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参加这场论辩的几位主要人物，都是彼此有了解的，双方的文章措辞，尽管有非常尖刻的地方，但还是作为一种文艺思想来讨论。许多重要文章，都是先经对方看过，然后送到我这里来。鲁迅最初没有公开表示意见，可以是几乎每一篇文章，他都是在印出以前看过。最后他写了总结性的《论“第三种人”》，也是先给苏汶看
过，由苏汶交给我的。这个情况，可见当时党及其文艺理论家，并不把这件事作为敌我矛盾处理。[22]
在施蛰存的回忆中，可以看到，尽管在这场论争中，他本人并没有明确表达自己的倾向，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就游离于论争之外。事实上，这场论争之所以能够发动起来，又之所以能让论争的双方袒露己见，与施蛰存有着莫大的关系。利用《现代》这一有着特殊内涵的文化场域，施蛰存设计了一种开放的文学论争模式，透明，公开并且严守中立，并不因为自己与杜衡的私谊而有所偏袒。而这种情形的出现，很大程度上，就是呼应了他的回归文学本身的理念，可以用《创刊宣言》中“凡文学的领域，即本志的领域”这样宽松平和的大文学观来加以解释的。假如了解上世纪30年代之后许多夹杂着鲜明政治倾向的文学论争往往会因为现实政治势力的介入而蜕化为一种人生迫害的话，那么，大概也能领悟到施蛰存这种严守中立的编辑立场，多多少少构成了对政治高压语境下那种消弥了现实／文学界限的文学论争方式的反拨，借助于“文学”这一屏障的掩护，更借助于《现代》这样“灰色”面目的杂志与施蛰存这样相对客观的文学编辑，左翼政治观念得以借鸡生蛋，以未被妖魔化或有意误读的形态出现在世人面前。因而，对于这场论争来说，也许论争的结果不是那么太重要的，更重要的是《现代》也许是在实践的层面探索了文学与政治曲线衔接的可能方式，暗示了政治必须是文学的才能昭然于世；而文学必须是政治的，才更契合中国现实——尽管这场论争的实质却是“文艺自由”与“文艺上的干涉主义”两方的水火不相容。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施蛰存本人的确没有直接介入现实政治，但是他设计的《现代》这一文化场域，却以立足于“文学”的方式微妙的介入了现实政治的建构。
更能体现《现代》这一文化场域特性的，是《现代》上的文学批评。由于宣称对全体作家开放，《现代》所发表的创作,总体而言，是多元而流动的，很难用一种大而化之的方式加以概括。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无法把握刊物着力营造的总体创作倾向，从第1 卷4 期开始出现的“书评”，某种程度上，却为我们开辟了一条相对另类却很有效的进入通道，得以窥视刊物相对固定的文学评判立场：
中国的出版界这样芜杂，文学的评判又这样的纷乱，对于新出的文学书，给以批评，为读者之参考或指南，我以为倒是目下第一件需要的工作……为要求统一起见，这一栏中的文章是不署名的。一切责任由我代表《现代》杂志社来负担了。[23]
如果说《现代》在文学价值指向上还存在着一点“统一”野心的话，那么“书评”这样不起眼的栏目显然就成为安放这点小小野心的最好的角落。关于这一点，编者显然是毫不避讳的。那么，《现代》的文学评判标准到底是“统一”在哪里的呢？
严格的说，《复仇》里外所表现的“人类共有的悲哀”，有许多实际上却偏偏是“中国人所万万不会有的悲哀”……巴金先生要写人类的痛苦，却放过了自己（自己国人）切身所感到的痛苦而只搬演了一些和国人痛痒不相关的故事，其动人的力量自然要蒙着一层阻碍了。巴金先生固然是能够苦人类之所苦，而读者却往往要求作者能说出他们自己所能体会到的苦痛来。
显然的，近年来的新文学是多量的吸收到西洋文学的影响的。但是我们所应该吸收的，是西洋文学的技巧，而不是要把他们底内容和情绪都完全照原样的搬到中国来。[24]
立足于现实，立足于不发达国家的特殊国情，构成了文学批评的首要前提。在此前提下，像巴金创作的哪怕是具有深切苦痛的作品，也会因为其浓郁的异域色彩而受到指责——“人类共有的悲哀”不再成为一种人类性的标尺，或者作为超越了民族、地域和文化局限的结果被看待，而更多被视为是逃避现实、放弃文学者现实责任感的一种不应有的缺陷了。批评者那种类似于弗里德里克·詹姆逊所言的不发达国家文学者气质而非文学自身要求的意识，成为主导文学批评的基本内涵。其次，在批评标尺的设置上，“进步”成为批评家们的首选：
然而总括说，纵然有一些小毛病，《路》还不失为一部进步的作品，在作家个人，也在整个的国内文坛。[25]
那么，“进步”的具体内涵是什么呢？
《田野的风》是蒋光慈先生最后的一部作品，同时也可以说是他最进步的作品。一想贯穿在蒋先生的作品里的，恋爱与革命互为经纬的写法，在《田野的风》里是不用了。这里面虽然也有男女的琐事，可是只占据了一个极不重要的位置，而且没有结束。大体上，作者是直接的写了斗争的生活。[26]
很显然，假如以此为个案来缕析“进步”，那么，可以清楚地看到，“进步”与“恋爱”等私人生活无涉，“进步”指向的是“革命”，是“斗争的生活”。当“进步”是以这样的内涵成为批评家们评判作品价值高下的主要尺度的时候，可以看到，至少在内容层面上，批评家们还是相当强调作品的现实力量的，主张文学作品要能够引导现实生活的，“左翼”政治在这里成为批评家们有意汲取的理论资源。
但正如前文所言，直面现实也好，左翼政治也好，从来不可能直接成为《现代》可以不假思索使用的资源。事实上，在实际操作中，他们可以一方面首肯“进步”之于文学批评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却又对“进步”得以附着的“左翼”革命实践颇有微词，因而保持着一种清醒的距离：
蒋光慈先生的死，纵然是平凡的死，也应当是左翼文坛的一个重大的损失。我们只要看，左翼文坛截到现在为止，还只产生着一些似是而非的作家，有气没力的作品，甚至连蒋光慈这一点成就都赶不上，至于宣传的效能，那是更不必说。然而左翼文坛的是把蒋光慈先生忘记了。[27]
通过剥离左翼文坛与革命文学主将的蒋光慈的关系，批评家们实际上将他们所认同的“进步”与作为现实存在物的“进步”划分了开来，在现实生活中，那个寄寓了现实的血雨腥风的“左翼”及其实践层面上的“进步”，是他们并不怎么认同的；而那个融化在蒋光慈作品中的，表现在文学层面上的作为一种与现实决不妥协的精神的“进步”，却是博得了他们的首肯的。不发达国家可能拥有的文化政治式的介入现实的方式，便以这样的形式又一次表现出来。
在处理上世纪30 年代特有的文学事件上，《现代》那种不同于西方的“公共空间”的不发达国家文化场域的特性，亦是保持得相当完整。
1933 年2 月，鲁迅为柔石等左联五烈士牺牲两周年而写下了《为了忘却的记念》，在被数处拒绝之后，辗转来到了施蛰存手中，并经其手发表于第2 卷第6 期的《现代》。在冒风险发表此文的过程中，《现代》特有的文化底线表现得相当彻底：
考虑了两三天，才决定发表，理由是（一）舍不得鲁迅这篇异乎寻常的杰作被扼杀，或被别的刊物取得发表的荣誉。（二）经仔细研究，这篇文章没有直接犯禁的语句，在租界里发表，顶不上什么大罪名。[28]
《为了忘却的记念》尽管有着明显的现实针对性，但在编者的眼中，其文学性的一面首先得到了关注：对现实政治的反抗是否是直接的，是否是有文学价值的，在此基础上才形成了是否要发表的斟酌结果。这无疑再一次印证了，《现代》尽管从表面上看是谨小慎微的，但并非是全然去政治化的，政治性的内涵那怕是被统治当局所镇压的异端政治诉求仍然存在着被容忍、被接纳的可能性，而这则要取决于这种政治性的诉求是否能和文学性的规范致密的缝合在一起，产生出文学杰作。《现代》由文学立场进而建立起政治立场的思路，应该是相当清晰的。
在处理丁玲失踪事件以及法国著名的左翼作家伐扬·古久列访沪事件的时候，《现代》基本上遵循了上述原则，从而一方面似游离于现实政治之外，另一方面却又相当深刻地以自己的方式介入了现实政治。施蛰存曾经这样总结《现代》与众不同的刊物姿态：
我们深信文艺的最大功效，就不过是这一点点刺激和兴奋。所以，一年以来，我们从不愿意作过分的夸张，以为号召读者的宣传。我们愿意尽了一个文艺杂志所能做的革命工作，但我们不肯虚张声势，把整个革命工作放在文艺杂志的目标上以欺骗读者，而结果是既没有革命，也并不成为文艺。[29]
在不发达国家政治高压所形成的逼仄生存空间里，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大概只能是这样相互依存并又相互克服吧。
以退居文学的非同人化方式进入现实，以自觉的边缘化的姿态保持“进步”，以去政治化的立场言说政治，《现代》相当淋漓尽致的展现了不发达国家文学／文学期刊所能拥有的文化场域与所能提供的回应现实的方式。或许它并不像西方意义上的“公共空间”那样尖锐、有力，可以在社会转型中直接发挥自己的力量，但并不能说，这种相对中庸的文化场域就是不需要的，无用的——当那些类似于西方“公共空间”的左翼期刊被现实政治之手迅速扼杀的时候，你会发现，中庸其实本身就以其坚韧与包容，锻造出了一种不能被忽视的异质之音，虽不强悍，却足够绵长。可以说，正是建立在这种中庸之上，围绕着《现代》的各种文学实践，尽管不一定适合用弗里德里克·詹姆逊关于第三世界国家文学的断语去加以解释，但至少，《现代》并不能够被简单地称为是建立在去政治化基础上的单一追求现代派趣味的纯文学期刊，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开辟了可以收容包括左翼政治在内的多元声音的文化场域，并以文学与政治潜在的曲折结合创造了不发达国家可能的文学范型。

注释：
[1]胡风：《粉饰、歪曲、铁一般的事实》，《文学月报》1932 年12 月15 日。
[2]张芙鸣：《个人经验与公共世界》，《文艺理论研究》2004 年第3 期。
[3]李欧梵：《“批评空间”的开创》，载王晓明主编《批评空间的开创》，东方出版中心1998 年版，第101—102 页。
[4]刘震：《〈新青年〉与“公共空间”》，载程光炜主编《大众媒介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7 页。
[5]用“文化场域”而不用“公共空间”，是希望说明《现代》至少在施蛰存时期，其自我定位及内涵是有别于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空间”理论的。
[6]施蛰存：《我和现代书局》，《北山散文集（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年版，第324 页。
[7]张芙鸣：《个人经验与公共世界》，《文艺理论研究》2004 年第3 期。
[8]陈平原：《思想史视野中的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 年第3 期。
[9][10]王晓明：《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批评空间的开创》，东方出版中心1998 年版，第186-202 页。
[11]刘震：《〈新青年〉与“公共空间”》，第97 页。
[12]施蛰存有这样的回忆：“现代书局老板的想法要使《现代》杂志与政治没有任何瓜葛及没有风险，我则主张不能成为政治党派的小集团式的同仁帮派杂志，我特别强调‘不是同人杂志’，《现代》是一本‘普通的文学杂志’。”参见林祥主编《世纪老人的话——施蛰存卷》（沈建中采访），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 年版，第43 页。
[13]参见施蛰存《浮生杂咏·六十三》，《沙上的脚迹》，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 年版。
[14]《编辑座谈》，《现代》第1 卷第6 期，第86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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