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文本中，铭、刻、刊、印等生产方式使经典成为具有稳定特性的“不朽之物”，古埃及人把王对神的忠诚刻在金字塔上，希伯来人把上帝与摩西的立约刻在石板上，古罗马人把共和国的法律铭刻在铜表上，中国古代的某些统治者把求神问卜的结果烙印在甲骨上……它们代表中心的权威和永恒的渴望。直到今天，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信赖与信誉仍常常离不开“合同为文”或“立字为据”。相比之下，超文本没有固定的结构，没有稳定的形态，没有不变的规则，没有可靠的界限，因此，超文本失去传统经典文本那种明确的中心地位和稳定的权威性，但是，作为人类进化史上自“钻木取火”以来最伟大发明的互联网，也给超文本带来了传统文本永远难以望其项背的艺术魅力和技术优越性。

首先，互联网吐纳天地、熔铸古今的博大胸怀，使超文本具有超乎想象的包容性。照兰道的说法，整个互联网原本就是一个硕大无朋的超文本，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能无与伦比地凸显出文本潜藏的“互文性”，使文本之间相互依存、彼此对释、意义共生的潜能得到最充分的呈现或迸发。超文本另一个非同寻常的力量在于，它能轻而易举地将传统文本千年帝国的万方疆土，悉数纳入比特王国的版图。因此，在“具备万物、横绝太空”超文本面前，任何辉煌灿烂的传统文本都将为之黯然失色。

我们知道，每一部经典文学作品，都是一个既自足又开放的世界。例如，曹雪芹的《红楼梦》原本是一部没有结尾的残稿，自这部“天缺一角”的奇书问世以来，它一直吸引着骚人墨客的“补天之作”，据一粟编著的《红楼梦书录》所列，颇有脸面的续作就有30部之多。它的残缺破损之处，反倒为雪片翻飞的续作留下了翩翩起舞的“互文性”空间。谁料这种“结构性缺憾”，反倒成全了“残书”的“互文性无憾”？对此，王蒙有过这样的感叹：“请问，有哪一位小说家哪一部小说有这样的幸运，有这样的成为永久的与普遍的话题的可能？此时无声胜有声，此书无结束胜有结束。不让《红楼梦》有一个符合标准的结尾乃是最好的结尾，不让完成就是最好的完成 。这简直是天意，苍天助‘红’！要说遗憾，这遗憾与整个人类对世界对人生的遗憾，与‘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遗憾相共振。正是这种遗憾深化了《红楼梦》的内涵，动人得紧，。善哉《红楼梦》之佚去后四十回也。”[xvi]这种动情的赞叹固然不乏精彩与精辟，但王蒙把《红楼梦》说成是空前绝后的“经拉又经揣，经洗又经晒”的文本就未免有些绝对了。说到底，《红楼梦》也不过只是网络超文本的基本细胞而已。对成功的名著，海明威曾有过著名的“冰山之喻”。如果说80回“红楼”是飘浮于海面的冰山，那么它沉浸在水中的主体部分，理应是一个相对开放的“互文性”世界。离开了这个比文本本身丰富得多、精彩得多的“互文性”世界，再美的“红楼”，也不过是极尽雕梁画栋之绚烂的一堆土木砖石而已。

值得注意的是，与超文本相比，即便是《红楼梦》这样的皇皇巨著也明显有其致命的弱点——形式与内容的双重局限。吴伯凡在《孤独的狂欢》中把专论“超文本”的章节命名为——《“超文本”：从“死书”到“活书”》。他把一切纸媒文本称为“死书”，因为它们不仅装订“死板”、印刷“刻板”、编排“呆板”，在内容上说也万万不及现实社会的生气勃勃、多姿多彩，在不断发展的真理面前它们更加显得焦虑无依、进退失据。极端的例子是禅宗，的其创立者为了避免常青的真理之树因“刻版”而“死于言下”，甚至主张提出了“不立文字”的极端主张。不难想见，文本“死”“活”的天壤之别，禅家早已了然于心。因此，即便是《红楼》一样壮丽的冰山，与超文本的浩渺汪洋相较，也只能显出一滴水珠般的微渺。

尼葛洛庞蒂说过，“印刷出来的书很难解决深度与广度的矛盾，因为要想使一本书既具有学术专著的深度又具有百科全书的广度，那么这本书就会有一英里厚。而电脑解决了这个矛盾。电脑不在乎一‘本’书到底是一英寸厚还是一英里厚。如果有需要，一台网络化的电脑里可能具有10个国会图书馆的藏书量。……即使我把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所有书下载到我的电脑里，我的电脑也不会增加一微克的重量。”[xvii]因此，即便是《红楼》一样壮丽的冰山，与网络超文本的浩渺汪洋相较，也只能显出一滴水珠般的微渺。

“大而无外”的网络空间这种“不知轻重”的品格赋予了超文本无限的延展性，超文本也因此具有无中心、无构造、无主次的灵活多变的特点，显然，这是传统文本向往已久却永难企及的理想境界。按照罗兰·巴尔特的说法，传统文本也并非一个封闭的孤城，那些被阅读的文本，貌似一个自成一体的小世界，实际上那只是为对话提供一个相对静止的场景而已。巴尔特在《S/Z》中所设想的理想的文本，就是个网络交错、相互作用的一种无中心、无主次、无边缘的开放空间。文本根本就不是对应于所指的规范化图式，就其潜在的无穷表意功能而言，“理想的文本”是一片“闪烁不定的能指的群星”，它由许多平行或未必平行的互动因素组成。它不像线性文本那样有所指的结构，有固定的开头和明显的结尾，即便作者提笔时情思泉涌，搁笔时意犹未尽，但被钉死于封面与封底之间的纸本至少在形式上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小世界，全须全尾，有始有终。

传统文本的情况是，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超文本的情况要复杂得多：同一个读者也可以读出一千个“哈姆雷特”来。在超文本语境中，古今中外所有的“经学家”、“道学家”、“革命家”、“才子”和“流言家”的知识背景都浑然混合一体，没有孔孟老庄之别，也没有儒道骚禅之分，希腊罗马并驾齐驱，金人玉佛促膝而谈……一切学科界限，一切门户之见，在超文本世界里都已形同虚设。面对网络世界的浩瀚无垠，让人联想到黄兴《太平洋舟中》的慨叹：“茫茫天地阔，何处着吾身？”超文本像一个既没有此岸也没有彼岸的大海，承载着无数的舟船，虽然没有故土，却处处都是家园，无尽的连接、无尽的交错、无尽的跳转、无尽的历险……网上冲浪者，就像那汪洋中的一条船，但他永远不用担心迷失方向。因为，网络备有包举宇内、吞吐八荒的引擎，它总能让人在文本的汪洋中随时准确地找到航道。

其次，超文本使文学得以解放经典的禁锢，冲破语言的牢笼。它不仅为创作、传播与接受提供了全新的媒介，它还让艺术家看到了表情达意走向无限自由的新希望。众所周知，妥善处理思维的多向性与语言的单线性之间的矛盾，一直是白纸黑字的“书面写作”必须跨越的铁门槛。刘勰曾经感叹“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陀斯妥耶夫斯基也曾深深地体验过“语言的痛苦和悲哀”。而超文本写作则正是一种将“翻空易奇”的千头万绪“网络”为一个整体的制作过程。“文不逮意”似乎不再是作家的心头之患。从这一点看，今天的作家是幸运的，他们找到了“超文本”这一解决传统作家“言意困惑”的有力武器。

世界万物之间原本就是一种非线性关系，所谓线性关系不过是非线性关系中的特例而已。现实世界中并不存在纯粹的线性关系，这就如同现实生活中根本就不存在像理论一样纯粹化的直线一样。由于超文本使用的是一种非线性的多项链接，“写读者”[xviii]可以随心所欲地在相互连接的节点之间轻快跳转，形形色色的文本在聚合轴上任意驰骋。守着方寸荧屏里这个无限开放的超文本世界，便足以“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

从文学创作的角度看，作者的思绪路径往往是复杂、闪烁、诡变、不可意料的，关于这一点，《红楼梦》或《管锥编》都是生动的例证。从超文本的起源看，人脑本质上就是超文本最初的母本，它是既呈现多姿多彩又符合规律规则的奇妙混合体。可以说，互联网和超文本既是人脑的产物，同时也是人脑的摹本。它们的大多数奥秘都早已在观念和实践的层面悄然地成形于传统文本的潜能中。因此，我们在讨论传统文本时，超文本的许多特征就已经不言而喻。

从文学接收的角度看，读者的联想往往也和作者的思路一样错综复杂，千回百转。《红楼梦》（第23回）中林黛玉听《西厢记》就是经典的例子：黛玉听到“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十分感慨缠绵；听唱“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不觉点头自叹。听了“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这两句，不觉心动神摇。又听见“你在幽闺自怜”等句，亦发如醉如痴，站立不住，便一蹲身坐在一块山子石上，细嚼“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八个字的滋味。忽又想起前日见古人诗中有“水流花谢两无情”之句，再又有词中有“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之句，又兼方才所见《西厢记》中“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之句，都一时想起来，凑聚在一处。仔细忖度，不觉心痛神痴，眼中落泪。

在林黛玉的脑海里，“姹紫嫣红”、“良辰美景”、“如花美眷”、“流水落花”等脆弱美丽、清雅虚幻的形象，以互文的形式构成了盘根错节的“超文本”——眼前耳边，戏里书外，往日今朝，千头万绪，凑聚一处。于是她点头自叹，与作者形成了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忘情交流，并渐渐进入如醉如痴的共鸣境界。此时，读者与作者、语言与情感、戏文与诗文、心境与环境、黛玉与莺莺、《西厢》与《红楼》……样样浑然一体，全然没有分别。至此，“心痛神痴、眼中落泪”的究竟是听《西厢》的林黛玉，还是写《红楼》的曹雪芹？抑或是“神痴”于“林妹妹”的读书人？对于一个沉浸于《红楼梦》的读者而言，这一切不过是一团虚幻而杂乱的思绪与情感而已。如此复杂的审美体验，是很难给那些缺乏知识或缺少心境的读者带来应有的艺术想象的。相比之下，网络超文本对经典作品的通俗化、快餐化、图像化、影视化、视频化等等，为满足文学经典消费不同层次的需要，提供了多种渠道和途径。“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超文本把高雅艺术从贵族的深深庭院带到了大庭广众中间。

更为重要的是，在网络语境中，作为超文本组成部分的每一作品都将“从符号载体上体现文本与文本之间的关系，或者某一文本通过存储、记忆、复制、修订、续写等方式，向其他文本产生扩散性影响。电子文本叙事预设了一种对话模式，这里面既有乔纳森·卡勒所说的逻辑预设、文学预设、修辞预设和语用预设，又有传统写作所没有的虚拟真实、赛伯空间、交往互动和多媒体表达。”[xix]不仅文学经典平添了多重身份并获得了千变万化的本领，一般作品也可能在无休止的变形改造过程中成为优秀艺术品。

超文本的网络链接，让作者和读者可以在无穷尽的阅读可能性之中肆意游荡。“写读者”如同乘坐洲际旅行的空中客车，它可以忽略时间的存在恣意逍遥地穿越天南海北。在网络的登陆处，最初的文本或许会如机场的跑道一样清晰，但随着游览眼界的不断扩大，一条条道路渐渐变得模糊起来，作为网上逍遥客，我们究竟“从何而来，向何处去”有时也变得不再十分明确，开始的目的地在缤纷多彩的旅途中已变得无足轻重了，那些曾经魂牵梦萦的城市因尽收眼底而顿时丧失了神秘的魅力。事事变得如此轻而易举，样样得来全不费功夫。  

所有神话般的惊人变化，都源于这样一个秘密——“超文本”背后隐藏着一个比特化的“文献宇宙”（Docuverse）[xx]。正是凭着这个“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Docuverse”，超文本才能施展魔法把“写读者”带到一种理想的艺术境界：“刹那见终古，微尘显大千”。

第三，超文本不仅穿越了图像与文字的屏障，弥合了写作与阅读的鸿沟，而且还在文学、艺术和文化的诸种要素之间建立了一种交响乐式的话语狂欢和文本互动机制，它将千百年来众生与万物之间既有的和可能的呼应关系，以及所有相关的动人景象都一一浓缩到赛伯空间中，将文学家梦想的审美精神家园变成更为具体可感的数字化声像，变成比真实世界更为清晰逼真的“虚拟现实”。对文学而言，这是一场触及存在本质的革命，那种认为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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