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参见翁文信〈从副刊连载看武侠的文学活动〉,《中国武侠小说国际研讨会会议论文》,页6-1~6-25。
[10] 有关武侠电影的研究分析,向来缺乏具体资料,笔者据梁良所编之《中华民国电影影片上映总目(一)》 —民国38年至71年》(台北:中华民国电影图书馆,1984)统计,截至1982年止,属于武侠电影的部分,约有996种,其年份曲线图请参看附录。其中可以确定为自武侠小说改编者,约在百部左右。
[11] 关于台湾漫画的发展,请参考洪德麟《台湾漫画四十年初探》(台北:时报文化,1994)。
[12] 这些「负面影响」,大抵不脱离怪力乱神、逃避现实、好勇斗狠之类,最常见的批判方式,就是举社会新闻中的「逃家学道」、「荒废功课」为证。
[13]「文类等级」的观念,是自「文学类型」概念中衍生的,文学类型的区划,原是概括性的一种方便解说,其意义在于自类型区划的过程中,透过对某种类型特色的掌握————如取材、表现手法、历史成规等一整套相关的理论,更精确地体认到作品及其创作活动的性质。就理论上说,各文学类型之间仅具有相互影响、部分重迭的因素,并无所谓的「等级差异」,但是,由于时潮、政治、社会道德等种种观念的介入,乃不可避免地含有浓厚的价值判断,于是就出现了「文类等级」观念,有意无意间将某种文学类型的地位褒崇或贬抑。在中国文学史中,「文类等级」的观念一直是深入人心的,例如古文、诗词、小说三者,就明显有抑扬浮沉的现象,民初由于梁启超诸人极力提倡小说的缘故,使小说在一夕之间,摆脱了传统被目为「小道」的束缚,跃居各种文学体裁之首,但在此时,却又在小说本身类型划分的争议上,再度浮现,此即「典雅小说\通俗小说」的区划,武侠小说之被定位成「次级文类」,实际上代表了通俗小说的普遍命运。
[14] 引文见《书评书目》第二十六期,1986年10月,此处引述不连贯。
[15] 见《新闻学研究》第21期,1978年5月,页43~84。
[16] 见冯幼衡前文所引。
[17] 在大陆方面,自从改革开放以后,接受了港、台经验的洗礼,通俗文学创作从复苏到热潮暨销歇,可谓是港、台武侠小说发展的缩影。由于观念的转变,大量关于武侠的学术性、通俗性论著,纷纷涌现,武侠小说亦获得前所未有的重视。尽管由于信息的隔膜与旧有观点的阴影未能涤除,疏漏处颇多,但一股将武侠小说作理论架构定位的趋势,也已逐渐形成。
[18] 评论商品化的现象,也见之于大陆研究武侠小说的风潮中,武侠既成为社会时髦的读物,连带着武侠评论也成为奇货可居的商品,出版社既悬购重金以求,学者因禄利之迫,肯率然贩卖知识的,亦所在可见,于是一部部草率成书,破绽百出的「武侠丛书」,纷然出炉,叶洪生讥之为「盲侠」,实非无的放矢,深中其弊。
[19] 关于金庸小说研究,笔者曾撰〈「金学研究」及相关论著目录〉一文,即将出版,可以参看。
[20] 见倪匡《我看金庸小说.自序》(台北:远流出版社,1997再版)。
[21] 见倪匡《我看金庸小说》,页9。
[22] 见《中华文化复兴月刊》第9卷第4期,1976年5月,页44。
[23] 大陆学者在侠客的理解上,往往忽略了「历史」问题,唯陈平原的《千古文人侠客梦》(1992),能摆脱僵化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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