大典啊！李渔仅用了五个字来形容瑞娘父亲尤待环看到花白白银子时所感到的快乐：“有子万事足”。我读书多年，却从未看过一句中国成语用得这么讽刺，这么一针见血的。
李渔以后，要等到晚清小说的出现才能找到堪与此比拟的讽世之作了。不错，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对科举制度感到痛心疾首，因此对漏夜赶科场的员生和各式各样在学问上或道德上装模作样的人物，极尽嬉笑怒骂之能事。可是他从没有怀疑过儒家的道德理想。他看淡功名利禄，立意归隐泉林，这本身就是一种儒家称道的理想。四十八回有《烈妇殉夫》一节，记一新寡女子活活绝食而死。虽然这段文字可以看作吴敬梓怀疑“守节”观念的证据，我个人却认为这仅代表作者悲天悯人的一面：他觉得这女子和她的父亲愚蠢得可怜。而更不可原谅的是身为理学家的王玉辉，居然鼓动女儿饿死。若是这位三姑娘跟她处于相同境遇的女子一样，好好地过着节妇的生活，吴敬梓也不用记她了。
我们大致可以这么下个结论：尽管晚清小说家暴露中国传统社会的残破处要比前人来得积极而彻底，本质上他们还是孔孟信徒，虽然他们对宋儒学派的伪善面已经觉得不屑一谈了。孔孟之道在他们心中的地位，犹如在今天一般的中国人一样，是中国文化中不能淫、不能移的基本精神，虽然这个文化的肌肉部分今天已经腐烂了。吴沃尧和李宝嘉同是态度开明的人物，很能接受西方的思想。可是二者相比，吴沃尧的儒家伦理观念比较强，因此他对当时目睹的种种怪现象，更觉痛心疾首。李宝嘉是个杰出的讽刺小说家，态度比较冷静客观，因此反觉得周围出现的愚昧懦弱和贪官渎职种种情形，倒是个“静观其趣”的机会，再也生不起气来。如果我们拿李宝嘉作品最精彩的地方来衡量，他表现滑稽突梯的能力，传统文学中鲜有人能望其项背。《官场现形记》和《文明小史》篇幅较长的情节中，常见一些吊儿郎当的喜剧角色穿插在与国事攸关的场面中。李宝嘉讽喻的用意也就不难明白：清廷的腐败无能，确已到了无可救药的程度。拿国家大事来开玩笑（虽然仅是缩影），吴敬梓即使敢冒不韪也写不出来，因为他所关心的事情与李宝嘉截然不同。
李宝嘉心仪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因此自己作品的结构也是一线牵成的散章。吴沃尧就不同。在他最出名的几部著作里，我们可以看出他在小说形式上勇于实验的精神。他真的下过工夫去追求一贯的叙事结构。就拿代表作《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来说罢。这小说他经营多年，成就也高：这是所有晚清小说中结构层次最复杂而又最耐读的一本。除了刘鹗的《老残游记》，同期的小说中要举出凡治中国文史的人该念的小说，就是《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了。读过清代以前几本大小说的人，已看了不少传统中国社会百孔千疮的地方。吴沃尧的小说，会让读者看到更多可怕的事实。
《怪现状》是本以第一人称叙事的对话体小说。主人翁自号九死一生，书开始时是个十五、六岁的孤儿，父亲死后，与寡母相依为命。他父亲给他的遗产不薄，不幸处处为自己的亲伯父所骗。一直照顾他的倒是同窗学友吴继之和其他朋友。此小说所录的“怪现状”，若不是九死一生自己亲眼看到的，就是听来的故事。以少年长大成人的经验为主题的小说，在西方叫Bildungsroman，而九死一生身经各种奇遇，也确与狄更斯笔下的Nicholas Nickleby相似。九死一生在书中时见向家人或朋友求援。他心中明白所交往的人中，有不少是属于“魑魅魍魉”类的——欺诈、贪婪、好色。可是他居然一一逃过各种大难。二十年来他把所见所闻作了笔记。他受伯父和其他人欺凌的经验，使他也学乖了，因此跟坏人交往时，晓得处处提防。在这意识来讲，《怪现状》不仅是主角人物趋向成熟与日后看穿世情的心理历程，同时也是一本有关“蛇虫鼠蚁、豺狼虎豹、魑魅魍魉”恶行状的记录。
一般论者多以为此小说不过是稀奇古怪或骇人听闻故事的大杂碎而已。这看法有点偏差。书中所记的笑话丑闻通常都是在主角与人聊天时出现的，多彩多姿是毫无疑问了，但对整部小说的感染力却没有什么帮助。作者最能吸引我们的地方是有关九死一生遭遇的描述，或是他旅行到各地方时所见到的人物，再不然就是主角为了私人或别的原因憎恨的对象。作者有办法使我们全神贯注，当然拜其生花妙笔之赐，但另一个因素同样重要：他对这道德问题反应态度极其诚恳。九死一生对上海以外大城市的印象，也是写得有声有色。他初访一地——无论是苏州、香港或北京，必以清心直说的态度，把街头所闻所见的大千世界，一一记录下来，连颜色、气味和声音都不放过。这种巨细无遗的白描功夫，传统小说中难得一见。
《怪现状》虽贯串了不少讽刺性的插曲，但其主题却是沉郁的，不是喜剧性的。作者着力要写的，是以家庭为中心的中国传统社会。他在官场或商场所见的怪状，固然令他恶心（有时也觉得好笑），但最令他震惊的却是这些官商在家中的作为。前面说过，吴沃尧奉信儒家的伦理关系，他当然相信以家庭作基本单位的社会组织，加上西方文明思想的洗礼，是维持儒家美德和避免家庭纠纷最妥善的方法。第一○一回中的王医生这么对九死一生说：
所以我五个小儿，没有一个在身边；他们经商的经商，处馆的处馆；虽是娶了儿媳，我却叫他们连媳妇儿带了去。我一个人在上海，逍遥自在，何等快活；他们或者一年来看我一两趟，见了面，那种亲热要好孝顺的劲儿，说也说不出来。平心而论，那倒是他们的天性了。
就九死一生所处的时代而言，这不啻是石破天惊之论。即使在今时今日，还有不少中国人向往于“四代同堂”的传统生活。吴沃尧的儒家道德观，看似近乎顽固，但他可能是历史上第一个发这种论调的中国小说家：四代同堂的家庭生活，绝不可能过得和谐。如果我们说《金瓶梅》和《红楼梦》所描写的大家庭不能视作典型，此说就不能用于《怪现状》了，因为吴沃尧在书中所举的例子，上至名公巨卿，下至贩夫走卒，都是一丘之貉。妻妾争风，可引为笑谈，《怪现状》所录，却不限于此，吴沃尧对中国旧家庭制度之深恶痛绝，可从书中无数的例子看出来。譬如说新寡妇强迫丈夫小妾自尽。哥哥迫弟弟寻死，好把弟媳卖给妓院。浪子劫父亲，有意纵火烧家园。为了让儿子固穷，一个盐商的小妾在丈夫死后不久就将儿子捉将官里，控其不孝。寡妇迫害儿媳，用铁水烟筒毒打自己的儿子，直至头破血流为止。一个赖孙子过活的祖父，受尽当了大官的孙子折磨，须发长满了虱子，吃的是残羹冷饭。一个名叫苟才的满洲官员虐待儿媳，儿子痛不堪言，抱病而死。做公公的这时向媳妇跪下，要求她答应做他上司的妾侍，好让自己升官发财。不料苟才的另一个儿子与老头子一个妾侍搭上，慢慢将他毒死。看了这一○八回的《怪现状》（苟才初次在第四回露面，到一○一回才死），我们有绝对信心地说，在吴沃尧出现以前，没有一部中国小说描写道德沦亡的范围能及得上他这部杰作的。也没有一部小说让我们看到这么多丧心病狂的男女，刻意地要毁灭自己最亲近的人，摧残善良人性的每一种情感。Roy对《金瓶梅》的看法，其实用来描写《怪现状》更为贴切：“这是对道德败坏社会最有力同时也是最不留情的控诉！”（注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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