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侠研究的正式开展

1979年，金庸的作品解禁，两大报纷纷以大篇幅介绍金庸，并刊登了著名学者如曾昭旭、孟绝子、段昌国等人的评介文章，为武侠时代的来临，揭开了序幕。1980年9月，远景出版社正式发行金庸十年修定后的作品《金庸作品全集》，7月，倪匡《我看金庸小说》出版，为武侠时代掀起了高潮。此后，文人学者一改旧态，津津乐道，敢于放胆畅论武侠，虽然其间不免含有浓厚的商品化色彩，且几乎都以金庸作品为评介核心，但也汇聚了菁英的文人学者，为武侠评论注入了一股清新的活力，不但金庸的作品获得前所未有的重视，其它武侠名家，如梁羽生、古龙等，逐渐浮出台面，成为一时重镇，连带着，相关武侠的讨论也一波一波展开，以下将几次重要的讨论胪列，以窥其一斑：

　　　1983年，联经出版《近代中国武侠小说名著大系》，并附多家评论。

　　　1984年1月，《中国论坛》制武侠专题。

　　　1984年10月，《联合报》制《侠之美》专辑。

　　　1986年4月，《幼狮月刊》制作《武侠纵横谈》专辑。

　　　1986年9月，《联合文学》制作《武侠小说专辑》。

　　　1990年5月，《国文天地》制作《永远的中国侠》专题。

　　　1992年4月，淡江大学中文系主办「侠与中国文化学术研讨会」。

　　　1992年春，叶洪生编《台湾十大武侠名家代表作》，并作评介。

　　　1996年9月，淡江大学开设「武侠小说」课程，由林保淳授课。

　　　1998年5月，淡江大学、东吴大学及汉学研究中心举办「中国武侠小说 国际学术研讨会」。

　　　1998年11月，远流出版社与中国时报举办「金庸武侠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

此外，1987年底，香港中文大学主办「国际首届武侠小说研讨会」，1989年1月，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研究所主编《武侠小说论卷》，1998年5月，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举办「金庸小说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虽非在台湾举办，但参与者不乏台湾的学者。在短短的十数年间，即能有多次的集中讨论，盛况可谓是空前的。[17]尤其可贵的是，学术单位不惜「降尊纾贵」，投入武侠讨论的阵营，香港中大、台湾淡大、东吴、汉学研究中心皆主办了武侠学术性研讨会，1992、1993、1995、1997、1998年6月，龚青松以《蜀山剑侠传————异类修道历程研究》，林建扬以《平江不肖生之「江湖奇侠传」、「近代侠义英雄传」研究》，杨丕丞以《金庸小说「鹿鼎记」之研究》，许汇敏以《金庸武侠小说叙事模式研究》，罗贤淑以《金庸小说研究》，陈康芬以《古龙小说研究》为题，分别取得了中国文学硕士学位，1996年，淡江开设「武侠小说」课程，都是一个极富前瞻性的开始，至此，武侠小说研究方始称得上是研究。

在这波武侠研究的风潮中，值得住意的是武侠小说原来具备的商品化特征，借着评论的展开，更获得了印证[18]。我们几乎可以说，武侠研究是在一种商品化的机制下受到催生的。在商品化的催生下，金庸一时间成为时代的宠儿，几乎成为了武侠小说的象征。金庸本身是一个相当传奇的人物，由于政治立场上的坚持，使得他在海峡两岸的对立中，处境尴尬，两面为难，但自从两岸关系「解严」后，此一尴尬，反而成为纵横捭阖于两岸的凭借，无形中已成为媒体的焦点，甚具新闻价值；而他的武侠作品，又能突破两岸政治禁忌的荆棘，流传不歇，连带着也成为众所瞩目的目标。现代文学作品的商品化，藉助于新闻的性质，远较过去为重，金庸此一新闻价值，自然成为其作品促销的一个基础。远景出版社出版《金庸作品全集》，显然经过充分的规划，一方面鼓励、邀请知名学者，于各大报间发表金庸武侠评论，以作先声，一方面又紧锣密鼓地筹划出版事宜，更在短短几天之中，邀请金庸好友倪匡，在五天内即撰成六万字的《我看金庸小说》。由于媒体上的宣传，再加上金庸小说潜在的魅力，遂使武侠时代成为了「金庸的时代」，远景出版社欲罢不能地出版了二十几本畅销的《金学研究丛书》，正是明证。

「金学」的商品化性质，从严肃的评论立场而言，是具有重大瑕疵的[19]，因为这些「急就章式」、充满个人随性主观认定的评论，不免会混淆了武侠小说的真实面貌。事实上，金庸的武侠小说成就，不等于武侠小说的成就，过分推崇金庸，甚至类似「古今中外，空前绝后」[20]的阿谀之词，无异即以金庸作品横扫一切武侠小说，以金庸作品为绝对的标准，宣告了武侠小说的死刑，同时更埋没了其它武侠作品的价值。因为，金学研究，充其量只说明了「武侠小说应该如何」或「可以如何」的问题，但对「武侠小说究竟是如何」的问题，却无法显现出来。毕竟，是武侠小说，而非金庸的武侠小说造成近一甲子以来的武侠小说盛况。

然而，武侠评论的商品化，却也对武侠研究开启了一条坦途，毕竟，评谈武侠既是众所关注的焦点，其间自必亦有些较严肃、较学术性的文字，而即使是歌功颂德式的评论，亦难免有吉光片羽之处，如珍珠之出于瓦砾，弥足宝贵。就在此一坦途上，我们可以看到武侠研究实际已有了相当大幅度的进展。

「武侠研究」诸面相及相关问题

从研究的角度而言，「武侠」原就是个诱人的题目，此所以尽管在对武侠小说极力批判的浪潮中，依然有许多学者热衷于探究所谓「侠客」的面貌，从章太炎的〈儒侠〉和梁启超的〈中国之武士道〉开始，冯友兰（1935，《原儒墨》）、陶希圣（1937，〈西汉的客〉）、顾颉刚（1940，〈武士与文士的转换〉）、钱穆（1942，〈释侠〉）、郭沫若（1943，《十批判书》）、劳干（1950，〈论汉代的游侠〉），到刘若愚（1967）、孙铁刚（1973，《古代的士和侠》）、唐文标（1976，〈剑侠千年已矣〉），都曾针对此一问题发表过重要的论述。不过，「武侠小说」既属一种文学类型，被界定成「武＋侠＋小说」[21]，自然不能仅仅讨论其主要人物形象的历史意义，而需就文学层面作更深入的考察，在此，文学的主体性是必须获得强调的，否则，谈不上是文学研究。然而，民初武侠小说自兴起以来，尽管负荷着许多学者专家的批判与关注，只是，他们关注的面向，并未从文学的主体性出发，例如题材选择的自主性、侠客文化的形成、小说实际的文学艺术成就等等，反而过多的以社会功能的角度，针对武侠小说所引发或可能引发的社会效应，提出批判或辩护。文学社会功能的相关讨论，原是文学理论中极为重要的一环，无论是持正、反两方面理论的学理，都以不同关注的焦点，提出了颇能自圆其说的理论，自不能以此指摘学者的不是。然而，文学理论本身，最大的意义在于提出一个「可能依循的准则」，而非一种「强制性的规范」，文学创作者于此有依其意志作自主选择的权利；过度强调其功能性的一面，姑不论所谓「功能」的诠释，往往随时递变，难以划一，例如「教化意义」与「娱乐消闲」两种对峙的观念，从功能角度而言，即大有讨论的空间；更重要的是，其背后所支撑的观念，一直是一种超于文学层面的「威权」，此一威权，非但决定了作者「应该写什么」，更规定了读者「应该读什么」，即此，文学的自主性，殆将消失得无影无踪，反成为文学的致命伤，最终就演变成「题材决定文学艺术性」的局面。很明显的，这种观念忽略了在整体文学构成环节中的「读者」要素，读者的多面向需求遭到抹煞。质实而论，这些学者所要求于文学的，无非是在模塑出他们心目中所认可的「合格的国民」而已！问题在于，社会多元化的发展，将彻底粉碎此一观念。只是，这种观念挟着传统文学观的力量，早已形成一种「颠扑难破」的文化迫力，至今仍深入人心，难以锄拔。一部分的学者，可能连几部武侠小说都没看完，即敢放言高论，肆意讥弹；即使有若干学者明知此论所隐藏的危机，同时也真正心仪某些作家与作品的丰采，也怯于冒天下之大不讳，不敢提出异议，顶多以玩票性质，针对某部作品，聊抒心声罢了。

从1979年至今，情况大有改观，武侠研究的进展相当迅速，在短短的十几年间，就已经有数以百计的论文出现，无论是短幅、长编、专著、论集，甚至鉴赏辞典，皆琳琅满目，斐然可观。大体上，此时武侠小说的地位和价值，虽然未必已形成共识，但一股将武侠小说重新定位的趋势，已然无法遏止。为清晰眉目起见，我们可以分以下几个层面来讨论：

1、侠客意义的厘清

在唐文标于1976年发表〈剑侠千年已矣〉[22]之前，「侠客」一词往往是笼统而暧昧的浮现在学者主观的意识中，无论是持若何观点的学者，皆很明显地忽略了在长达二千年之久的「侠客存在史」中，各个时代所赋予的侠客意义是绝不可能一致的，尤其是文学作品中的侠客，基本上是一种主观意识的投射，与历史上的侠客未必吻合，任何人企图以一种单一的观念去作诠释，皆不免顾此失彼。唐文标首先发现了这个问题，认为：

　　　「游侠」这些现象，在各个朝代是有不同意义的，粗略来分，也许可以 分为先秦时代，两汉时代，晋唐时代，和宋明以后的现代。最少，也应分为唐以前，唐以后的不同。

尽管唐文标并未细论侠客在各个不同时代的不同意义究竟如何，但此一顾及时代殊异性的区分，显然是相当睿智的，尤其，他指出了唐代————文学史上小说体裁的划时代————的重要性，暗示了「历史之侠」与「文学之侠」的分野，是一个极具关键性的启示。因为，这对我们研究判断古典侠义小说或探源现代武侠小说精神的根源，皆有直接的影响。韩国学者崔奉源在1986年出版的《中国古典短篇侠义小说研究》，正因为忽略了各时代的殊异性，所论固然可谓卓然成家，亦难免令人遗憾。1987，龚鹏程的《大侠》，以唐人小说为主体，针对此一问题，开始有了明晰的划分和进一步的探讨，可谓相当能醒豁时人耳目。1992年，笔者于淡江论剑时发表的〈从游侠、少侠、剑侠到义侠————中国古代侠义观念的演变〉及后来的〈唐代的剑侠与道教〉，皆陆续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当然，相关的问题还很有讨论的空间，众人所论，亦未必就是定论，不过，侠客的形象至此已不再模糊笼统，亦足谓是一个进展。

侠客观念的厘清，是台湾武侠研究中最值得称道的一环，相对于大陆的武侠研究，仍依违在「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的意识形态中，很明显是超越许多[23]。

2、「专家＼专著」的研究

相对于过去武侠评论的对象，往往皆是「泛论武侠小说」的性质而言，此时对单一作家或作品的关注，明显是一大进步。金庸的解禁，几乎造成了「武侠时代＝金庸时代」的特色，在商品化机制的催生下，1980年，倪匡《我看金庸小说》出版，其后81年到84年，从《再看》到《五看》，共出了五本专门讨论金庸作品的小说，推动了金学研究的热潮。此后，大量的金庸研究专书，纷纷出炉，港台方面，有杨兴安《漫谈金庸笔下世界》及《续谈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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