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上，台湾的武侠电影，有三个高峰时期，一是1965至1970年，以胡金铨和张彻的武侠作品为代表；一是1976至1980年，以楚原的古龙系列为代表；一是1980至1995年，以金庸小说为代表。这三个时期，也正是台湾武侠小说受电影影响最大的时期。尤其是古龙和金庸的小说，每当电影上映，租书店就有供不应求之叹。至于1965年，则是武侠小说与电影关系转变的形态的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前，武侠小说改编成电影的数量，尽管较后来为少，且不名一家，不过就当时的出片率看来，数量还是相当可观，而「据原著改编」，充分尊重原著，是其最大特色，为配合小说长篇的故事情节，通常都不只拍一集，如《碧落红尘》甚至连拍了五集；自1965年以后，除少数影片外，几乎都是挂名改编，内容却往往与原著大相径庭。

2.广播与电视

台湾光复初期，经济尚待发展，有声传播以广播为主，1954年至1964年为台湾广播的鼎盛时期，各大小广播公司达八十家左右。其间武侠广播剧是特别受到欢迎的节目。

武侠广播剧以剧团担纲演出，通常是直接取武侠小说原文，叙述部分以主讲者陈说，而对话则分由团员模仿书中人物声口道出，从头到尾，就等于复述原文，几乎可以对照小说原文而听。当时的武侠广播剧究竟播演过几出，目前还未有人做研究统计，可是据笔者亲身经验，其中卧龙生的《飞燕惊龙》、《风雨燕归来》、《无名箫》等名作，均曾搬演过，而且广获好评。在当初的环境下，听广播剧已经成为民众夜间唯一的消遣（时段在夜晚七至八时）。值得注意的是，武侠广播剧都是以闽南语开播，这对向来富涵传统中国意味的武侠小说在台湾立稳根基，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台湾的电视事业，始于1962年台视的开播，其后1969年中视开播，1971年华视开播，挟着声光媒体无与伦比的势力，迅速取代了广播的角色，成为民众生活中的成素。1969年，中视开播，以一出「晶晶」的连续剧，衍生了至今犹为电视台重头戏的连戏剧传统。1974年，华视以武侠连续剧「保镖」，造成欲罢不能的收视风潮，引发了三台武侠剧的竞争，一时武侠名家，如卧龙生、诸葛青云、高庸、独孤红等，也先后投效电视事业，编制武侠连续剧。

武侠连续剧往往也改编小说而敷衍，卧龙生的《玉钗盟》、《神州豪侠传》，都是由他自己编制而上演的；甚至金庸的《鹿鼎记》，也曾被改头换面，盗用其中的情节播映。

由于武侠剧的风行，社会舆论「好勇斗狠」的批判声浪极大，因此在70年代的末期，一度遭到禁播，1980年，中视甚至取消了连续剧，改播带状的益智性节目。但是经不起广告量的锐减损耗，终于还是屈服在观众的喜好之下。

1982年，在台湾武侠连续剧「保镖」影响下催生的香港武侠连续剧，取古龙脍炙人口的《楚留香传奇》，改编成「楚留香」，回馈台湾，一时风靡全台，由黄沾作词的「楚留香」主题曲——「湖海洗我胸襟，河山飘我影踪」，几乎无人不唱，不但在电视史上兴复了武侠传统，更直接缔造了武侠小说的「古龙世纪」。其后，古龙的《陆小凤》、《绝代双骄》陆续制播，一直收视率居高不下。1979年，金庸的武侠小说解禁，《倚天屠龙记》、《神雕侠侣》等名著，也一一搬上荧光幕，直到现在，金庸的《天龙八部》、《射雕英雄传》，虽然已是再度制播，依然魅力不减。

在武侠名家之中，卧龙生、古龙、金庸与温瑞安四位，是连续剧的「大宗师」，几乎相关名著，都已经制播过连续剧。每逢连续剧播映武侠片，坊间租书店的小说，立刻供不应求，充分显示了小说与媒体的互动关系。

3.漫画

台湾的武侠漫画，始于1958年的叶宏甲漫画《诸葛四郎大战魔鬼党》和陈海虹的《小侠龙卷风》（改编自墨余生的《琼海腾蛟》）。其中，叶宏甲的「四郎真平」是武侠人物偶像化的开始，不过，真正以武侠漫画引起瞩目的是陈海虹不计其数的作品，以及他的弟子游龙辉、南台湾名家许松山。在1967年国立编译馆执行「审查制度」以前，武侠漫画风行全台，如洪义南、陈益南、泪秋等漫画家，也画了百部以上的武侠漫画[11]。这些漫画，部分取材于电影、电视，不过大多数都是由武侠小说简化而成，其中陈青云（《血魔劫》、《残肢令》）、田歌（《武林末日记》、《车马炮》）等所谓的「鬼派」小说家的作品，最为漫画家所青睐。「鬼派武侠」的特色在于情节简单、人物众多而无足轻重，血腥杀戮气息极浓，颇适合以画面造成惊耸效果，在漫画的助成长下，鬼派也名噪一时，也可以略窥武侠与漫画间的互动。

台湾的漫画界，在国立编译馆审查制度的扼杀下，自1967年以后，几乎停滞不前，市面上流行的全都是由日本盗印翻版的东洋漫画。与金庸武侠小说的解禁同时，由于受到香港黄玉郎所画的《中华英雄》、《如来神掌》的影响，武侠漫画又告复苏，郑问以中国水墨式的画风，于1985年绘制了《刺客列传》，其后《斗神——紫青双剑之一》、《阿鼻剑》陆续面世，成为当代武侠漫画的大家。不过，目前流行的武侠漫画仍以香港为主力，而且金庸武侠一枝独秀，如黄玉郎的《天龙八部》、黄展鸣的《神雕侠侣》、马荣成的《倚天屠龙记》、李志清的《射雕英雄传》、何志文的《雪山飞狐》，都吸引了许多读者。此外，新武侠名家黄易的《寻秦记》，则正在拓展他的影响力。

武侠小说研究概况

武侠小说基本上是以其所挟持的巨大影响力引起瞩目的，因此，相关的评论，亦在武侠小说恩怨情仇或刀光剑影的昂扬乐声中，翩翩起舞，可以见到明显「随时以宛转」的现象———亦即武侠小说流行面愈广，相关的评论意见也愈多。就学术研究的立场而言，这种充分受限于「流行」的评论，显然缺乏一种独立与严肃的精神，由其是武侠小说在内容上向来为学者所不屑于齿及，而其产销机制又充满了浓厚的商业气息，因此整个评论的倾向，以讥弹批判为多，真正的「研究」，反而未见成熟———不仅强烈的反面意见，可以凭主观顺口而出，就是正面的肯定观点，亦笼罩在一股商品化的氛围中。

台湾的武侠评论，基本上可以皇甫南星在1979年发表的〈忍不住而说的几句话〉为断限，分成两个时期，而其间金庸武侠作品的解禁，是一个重要的关键。金庸由于个人政治立场与台湾当局有忤，其作品之流传，向来被改头换面的以司马翎的名义出版（如《鹿鼎记》即割裂成《神武门》与《小白龙》，韦小宝被改名为任大同），除了少数专家外，一般人并不晓得个中缘由，更无人撰文介绍讨论。1979年，台湾当局正式解禁金庸作品，并由政府出面延揽他参与国建会，中时、联合两大报纷纷抢刊其作品及相关讨论，迅速形成了一股「金庸旋风」。皇甫南星的文章，正是以反对的立场，企图「力挽狂澜」的，以目前仍方兴未艾的「金学研究」看来，此文以鲁阳挥戈的姿势，为自民初以来的「武侠压抑」，写下了一个句点。

在1979年以前，台湾相应的武侠评论，除了冯承基、罗龙治及叶洪生少数评论者外，基本上延续的是30年代左翼文人的观点，关心的是武侠小说内容对社会所造成的「负面影响」[12]，从而将之定位为「次级文类」[13]，主张以「文艺控制」的手段，遏止小说的流行。这类的评论，尽管文章并不多见，论点也很主观，但由于大体透过报纸社论或新闻报导的方式宣传，并直接付诸相关行动（例如影视、漫画的审查制度及几次的查禁项目），却产生极大的舆论压力，足以使学者望武侠而却步。

皇甫南星的观点，基本上可以视为前期评论的典型[14]：

…………武侠小说之所以不值得过分重视和提倡，倒不是因为它全凭虚构或不能反映现实的社会人生，而是在武侠小说中我们很少能找到伟大的理想和优美的情操足以提升我们生命的； …………古时纣用象箸而箕子为之深忧，因为有了象箸必配以金杯，有象箸金杯必配以玉案华筵，有了玉案华筵必配以乐舞，如此类推下去，商朝危矣。一双象箸是侈靡的开始，而商纣果然因此而亡。武侠小说的提倡更甚于一双象箸。因为从此以后，大家可把读武侠小说看作高级的事， 把逃避现实当作正常； ………我们社会供人排遣闲暇的东西已太多了，从连续剧到东洋漫画都是，武侠小说充其量不过其中一种，不值得也不该提倡； ………哗众取宠，混淆视听，更增国家处境的艰窘，于人于己，两无裨益。

皇甫南星的隐忧，于文中历历可见。值得注意的是，此文的发表很明显是针对着金庸小说解禁后所流行的「金庸旋风」而来，然而，时移世易，已经无法再说服人心了。台湾的武侠评论，也自此后开始逐步真正展开。

事实上，尽管社会舆论的压力庞大，若干家长甚至「禁止」青少年阅读武侠作品，不过，自由而多样化的作品风格、商业社会的个人心理需求、娱乐媒体之缺乏等等因素，皆有助于武侠小说迅速地攫获了大量的读者，就连若干表面上可能断然否定武侠小说的文人学者，也曾是其中之一。于是，武侠小说的地位就显得尴尬而暧昧起来，一方面，它是无法登大雅之堂的通俗作品；一方面，它又不能不让人正视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而此时的社会状况较诸民初的扰攘，已大相径庭，不可能再有强力规范的文学控制出现，因此，也就在武侠小说的尴尬与暧昧中，武侠评论展现了另一个发展的契机。

此一契机的展现，是从企图「发掘」武侠小说的「优点」着眼的。在浓厚的武侠压抑氛围中，欲冲决而出，势必须有新的视角，冯幼衡的〈武侠小说读者心理需要〉，于1978年，以社会学的方式，调察访问了武侠小说的读者，从读者的心理需求，印证了寻求娱乐、认同、对传统价值的肯定、发泄情绪、逃避现实、补偿心理等读者阅读心理的假设，并以为「现代武侠小说虽然还没有多大的文学价值，但其对民间的影响，将来未必不能在文学史上占一席地」[15]，就是一次颇具意义的尝试；罗龙治〈武侠小说与娱乐文学〉一文，则从武侠小说类型风格的特性————无论是取材、内容、笔法，皆充满「思古之幽情」出发，肯定了武侠小说所传布的传统伦理价值，并自「娱乐」的角度，宣称「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的寂寞景象，也都变成了现代大众的娱乐消遣品」[16]，也是一种新的视角。在此，「娱乐」一词被重新界定，超越了纯粹肉体感官美感的追求，而与心灵体会结合为一，十分具有前瞻性。可惜的是，类似的篇章不多，亦缺乏后继者的发挥。

不过，假如将此时批评者所透露出来的侠客观念作一番省思，却是极富意义的。大体上，此时期的整个批评趋势是倾向于「反武侠」的，然而此一「反武侠」却未必是「反侠客」，事实上，清代所建立的义侠形象，在港台等自由地区，非但未受质疑，反而在武侠作品多姿多采的刻划下，塑造成了一种新的偶像————无论面貌、武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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