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近年来的文学期刊研究常常和“公共空间”理论结合在一起。在这样的思路下，像《现代》杂志这样的文学期刊其倾向总是被简单归结为“去政治化”，从而被视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空间”。但是，通过对刊物宗旨、编辑方针、作家群落、批评实践等方面的研究可知，在左翼与右翼之外建构文化场域是《现代》的现实生存策略，在“去政治化”的表层之下隐藏着的“文化政治”才是《现代》杂志基本立场所在，从而认为《现代》杂志摸索出了政治与文学潜在的曲折的结合这一不发达国家特有的文学范型。

关键词：《现代》；文化场域；文化政治

近年来，随着“公共空间”理论的大行其时，有关报刊杂志的研究渐成学界热点。按照哈贝马斯的观点，诸如报刊、出版社、咖啡馆、戏院等公共媒介／场所，作为现代“公民社会”诞生的制度性条件，以制造与国家相对抗的“公众舆论”的方式，在西方社会的现代转型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而中国自晚清以来，类似的公共媒介／场所，至少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中已初具规模，那么，它们在中国社会的变迁中是否发挥了作用呢？又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是否可以概括为西方意义上的“公共空间”呢？
作为20 世纪中国文学期刊群落中相当引人注目的一种，《现代》杂志常常被搁置在上述思路下进行考察，也常常被当作“公共空间”在文学杂志中存在的例证而被引用——众说纷纭的“现代”指向，众声喧哗的文学空间，庞杂而难以简单归类的作者群落??，这一切，显然与“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学期刊如《小说月报》、《创造季刊》等，颇有差异。新文学发端之初，新文学期刊大多建立在“同人”的立场上，建立在较为整齐划一的理论与创作面目上；这几乎构成了我们对于新文学期刊的基本认知，也构成了新文学期刊其“现代性”指向最初得以阐释的起点。而创办于1932 年的《现代》，某种程度上似乎打破了这种逐渐定型了的“现代文学”期刊形象，取而代之的更多是一种因声音的嘈杂而导致的立场的多元，是鲜明的商业运作而产生的思想的暧昧。可以说，在不算太厚的6 卷中，《现代》制造了一种从立场、内涵到边界都与原先的新文学期刊迥然不同的差异性。
差异性一旦产生，当然就富有争议。有意思的是，文学史家最初对于《现代》的这种因众声喧哗而带来的暧昧面目是持一种保留、质疑及评判的态度的[1]；然而，到了上世纪90 年代以后的文学史家的眼中，这种暧昧性却更多作为现代文学史上难得的带有多元性的文化／文学空间，而受到了某种首肯[2]。然而，无论批评还是首肯，耐人寻味的是，他们对于《现代》“暧昧性”的指认却往往都搁置在“去政治化”的文化背景下。也就是，《现代》总是被看作是一份自觉地远离30 年代政治现实的纯粹文学期刊。由此，在对《现代》的评价上，就形成了一种简单而实用的思维方式：如果说文学期刊能够提供一种具有多种声音的“公共空间”的话，那么它更多是建立在文学期刊消解并放弃其自身政治使命的格局下的。那么，是否可以说这种“公共空间”的“去政治化”才是体现了不发达国家文化产品特殊的处境与可能的追求，从而区别于西方意义上那种与政治直接对抗的“公共空间”？对于文学期刊这样特殊的文化产品来说，政治性、公共性及个人性这三者的关系，是否真的如此明了呢？
在这样的问题意识下，《现代》有必要被重新解读。
非同人化：“左翼”／“右翼”之外的文化场域

李欧梵的《“批评空间”的开创》一文，在很大程度上，展示了近年来在“公共空间”理论下研究有关报刊的典型思路。尽管李欧梵不认为20 世纪初的中国形成了西方式的“市民社会”，但他认为，中国晚清以来的报刊的确开辟了一种“公共空间”，其基本特征是，“它不再是朝廷法令或官场消息的传达工具，而逐渐演变成为一种官场以外的‘社会’声音”。在他看来，尽管中国近代以来可能不存在完整意义上的哈贝马斯式的“公民社会”，但是，并不缺乏“构成公民社会的种种制度上的先决条件”，由报刊开创的“各种新的文化和政治批评的‘公共空间’”，即可视为一种明证。但是，上个世纪30 年代之后，由于政治干预的出现，导致“公共空间”缩小甚至消失[3]。
李欧梵的这种“公共空间”理解，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具体要件：首先，强调不能将西方的“公共空间”理论简单套用到中国，而更注意中国的现实／文化的特殊性；其次，强调中国的“公共空间”的诞生仍然源自于官方／社会、法令／舆论之间的对峙，体现为不同于官方一元声音的民间意志的多元化；再次，“公共空间”的变质甚至消失，与现实政治的压制以及由这种压制内化成的知识分子的政治回避自觉有着莫大的关系。
这样的“公共空间”理解，从表面上看，相当注重照顾中国国情，但从其内部来看，依然包含着一种难以调解的深层矛盾，即，如果说在近现代报刊中果然存在着中国式的“公共空间”的话，那么，仍然用国家／（市民）社会、政治／民意这样西方化的二元对峙模式去理解中国的“公共空间”的内涵，用单一的似乎可以抽取出来的“政治”的宽松／严酷去解释“公共空间”的出现、运行与消亡，是否过于简单了？至少，“公共空间”概念“无论从逻辑上还是从历史上讲，西方近代以来逐渐形成的国家／（市民）社会二元对峙的格局都是其存在的前提，但这种清晰的分化在中国一直没有出现，反而总是陷于哈贝马斯所担心的国家社会化／社会国家化相互混杂的困境之中”[4]。置身于这样的前提下，对《现代》杂志的解读显然就应该回到历史语境，应该在一定程度上质疑／撇开现成的“公共空间”理论的情形下进行。
从文学生产的角度来说，刊物并不是一个单纯的静态的文学作品集合物，很大程度上，它应该是交汇着资本、知识与市场等各种力量的特定文化场域[5]，因而，要确认《现代》的基本立场，显然就必须将其放到特定的文学生产流程中去，通过把握其背后的发动、制约或遮蔽其显现的各
种隐性因素，其相对真实的价值追求和美学指向才能流露出来。
在此前提下，重新解读《前锋月刊》的诞生与运行就成为我们进入《现代》必要路径。在《现代》诞生之前，现代书局老板张静庐有过一些关于刊物定位的说法常常被人引用，值得引起注意：
从《拓荒者》到《前锋月刊》，两个刊物的兴衰，使现代书局在名誉上和经济上都受到损害。淞沪战争结束以后，张静庐急于要办一个文艺刊物，借以复兴书局的地位和营业。他理想中有三个原则（一）不再出左翼刊物，（二）不再出国民党御用刊物，（三）争取时间，在上海一切文艺刊物都因战事而停刊的真空期间，出版一个刊物。[6]
在这种说法中，可以看出，《现代》的创办初衷是建立在现代书局曾经有过的经验教训基础上的。在《拓荒者》和《前锋月刊》身上，无疑可以看到中国上世纪30 年代两种最主要的政治势力对于文学传媒的渗透和控制，也可以看到这两种看起来面目殊异的刊物最终殊途同归的命运。
《拓荒者》刊载的作品往往是政治意味大于文学意味的作品，是与统治当局针锋相对的“革命文学话语”。《拓荒者》被当局查禁，应该是两种不同的政党政治之间的较量，尽管两者并不处在同一权力层面上。如果要引进哈贝马斯的有关理论的话，像《拓荒者》这样与现实政治直接对抗的刊物倒很有资格被看作是一种“公共空间”，尽管也许其中只蕴含了一种过于单一的政党政治的声音，还不能算真正具有舆论多元性，但是，其被查禁的命运，却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对于中国这样的不发达国家来说，由于现实政治权力可以直接干预文学期刊的运行，那些具有政治对抗性的有点类似于西方的“公共空间”可能拥有的，却是短暂而多舛的命运。因而，也可以说，它们可能发挥的作用是相当有限的，至少不像它们的西方同类那么大。
而《前锋月刊》的垮台，则进一步说明，并不是所有的现代文学期刊都能参与到“公共空间”的建构。作为官方声音在另一种途径中的发挥，《前锋月刊》更多体现的是统治当局的意志，它的形象是如此直露无遗，它的声音是如此单调乏味，以至于统治当局对它从政策、资金到人员方面的全方位支撑并不能延长它苟延残喘的命运。《前锋月刊》的没落，可以说是在另一个方向上说明了，尽管拥有现实权力的政党可以全方位的扶持文学期刊，但这并不是一个文学期刊因此拥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根本原因。
由此，左联创办的《拓荒者》和国民党中宣部创办的右翼刊物《前锋月刊》的昙花一现，以极端的方式指认出了当时中国的现实语境，那就是，在上世纪30 年代的中国，与政治关系较为密切的文学期刊——无论是直接对抗现实政治还是成为当局意识形态传声筒，都是脆弱的、短命的，因而影响也是有限的。要想创办一个能得到各方面认可（包括左翼和右翼）的文学期刊，就必须在“左翼”与“右翼”这样的明确政治倾向设定之外，寻找刊物新的生存空间。在这个层面上可以看出，在不发达国家特有的严酷的政治高压格局下，利用公共媒介直接发出具有对抗性质的他者之音的可能性几乎被现实政治全然扼杀，因而，那种与现实政治的直接对抗的“公共空间”，对于张静庐来说，应该是竭力避免的，他更多是以能够为现实政治所接受的方式来设计《现代》的雏形的。可以说，《现代》所开辟的言说空间，自诞生起，就打上了不发达国家特有的现实烙印，显然不能简单的用西方意义上的“公共空间”理论来加以套用。
这样的话，有一个问题就会油然而生：在此基础上创办的《现代》是否是全然避开现实政治因素的？如果不是，它是否存在着不同于西方的“公共空间”的其他文化场域的建构可能呢？
作为《现代》主要操盘手，施蛰存在刊物诞生及运行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现代》的创刊号上，施蛰存自己撰写的《创刊宣言》似乎可以看作是对张静庐刊物定位的一种呼应，进而也可说是其说法的一种有力补充。而这，也常常被视为奠定《现代》基本面貌的主要文献：
因为不是同人杂志，故本志并不预备造成任何一种文学上的思潮，主义，或党派。因为不是同人杂志，故本志希望能得到中国全体作家的协助，给全体的文学嗜好者一个适当的贡献。因为不是同人杂志，故本志所刊载的文章，只依照着编者个人的主观为标准。至于这个标准，当然是属于文学作品的本身价值方面的。
在这篇《创刊宣言》中，施蛰存相当明确地作了期刊立场的说明，在趣味上，将《现代》与某种具有统一性的思潮／主义／党派／同人划清了界限，更强调刊物的“个人主观性”；在作品的遴选标准上，则力主“文学作品的本身价值”。在有的评论者看来，施蛰存的这种定位可以归咎一种“个人性”与“边缘性”的结合，是自觉地与主流意识形态相疏离[7]。但我以为，施蛰存的这种撇清并不能简单地从字面进行解释，如果搁置在“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生产流程中，会感觉到其明显的现实针对性——那就是对“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文学”期刊运作模式的不满。在“现代文学”的草创时期，“同人杂志”曾经一枝独秀，在社会的现代转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同人杂志’已超越一般意义上的大众传媒，而兼及社会团体的动员与组织功能”，某种程度上，成为“带有明显政治倾向的‘文化团体’”[8]。可以说，正是“同人杂志”与政治相当自觉的结盟，正是它建立在同人基础上的排除异己的绝对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立场[9]，使得它的影响往往超出了文学史／思想史，而成为一股可以直接推动社会变革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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