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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俗文化的再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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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6:0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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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来，故云‘百姓日用而不知’也。”(21)这些话的要领是在于，百姓日用器物而不知其器物之所以然，只有君子才懂得其中的道理，让平民百姓认识日用器物蕴含之道，是君子教化百姓的使命。历来儒家所提倡的“以礼化俗”、“导德齐礼”等都不外乎阐明这一真谛。
纵观一部思想史，从先秦儒学、汉代经学、魏晋玄学到宋明理学，历代的鸿儒硕学无不从日常生活中阐扬此中的哲理，并从具体的器物层面，上升到抽象的理念，从而创造出中国思想史的一系列概念，如道和器、理和欲、义和利、形上形下等等。其实质就是将伦理观念寓入日用器物之中，将有形可见的器物内化为理性的东西，使之秩序化、信仰化，在这内化的过程中，器物已超越它的使用价值，成为人们沟通道体的媒介。因此形上有外在的形下表现，形下有内在的形上寓义，道器有分，而又无分，促使人们达到道器合一，即道即器的境界，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实践的形上学。在这实践的形上学中，概念的形成不是依靠思辨演绎，而是基于人人可以感受的生活经验，这是中国思想史一系列概念的特征，也是礼和俗进行整合的哲学基础，所以礼俗文化是与西方思想史相区别的中华民族思维方式的成果。
这种思维习惯强调感悟的认知方式，宋明理学认为道器的上下之别，可以用“格物”的方法来贯通，以达到下学上达的功效，朱子认为:“ 盖衣食作息只是物，物之理乃道也。将物便唤做道，则不可。且如这椅子有四只脚，可以坐，此椅之理也。若除去一只脚 ，坐不得，便失其椅之理矣。‘形而上为道，形而下为器。 ’说这形而下之器之中，便有那形而上之道。若便将形而下之器作形而上之道，则不可。且如这个扇子，此物也，便有个扇底道理。扇子是如此做，合当如此用，此便是形而上之理。天地中间，上是天，下是地，中间有许多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人物禽兽，此皆形而下之器也。然这形而下之器之中，便各自有个道理，此便是形而上之道。所谓格物，便是要就这形而下之器，穷得那形而上之道理而已，如何便将形而下之器作形而上之道理得! 饥而食，渴而饮，‘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其所以饮食作息者，皆道之所在也。” (22) 这一番话深入浅出地阐明了格物致知乃是领悟的过程。
日用器物本是人类劳动的生产品，按照人们的意愿，用自然界的原料加工做成适合人们使用的器物，以改善和提高人们的生活，这是社会的文明和生产者聪明才智的表现，就这些成品本身乃是无知无识的客观存在，但在理学家的心目中则赋以道的含义，道是什么，是伦理化的观念，把伦理观念融入生活日用之中，使日用器物伦理化。所谓“理在事中，事不在理外，一物之中，皆具一理。就那物中见得个理，便是上达。”(23) “格物” 即是从普通器物中体认天理人情的无所不在，能体会者即能做到下学上达，这是为学的境界，这就是要有从小处着眼的工夫，一事一物都要仔细琢磨出其中的义理，“日用之间，只在这许多道理里面转，吃饭也在上面，上床也在上面，下床也在上面，脱衣服也在上面，更无些子空阙处。”(24) 能不能有这修养就在于能不能正心诚意，屏除私欲，关于这点朱子在回答问题时作了透彻的说明，记载说:“ 问‘五典之彝，四端之性，推寻根源，既知为我所固有，日用之间，大伦大端，自是不爽，少有差失，只是为私欲所挠，其要在窒欲。’曰:‘有一分私欲，便是有一分见不尽；见有未尽，便胜他私欲不过。若见得脱然透彻，私欲自不能留。大要须是知至，才知至，便到意诚、心正一向去。”(25) 因此强调“圣人千言万语，只是要人收拾得个本心，不要失了。日用间著力屏去私欲，扶持此本心出来。”(26)此种看法在宋明理学中是非常有代表性的， 如果说日用之学在先秦主要是阐明百姓日用中的无知，愚夫愚妇们需要君子去做教化工作，以加强君子的使命感。到宋明理学则明确表白崇天理，灭人欲的宗旨，从吃饭穿衣等日常琐事中调节和克制人有可能产生的各种欲望。服食器用在这些思想家的眼中，不仅是供人温饱，也是实践礼的手段。礼和俗凭借百姓日用之学，相互依存、整合，而致礼俗一体。以意识形态统率生活，教化人们信守伦理规范，这就不仅从法制上也从道义上泯灭不断萌发的生活欲望，这是防范物欲横流，实践礼治的最佳状态。所以在百姓日用之学盛行之处，生活方式的意识形态化成为普遍倾向。
享受生活与人类的生存、发展一样是人类本能的欲望，这可以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也可以滋生罪恶，危害他人和社会，它需要法制和道德的约束，而不是一概禁绝，所以禁欲主义是封建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传统文化模式对个性压抑强度最大的是表现在，意识形态的管制扩大到私人生活的领域，这到程朱的日用之学已发展到极至，所谓“日用之间，莫非天理。”“日用之间，以敬为主。”“敦礼以崇化，日用以成俗。”无不从器用消费、生活行为等方方面面教化民众遵循等级之别。日用器物的制作本是满足人们的发展和享受的欲望，在中国却意识形态化，给以压抑人性的导向。所以崇天理，灭人欲，不仅是哲理的、教育的、法制的观念，又扩展到百姓的生活日用，成为笼罩在民众头上的天罗地网。
这种文化模式，最能适应以小农业生产为基础的自然经济形态，使极端分散的小农户从居家生活就笼罩在同一的伦理政治氛围中，无处没有等差，无处不受到教化。目不识丁的“愚夫愚妇”正是从日常生活中接受伦理思想的影响，世世代代相沿为习，积淀到民族文化心理的最深层，成为群体无意识的自发倾向，任其王朝更迭，风云变幻，生活模式一如既往，这对稳定社会心理，凝聚广土众民的国家起了重要的作用。然而正是这种在各种波澜曲折中得到稳定传承的机制，又导致民族心理承载礼教的重负，使个性压抑达到最大强度。所以生活方式、伦理道德和等级序列三位一体的文化模式，造就了中国的礼俗文化，使得衣食住行，百姓日用高度意识形态化，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结构性的特征。
四、从百姓日用之学中滋生人文启蒙
百姓日用之学虽然维护的是封建伦理，但在发展中又滋生出异己的因素，所以这是一把双刃剑，既有压抑个性的层面，又孕育了人文思想的启蒙因素，从而又淡化了压抑个性的色彩，甚至成为张扬个性的先导。这主要表现在百姓日用之学发展到明后期已越出传统伦理的网罗，萌现出早期启蒙的曙光。
中国的伦理观念是以三纲五常为基础，三纲五常的内核即君臣父子，这是最基本的隶属关系。作为人，不是父即是子，不是君即是臣，不是夫即是妇。在家事父，竭其力尽孝；在外事君，致其身尽忠。忠孝都以绝对服从为天职，只有义务没有权利，违反义务的就是逆子、叛臣，枉为人，直到肉体上灭其人。由君臣父子推演的诸多关系，形成强大的社会关系网，人只有成为一种角色才有其社会价值，重视人的社会性无视自然性，是传统文化对人的观念的一大缺陷。人，本是自然性和社会性的统一，没有人，就没有社会的存在，所以自然性是社会性的基础，而角色是群体性、社会性的观念，“不是人”这一句最厉害的骂人话，用来痛斥不忠不孝之人，是从社会角色意义上开除出人籍，这是道德评判，作为人还是人，还要穿衣吃饭。连孔子、孟子也认为:“ 食、色，性也。”承认人的合理欲望，而灭人欲正是以社会性抹杀自然性，不承认人的自然存在，并上升为“天理”这最高权威来进行终极裁判，从根本上否定人人都有满足生活本能的愿望，这是扼杀人性的理论。
难得可贵的是，百姓日用之学发展到王艮别树一帜，对天理作了重新的解释，他说:“天理者，天然自有之理也。才欲安排如何，便是人欲。”“天性之体， 本是活泼。鸢飞鱼跃，便是此体。”“良知之体，与鸢鱼同一活泼泼地。”这是“自然天则，非人力安排。”“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又说:“ 君子之学以已度人，已之所欲，则人之所欲，已之所恶，则人之所恶。”(27) 人的本性是自然， 自然趋向快乐，因此作《乐学歌》:“人心本是乐”，以歌颂快乐人生。 他儿子王襞解释说:“鸟啼花落，山峙水流，饥食渴饮，夏葛冬裘，至道无余蕴矣。 ”穿衣吃饭是自然要求，顺应自然要求，就是至道和快乐。这就从理论上提出了“人同此欲”是“自然天则”的命题，强调人欲与天理并非天生对立，顺应自然的发展，以已欲度人欲，乃是顺人意应天理的行为，这在灭人欲盛行的中世纪无异是惊世骇俗之论。
由肯定人欲进而提出“尊身”的思想，认为“身与道原是一件，至尊者此道，至尊者此身。尊身不尊道不谓之尊身。尊道不尊身，不谓之尊道。须道尊身尊才是至善。”“道尊则身尊，身尊则道尊。”(28)由此相应的又提出“爱身如宝”的思想:“ 知保身者，则必爱身如宝。能爱身则不敢不爱人。能爱人，则人必爱我。人爱我，则我身保矣。能爱人，则不敢恶人。不恶人，则人不恶我。人不恶我则身保矣，能爱身，则必敬身如宝。能敬身，则不敢不敬人。能敬人，则人必敬我。人敬我，则吾身保矣。能敬身，则不敢慢人。不慢人，则人不慢我。人不慢我，则吾身保矣。此‘仁’也，‘万物一体之道’也。”并按此理推至‘齐家’、‘治国’、‘平天下’，认为“吾身保，然后能保天下矣。”(29)把尊身提到尊道的地位，认为保身与保国、保天下是一致的，这是对“身”的最高评价，显然，这“身”是依托个体的人而存在的，有身尊才能做到道尊，实际上已超越群体，属于个体性的范畴。在群体为本位的传统文化中，突出“身”的观念是个性苏醒的萌动。
所以王艮的日用之学不同于先秦的百姓日用而不知，他认为:“圣人知便不失，百姓不知便会失。”“圣人经世，只是家常事。”(30) 在这方面百姓与圣人是平等的，这不仅在于圣人也要像百姓一样生活，经理日用家常事，而且经义不到百姓中去传播，这经义就会失去意义，突出了百姓在文化传播中的重要作用。在实践中他的不事诗书，不假文字的悟道方法，给百姓的直入经典的堂奥打开了方便之门。使经典之教平民化，这是百姓日用之学的一大成效。虽然他所宣扬的是封建伦理学说中的一脉，但在缺少个体意识的封建伦理中，增加了个性化的色彩，这在当时是前无古人的成就。
人文启蒙在中国是艰难的历程，人文这一词语虽然早已被古人使用，但这是指人与人的关系，这关系是以群体为本位，尊卑贵贱等级严明，每种关系都有相应的道德规范，对这些规范的法典化、理论化就是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所以中国古代经籍中的人文，与人伦是同义语；而近代启蒙中的人文则是沿用西方启蒙运动中的人文观念，即崇尚个人自主、人格独立，追求人生幸福的反封建思潮，这与中国固有的人文观念有着不同的性质和倾向。呼唤个人意识的觉醒是近代中国启蒙的必然历程，它从明清之际开启，经过中断，再开启，前进又徘徊，直到20世纪初年章太炎才提出人的“自性”和“主体在人”的思想，并从科学的角度系统地论证了人的自然性，这是他在反驳梁启超“国家为主体”的辩论中提出的见解，可见这一点连维新运动的领袖人物也不能达到的高度，而百姓日用之学发展到明后期，恰恰在认识人的自然性、个体性和人同此欲三方面突破传统思想的禁锢，萌动了个人意识的觉醒。虽然在思想的总体上仍然不脱封建伦理的体系，在理论、行为上又有自相矛盾之处，但这是思想史上常有的文化现象，在20世纪初一些近代思想家们尚且面临叛离传统又回归传统的矛盾，在前近代的中国社会像王艮这样，从白丁起家，经商发迹，敢于标新立异，同身居高位，学问显赫的王阳明驳难，创立新学派，用今天的话来说，这是集工人、企业家和大学者为一身的人物，更何况他以先知觉后知的实践精神，走向民间，着奇装、乘异车，招摇过市，传布异端思想，宣称: “我知天，何惑之有?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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