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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小说、美国评论家——有关结构、传统和讽刺小说的联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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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5:2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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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46页。）吴沃尧的前辈没有做到这一点。他的同辈的小说家也没有做过这么强烈的控诉。
《怪现状》是“文人小说”传统最后一次开花结果的作品。书中凡描写主角家居生活及与三五知己品茗谈心的细节，笔法细腻隽永，发人幽思。这是文人小说的特色，也是这小说的精神支架，如果把这些段落删去，那么九死一生所处的世界，实在荒凉得太可怕了。围绕着主角小圈子的好友，都是善良、仁慈、明事理和有教养的，也是作者乐于多见的人物。他们在书中的作用有两种。一是读者可以模仿认同的善良人性的代表；二是作者可以通过他们表现自己对传统文学与文化的爱慕与认识，进而透露他改革社会的见解和对国事的关心。不难预料的是，书中着墨最多的一种改革，就是传统的家庭组织。
我在上面对《怪现状》所作的扼要介绍和讨论，无非是想说明这固然是受《儒林外史》影响而产生的讽刺和谴责小说，但同时也是一本受《红楼梦》和《镜花缘》影响的人情小说（domestic novel）和对话体小说（conversational novel）。《金瓶梅》的影子也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吴沃尧用了不少篇幅大力描写家庭的纠纷和败落。以成就较高的清代小说家而论，Harold Bloom所言的“受前人影响所生的焦虑”（anxiety of influence）显然不可同日而语。晚清小说不绝如缕的多面性辉煌成就，正是拜《儒林外史》和《红楼梦》影响的结果。没有《红楼梦》的催生，说不定就没有文康的《儿女英雄传》和韩子云的《海上花列传》传世，曹雪芹对此二书的影响是一定可以肯定的，虽然文康和韩子云的创作才华“别具一格”。以纯小说艺术而论，《海上花》的技巧在许多方面比《红楼梦》尤胜一筹。引用一个研究《海上花》专家的话：“这是中国第一本‘纯戏剧化小说’”（注：引自郑绪雷Stephen H.L.Cheng 1979年哈佛大学博士论文，“Flowers of Shanghai and the Late-Ching Courtesan-Novel,171—172页；“根据Percy Lubbock的意见，够得上‘纯戏剧化小说’资格的，只有Henry James 1899年出版的小说“The Awkward Age”。也就是说比《海上花列传》晚出现了五年。这是令我们极感诧异的事，因为我们知道传统中国小说作者都有夫子自道的习惯，动不动就‘闲话’一番”。）。拿相同的角度去看，李宝嘉和吴沃尧虽受了《儒林外史》的影响，可是他们作品与吴敬梓大异其趣，而且在不少方面可说青出于蓝。《怪现状》就比《儒林外史》更能震人心弦，也是一部更优秀的小说。吴沃尧花在此小说的心血和时间比吴敬梓多。再说，他说话的自由也不是吴敬梓那个时期可以享受到的。吴沃尧的精神面貌和所处的时代接近我们多了。
我选了李渔和吴沃尧的作品来讨论，意在阐明一个重点。那就是：即使传统中国文化中有若干部分我们不能清晰了解，在研究中国小说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也有许多有利条件。几百年来，明清的大小说家的观点不是越来越跟我们接近么？除了《三国演义》因其题材与所描写的时代是个特殊例子外，其他五本经典小说无不一一显露出对中国传统生活某些面貌的焦虑与不安。我们因此不必羡慕金圣叹或张竹坡等人的特殊地位，更不必因我们的“读法”不及他们细致而难过。与他们同期的李渔，作品不是再浅显不过，再风趣不过么？比起金张二人来，李渔的批评眼光（虽然他不论小说），更见深锐独到。无他，李渔的脑筋比他们清楚，思想比他们接近现代。
我们作为中国文学专家的立场因此再也清楚不过了。西方文化对我们的影响，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对传统中国社会与思想若干“封建”部分，无法热烈反应。但我们却可与那些态度虔诚、立场严肃的小说家“神交”一番，虽然我们所处时代不同，而在专制的帝皇统治下，他们也不能畅所欲言的批评他们的社会和政府。中国小说家要等到晚清才享受到这种运气。由于传统小说到了清代已转了型，走上讽刺的路子，也许我们可以这么说：除了为了教学的方便外，我们大可不必把中国白话小说分成“传统”和“现代”两部分。原因是：这种相似的讽刺精神，薪火相传，由五四期间的小说家继承了下来。我相信，如果中国大陆的作家能够有畅所欲言的自由，这种讽刺的传统一定也会在那儿开花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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