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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历史语境”与当今中国文化言说者的基本立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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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5:4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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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成了“你”可以随手取用的资源；另一方面，“你”自身本土文化的唯一性、神圣性和作为“中心”的地位却降低了，那些在“轴心时代”所形成的本土资源面临着在“跨文化历史语境”中被重新解释、重新编码和重新配置的命运。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的老子也在德国现代思想界获得新的生命；而儒家在杜维明先生关于儒学复兴的设计中获得了世界性的配置和阐释。
其四，如果任何文化都承担着对历史之可能性道路和空间的开启——“问道”使命的话，那么，在“跨文化历史语境”中，这种对”历史之可能性道路和空间的开启”，就不能在封闭的、狭隘的环境中进行，而是在这个开放的、充满竞争和冲突的历史语境中进行。在“轴心时代”，一个民族可以将自己封闭起来，拒绝竞争，走孤立存在的道路。但在“跨文化历史语境”中，“你”必然遇到异文化“他者”主体，当然异文化的“他者”也必然遭遇作为异文化主体的“你”，“你”与异文化“他者”共存在，走封闭孤立发展的道路已经不可能。“你”与异文化“他者”之间有交流和融合，但也有竞争和冲突。因此，“跨文化历史语境”是一个竞争的历史语境，交流和竞争、融合和冲突是其基本主题。
其五，在“跨文化历史语境”中，任何文化的发展的立足点都不能简单地放在“传统根基”上，而必须放在“对问题追问的优先性”上，是对“问题的追问”引导人们前进，引导人们探求一种道路，而不是用“传统的神圣”来限定或规范其道路。这样，原来属于“他者”的资源才能被剔除掉其“异己”身份，而被整合于“对问题追问”的公共领域；同时，本土文化资源的“地域局限”也会因“对问题追问的优先性”而被打破，被提升到“世界”的公共领域，从而获得新的生命，并对世界发言。这样，“对问题追问的优先性”原则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间性领域”，一个在话语层面的“边缘结合带”，同时也造就了一批“边缘人”。生活并植根于这“间性领域”或“边缘结合带”，成了“跨文化历史语境”的重要经验。表面上看，这是以失去本土“文化根基”和精神上的流放为代价的，实际上失去的不过是原有“轴心”的封闭性根基的唯一性或单一性而已，而真正获得的不仅包括自身文化疆界的无限扩大，而且使原有自身封闭性根基在新的历史语境中得以重新释义、规定和配置。正是在这样的“边缘结合带”，近代德国从温克尔曼到19世纪的荷尔德林、诺瓦利斯和尼采，都把自己的文化根基扩展到了古希腊，认为自己是古希腊精神的“后裔”，但成就的却是一个个真正的德国现代思想家和诗人。同样，被称做“托尼学说，魏晋文章”的鲁迅先生，也处在这样的“边缘结合带”，这也不妨碍他是中国20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
总之，“轴心时代”结束之后，历史进入了“跨文化交流和冲突的历史语境”，在这个历史语境中，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之间相互遭遇、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形成了普遍的、具有结构性意义的不同文化之间的“交互参照和对话的关系”。就不同文化之间“交互参照和对话”的关系而言，一方面，它以历史的具体存在确定了不同文化之间的“相关性”和相互“交集”；另一方面，这种“交互参照和对话关系”，又折射出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因此，“跨文化历史语境”是比“轴心话语”更巨大的、视野更广阔的意义阐释的话语场所。巴赫金在描述16世纪欧洲复杂的语言交流时曾说：“不同语言之间频繁的相互定位、相互影响和相互澄清，便发生在这个阶段。两种语言直率地、热烈地凝视着对方的面孔，每一种语言都通过另一种语言对自身有了更为清晰的意识，意识到它自己的可能性和局限。” 应该说，自1841年林则徐责成魏源编撰《海国图志》开始，中国文化就卷入到了这个与异文化“他者”之间“相互定位、相互影响和相互澄清”、“相互凝视着对方面孔”，并“通过另一种语言对自身有了更为清晰的意识，意识到它自己的可能性和局限”的“跨文化历史语境”之中。
结论：当今中国文化言说者的立场
如果我们承认自《海国图志》以后，“跨文化历史语境”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化发展之历史河床的基础，中国现代文化受这个历史语境的巨大牵引、规范和模塑的话，那么，我们就能够表述出当今中国文化言说者应采取的基本立场：
第一，自觉地完成从凝滞于自家传统的“轴心话语”立场向“跨文化历史语境”的开放立场的转变，在“跨文化历史语境”的牵引下拓展和阐释出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可能性意义空间”，有效地克服“中体西用”论、“中国文化本位”论、“全盘西化”论以及狭隘的民族主义。近一个世纪来，我们始终力图克服“中体西用”论、“中国文化本位”论却未果，这主要是我们自觉或不自觉地附着于本土文化的“轴心话语”这块故土上不忍离去，也就进入和获得不了“跨文化历史语境”的超越视野。“全盘西化”论其根底也是对“轴心话语”的附着，只是其立足点从本土转向了单一的“彼方”而已。
第二，对“跨文化历史语境”所包蕴的“主体间性”和阐释学对话关系做深湛的理解，以超越中西之间的二元对立、“西方挑战中国应战”的“极性”的思维模式，把本土和异文化“他者”均纳入到“跨文化历史语境”的阐释学对话中。或许有人会反驳说，“跨文化历史语境”中的“主体间性”和阐释学的对话关系只是一种幻想，因为现实是西方强势的“话语霸权”。我的思考是，只要一个民族不被消灭，他的存在就使他居有与其他民族同样的自由主体地位。因此，问题不在于谁拥有“话语霸权”的强势，而在于该民族是否发挥了他的自由主体地位而不被遮蔽或自愿放弃。此间需要的是智慧、创造力和勇气。
第三，过去150年传统中国的本土文化在“跨文化历史语境”巨大而急速的牵引下，经历的主要是传统崩解的痛苦和精神迷失，由于各种力量的掣肘，“跨文化历史语境”所具有的重新解释、重新配置和重新编码的“可能性意义空间”的拓展功能并没有被我们自觉地完全发挥出来，这样，中国现代文化面临着如何将这150年来积累的资源与传统本土文化的资源整合起来艰巨任务，也面临着重建文化身份的课题。可惜的是，直到现在为止，仍然有许多人想当然地认为，重归传统的“轴心话语”才是民族文化身份重建的归路。在此种道路的选择中，隐蔽地存在着这样一种自欺的心理，这就是把“跨文化历史语境”当作别人强加的历史，就像过去150多年来中国所经历的耻辱一样。但这种选择恰恰将自身革除在了正在进行的“跨文化历史语境”之外。这种自我革除所导致的结果是双重失利，即既不能维系传统的“轴心话语”的“本位”地位，也丧失了主动参与“跨文化语境”的主体地位，使自己被牵着鼻子走。
第四，应该清楚地看到，传统中国的本土文化要获得现代意义，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的有效资源，并支持而不是阻碍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那它就必须在“跨文化历史语境”中被重新解释、重新编码和重新配置，方能获得新的意义，也才能摆脱其狭隘的地域性，才能走向世界。在此，我们应该对各种各样新的文化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保持警惕。 上一页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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