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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场域、左翼政治与自由主义——重识《现代》杂志的基本立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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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5:3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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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尽管如此，与政治结盟的“同人杂志”仍然潜藏着一种危险，这就是“一旦成为‘团体’或‘准团体’，杂志的个人色彩以及主编的控制能力，必然明显下降”[10]；更关键的是，刊物可能进一步沦为某一种具体政治势力的直接传声筒而导致其文化影响力日益萎缩，这一点，在《新青年》上体现得最为明显[11]。如果说在社会／文化变革时代，这种“同人杂志”孤标独格排斥异己的极端姿态，有其现实存在的合理性的话，那么，到了上世纪30 年代，施蛰存将《现代》从“同人杂志”的行列里打捞出来，并与之划清界限，就应该被视为是编者审时度势，重新确立刊物立场的一种举动。在反“同人杂志”的行为中，包含着编者企图摆脱“五四”以来“现代文学”期刊过于依赖同人，从而逐步丧失“个人”性而直接走向党派／政治的窠臼。可以说，施蛰存在这里警惕的，首先是“同人”，其次才是由“同人”而导致的“政治”。之所以这么说，其前提在于，“同人”思想立场／政治面貌的相近，很容易形成一元声音，进而形成一种“党派”。如果说施蛰存在文章中的确流露出远离政治的意识的话，那么，更确切的说，他远离的是那种只有“同人”而排斥其他声音存在的较为极端的“小集团”／党派政治。
在这个层面上，施蛰存的想法和张静庐是求同存异的。大致相同的是，在他们的视野中，未来的文学期刊无疑应该是需要排斥同人／党派的；但有分歧的是，张静庐对同人／党派的排斥则是力避刊物直接介入现实政治，反对刊物具有任何明显的政治倾向；施蛰存在一定程度上置换了对同人／党派的排斥的具体内涵，将这种排斥理解为杜绝刊物上有可能出现的一元化的专制声音，强调刊物应该成为具有多元价值追求的文化场域，而这些价值追求的具体内涵、倾向是什么，施蛰存实际上是避而不谈的。由此可以看出，张、施两人对于刊物如何反同人／党派，还是存在着相当距离的，而这样的距离施蛰存本人在当时应该说就很清楚[12]。
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在日后执掌《现代》的过程中，施蛰存对《现代》刊物的定位有着不同于“同人杂志”却也不同于张静庐那种彻底“去政治化”的微妙之处。尽管“创刊号集稿时间仅20 余日，不得不邀请水沫同人，分工执笔，以奠基础”，施蛰存在经历了最初的捉襟见肘之后，仍然想办法培植起多元的作者群：“创刊号于三月下旬集稿，仍是同人杂志面目，甚不惬意，幸而张天翼、魏金枝、巴金、瞿秋白诸稿先后寄到……于是此刊同人性大为冲淡，得以新型综合性文学月刊姿态问世。”[13]尽管从组稿／编辑的便利角度来说，如果施蛰存依傍与自己的文学趣味、美学追求更加接近的“水沫”诸人，那么他就能更容易操作这份新创办的文学期刊，但是，施蛰存却偏偏庆幸于他找到了“水沫”以外的更多作者，可以看出，施蛰存一开始就完整的贯彻了自己的办刊初衷，相当清醒、彻底的使《现代》远离了“同人杂志”的运行轨道。有趣的是，像“张天翼、魏金枝、巴金、瞿秋白”等，其实是明显具有“左翼”倾向的作家。这样的作家选择，与张静庐的办刊意图相比，显然是有相当的反差的，甚至是有矛盾的；但是从施蛰存对于刊物的预设立场来说，引入左翼作家，至少可以被看作是他建构具有多元价值指向的文化场域的一种重要策略。偏向左翼，应该是意料之中的，不仅是因为施蛰存等人有过“赤色岁月”，更因为，在他们所瞩目的非同人的文化场域中，“左翼”应该是回应现实生活的重要的一种声音，有了“左翼”的支撑，《现代》才不至于被现实政治高压所钳制而成为屈从的一元。左翼作家的出现，不仅有助于冲淡《现代》的“水沫同人”色彩，更为重要的是使《现代》并不能完全被归于“现代派”一尊，而是具有了某种杂质。当这种杂质恰恰是为现实统治当局所压制的不同政见者的声音的时候，你可以发现，借助于建构具有多元价值指向的文化场域，施蛰存成功的为那个时代的异质声音营造了一个庇护之所，同时也为新生的《现代》寻找到了活力和锐气的来源。
也正因为此，我们才能理解《现代》杂志对于制造一种文学流派为何似乎总是存在一种疑虑和恐惧。在《现代》的运行过程中，在施蛰存的《石秀》等历史小说、“意象抒情诗”发表之后，许多作者揣摩编者的心理，纷纷以“应用古事题材的小说，意象派似的诗”投稿时候，施蛰存非但没有加以鼓励，反而明确予以批评[14]，这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破除了本来可以建立在此基础上的一种更致密的文学流派／社团的产生。如果不是仍和他先前的“非同人杂志”的立场联系起来，如果不把施蛰存认为的单一的同人／党派可能导致的致命缺陷纳入考虑的话，那么，像这样的主动杜绝一种文学流派产生的行为，恐怕是难以令人理解的。但施蛰存宁可因此“扼杀一些优秀的历史小说”[15]而不改初衷，足可以看出，“要《现代》成为中国作家的大集合”这一想法在他心中的分量。
还有一个表明施蛰存贯彻其“非同人杂志”立场的实践例证就是，当第二卷之后，《现代》横生变故，由杜衡与施蛰存合编刊物之时，尽管两人私谊颇好，施蛰存在坚持“非同人杂志”这一点上却丝毫没有让步：
关于《现代》杂志事实上我一人独立只编了第一卷和第二卷，后来现代书局老板要我和杜衡合编《现代》杂志，根据当时情况，我感到杜衡的加入，会使《现代》发生变化，造成被动的不利局面。可张静庐是《现代》杂志的老板，杜衡是我的老朋友，我都不便拒绝，只能从第三卷开始合编，我请他负责小说创作和杂文的编选工作。起初几期没有显著改变，因为我同杜衡有一个私下协定，坚持《现代》杂志的‘创刊宣言’原则，但后来变化就越加明显，编至第五卷后面临各种困境，销路下降，于是我逐渐有所放弃编务，让杜衡独自主持，编至第六卷。[16]
而对于曾经的好友杜衡，多年之后，施蛰存在回忆时仍然颇有微词：
1924 年到1937 年三人（指施蛰存，杜衡和戴望舒，引者按）一直在一起活动。可惜杜衡对政治极敏感，太热衷于从事政治活动，否则凭他有文学创作和编辑的经历，翻译上的造诣，完全能成为一位非常出色文学批评家及理论家。[17]
在杜衡参与编辑《现代》后，刊物日益成为“第三种人”的阵营，其作者队伍、发稿倾向、栏目组织等都逐渐的固定化、明朗化，由此造就的刊物空间当然也就日益逼仄，慢慢开始向施蛰存当初忧虑的“同人杂志”甚至单一的“政治杂志”转化。对此，施蛰存应该是持一种批评态度。而这，也是两人在编辑《现代》时最大的分歧所在[18]。从中可以看到，无论是对于刊物、作者还是编者，从施蛰存的角度来说，他一直是在通过维持刊物的非同人性从而避免刊物沦为现实政治的传声筒或直接对抗现实政治的不同政见者的。“非同人性”进而“非直接政治性”，这应该是施蛰存赋予《现代》的最重要的特征。而《现代》在“对政治极敏感”的杜衡介入之后，其作者群的流失以及销量的滑坡，可以说从一个侧面论证了《现代》在施蛰存时期对刊物的“非同人”定位，自有其不可替代的高明之处；也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不发达国家所可能出现与存活的同时也能发挥文化影响力的刊物，至少不是“对政治极敏感”的杜衡所热衷的那种类型，而可能更接近于施蛰存设计的这种模式。
由此，从《发刊宣言》到实际操作，可说《现代》初步探索了一种较为契合当时中国语境的刊物定位，那就是，既不直接与现实政治同步，也不直接与现实政治对抗，通过强调“非同人”而制造了一种相对富有弹性却又极有包容力的言说空间。这种言说空间与“一元化”、“明晰化”无缘，但其暧昧性却也不能说就是自觉边缘化或非政治性，而是蕴含着相当复杂的价值指向。至于这种复杂性到底如何理解并加以评价，需要进一步解读刊物上的文本及与此相关的事件。
文化政治：“去政治化”背景下的政治诉求
非“同人杂志”的刊物立场设计无疑使《现代》拥有了多元声音表达的可能，但是多元声音是否真正出现在刊物上，或者说，即使出现了，它们是否拥有相似的出现频率因而体现出某种公正性，会不会彼此重叠、冲突甚至彼此消解呢？
回到刊物本身，会发现，《现代》在表层上，的确实现了相当的“众声喧哗”；但是，却并没有出现因多种声音简单叠加／对峙而必然会产生的紊乱感，仍然给人一种有条不紊的整体感。这显然仍是耐人寻味的。
施蛰存在《创刊宣言》中关于刊物定位的第二条意见由此引起了我的关注。在我看来，施蛰存的“非同人”立场不能孤立起来看待，如果说“非同人”更多是以“破”的方式表达了施蛰存力图使《现代》突围的强烈愿望的话，那么，仅仅是“破”，并不足以确立《现代》的基本面貌和特色，也不足以在期刊林立的上世纪30 年代站住脚跟。对《现代》而言，它仍然必须要有正面建构的刊物内涵，才不至于支离破碎。基于这样的考虑，施蛰存在《创刊宣言》提出的立足于“文学作品的本身价值”，就不能被简单的视为是一句大而化之的套话，而似应该被视为在远离同人面目杂志之后，施蛰存对刊物价值取向进行的正面描述。
从施蛰存本人的亲身经历来说，关于“文学作品的本身价值”这样的说法，应该是有着较为惨痛的现实教训之后的思想结晶：
雪峰曾希望我们恢复党的关系，但我们自从“四·一二”事变以后，知道革命不是浪漫主义的行动。我们三人都是独子，多少还有些封建主义的家庭顾虑。再说，在文艺活动方面，也还想保留一些自由主义，不愿受被动的政治约束。[19]
经过了现实血与火的洗礼，在施蛰存的视野中逐步形成的，是那种将文艺从现实政治的约束中分解出来的意识，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回到“文艺本身”。但这里需要厘清的是，所谓回到“文艺本身”，在施蛰存看来，似乎并不意味着简单的逃离，意味着回到“象牙塔”，在他的总结中，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应该这样来理解：
当年《现代》杂志的立场，就是政治上标举左翼，我们都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团员。……在文艺上是自由主义，但并不拒绝左翼作家及作品，因为我们的现代派，就是不采用以前旧的传统。当然我们不接受国民党作家及作品。[20]
在施蛰存看来，文艺和政治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对立关系，左翼和自由主义也并非格格不入，在“不拒绝左翼作家及作品”与“不接受国民党作家及作品”这两点上，文艺与政治两者之间其实实现了某种曲径通幽，当然，施蛰存的态度还是微妙的，谨慎的。但无论如何，所谓“文学作品的自身的价值”其实是有着相当确定的现实内涵的，是对现实政党政治有所选择、有所沉淀的；偏向左翼而非右翼，正是选择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施蛰存有着这样的预设立场，而这种预设立场在前文的分析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出其潜在的巨大作用；但是施蛰存依然清醒的区分了那种建立在政党政治选择基础上的预设立场可以发挥作用的区域，即，在《现代》这一文化场域中，它可能是偏于表层的，是必须服从于深层的“自由主义”的文艺发展需要的。或者说，它要真正成为《现代》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必须进行一种转化，从政治正确的绝对性权威更多转化成一种宽松的文化精神，从必须进行生死抉择的现实政治转化成一种绝不与现实妥协的坚守个人的文化力量。由此，以“文学作品的本身价值”为依归，那种在非同人杂志策略下建立起来的多元文化场域对“左翼政治”的守护与汲取，就不可能是对现实进行的简单的批判或抗议之音，而成为一种内敛但并不单薄的文化政治立场。关于这一非同人刊物的存在策略，施蛰存在一封回答读者的信中说得相当明白：
在目前这情势下，有些文章是不得不含蓄，到并不是故意卖弄机关以图欺骗读者。写文章而不会含蓄，在今日之下所可能遭到的运命，想来你也不至于完全不知道吧。[21]
由此，在我看来，《现代》这种由非同人杂志（向外）与“文学作品的本身价值”（向内）合力形成的文化政治立场，应该是最具有上世纪30 年代中国语境特色的刊物定位；也是我以为《现代》更适合被称为“文化场域”而非政治意味十足的“公共空间”的根本所在。就是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会看到，无论是对于文艺论争、作品评论还是文学事件，《现代》都有着属于自己的参与方式与评价标准。而这是既不同于较为纯粹的左翼期刊，也不同于那些真正试图远离现实政治的唯美型文学期刊的。
从1932 年7 月到11 月，《现代》连续发表了多篇有关“第三种人”的论争文章，其内容涉及文学的社会功用、文学的阶级性及文学家是否有自由等问题。由于论争的双方为苏汶（《现代》第3 卷之后的编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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